从《徐永昌日记》看西安事变之善后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对采取何种方式善后并未达成一致。事变之初,国民党要员大多战和不定,随着时局变化,通过政治手段平息事变,逐渐获得各方势力的认同。西安事变善后措施几经更改,张学良被囚禁,中央军进驻西安,然国民党的对共认识与态度在短时期内并未改观。值得注意的是,西安事变善后与绥远抗战相互影响形成合力,影响了国民党对日与对共的态度和决策。尽管国民党仍未放弃对中共的敌视态度,但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善后成为国共停止内战之契机,加速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进程。

徐永昌的教育观念与实践(1931—1936)——以《徐永昌日记》为中心

徐永昌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抗日战争爆发前夜,徐永昌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在其任省政府主席的1931年至1936年间,徐永昌以教育改革为突破口,取得了巨大成绩。他立足于阎锡山时期教育改革的初步探索,发挥山西教育的特殊优势,对各种教育资源重新整合,在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上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观念,并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改革实践。

在前往日本的海路上终于睡了个好觉 徐永昌日记:军令部长的失算与荣耀

徐永昌(1887—1959),山西崞县(现属原平市)人,字次宸。先后毕业于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北京陆军将校研究所、陆军大学第四期。抗日战争时期,徐永昌长期担任军令部部长一职,是当时中国军队中枢指挥机构的五部长之一。其地位之高,身份之特殊.

战争·危机·自救: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山西国货运动(1931—1936)

1931年后,徐永昌成为山西省主席,开始其在山西长达六年的经济建设活动。在民族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下,1930年代中央政府与山西省政府达成合作与共识,山西省进行政治动员与思想动员以推行国货,希望借发展国货一事助推经济复兴,进而为抵御日本入侵积攒国力。围绕山西发展国货一事,不仅是山西本省在危机之下进行经济建设与抵御日本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展现出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化与统一。

读者来信

@景延释:非常喜欢贵刊关于民国军政日记的专题。本人一直认为,日记作为第一手资料,尽管带有随意性与主观性,其价值仍然比转述、回忆录等更高。不过,关于民国军政人物的日记,有一些贵刊未提及的,如《阎锡山日记》《冯玉祥日记》《钱大钧日记》《戴安澜日记》《丁治磐日记》等,殊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