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变中的持守:徐世昌之学行与文化观考论

徐世昌在民国政坛上享有“文治总统”之誉,他出身翰林,毕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倡导。其学初奉程朱为圭臬,而兼尊汉学;甲午以后,为挽救危亡,虽曾短暂参与维新,但武昌之行,受张之洞的感召,遂接受其“中体西用”之说;时至民国,在历经世变后,因觉“理学空虚,无补实际”,由研读颜李之书而服膺其学,并希望通过以颜李学为核心的“中学”倡导,“转移风气”“维系世道人心”。与此同时,欧战后中外学人反思西方文明的弊端,徐世昌亦参与其间,倡导“调和东西文明”“广播东方文明”,期以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而《弢斋述学》作为徐世昌为数不多的独撰自述,不仅系统地反映了他的文化观,也体现出其调和东西文明的设想。

生存的探索与艺术的选择──论无名氏与徐讦的小说创作

生存的探索与艺术的选择──论无名氏与徐讦的小说创作宋剑华无名氏与徐牙是四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坛上的两位引人注目的现代派小说作家（与新感觉派小说相区别而言），虽然他们的身世经历不尽相同，但是共同的志向使他们在创作倾向及审美趣味诸方面形成了许多相似之处，如刻...

多元的综合——徐訏小说艺术论

徐訏小说吸收了民间的、传统的、西洋的多种文化质养 ,呈现出多元混交的复调特色。徐用通俗的形式阐发现代性的思考 ,又将现代人的哲思导向通俗 ;他拒斥传统又深受其影响 ,他拥抱西洋又不可能过早地创作出成熟的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作品。他在浪漫的幻境中陶醉 ,又在清醒的写实里沉思、抒怀。他将种种艺术因子综合运用于创作实践中 。

论徐訏小说的审美距离

徐小说的美感来自作家对审美距离的把握。他通过叙述时态、人称的选择、小说社会环境的隐蔽和情节的虚化、突转与巧合 ,并用象征的手法或象征化的整体叙述等来调适审美主客体之间的距离 ,从而使作品的通俗性故事具有了现代性思索与情感意蕴。

漂泊灵魂的安身之所——从徐訏小说看其人

徐讠于的小说如同一面镜子 ,映照出他不同时期的人生哲理体验。纵观他一生的小说创作历程 ,可从其个人遭际、现实环境、复杂性格三方面透视其作品的“内向性”。徐讠于是一个爱国作家 ,面对现实的无奈 ,他将一颗企羡于真、善、美的痴心沉醉于艺术、爱及宗教 ,一生漂泊的灵魂终得安身之所。

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一——序言作者韩方卓乃沈朝初之号说

"二十四史"之一的张廷玉等撰《明史》,在长达数十年的修撰过程中,形成了多部拟稿。这些拟稿的前后形成关系情况复杂,至今仍是史学史上有待彻底解决的重要学术课题。徐乾学作为总裁而编成了很有价值的一部《明史》拟稿,但由于学术界得知此拟稿存世为近年之事,特别是其序言作者署名"韩方卓",其身世难于查出,从而导致学术界至今对这部拟稿了解甚少,甚至出现重大误解。本文利用大量资料进行考证,提出韩方卓实乃清初苏州人沈朝初之号,目的在于揭开徐乾学《明史》拟稿神秘面纱之一角。

徐再思的元曲创作与名词铺排文本建构

徐再思是元代重要的散曲作家,存世的散曲作品虽然只有103首,多写闲情闺思,思想内容较为狭窄,但在语言表达上颇为讲究,其中在名词铺排文本的建构方面用力颇多,对形成其散曲作品优雅清丽的风格有很大影响。名词铺排是汉语中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有意味的修辞现象,自先秦时代的《诗经》开始便有创意造言的范本,之后历代诗、词、曲、赋乃至小说中都有名词铺排文本的建构。徐再思散曲作品建构的名词铺排文本,不仅数量较多,而且结构类型丰富,对于提升其作品的审美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铉的语言文字观

徐铉的语言文字观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他认识到汉字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其形体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文字与社会相互作用；重视篆、籀字体，推崇汉字“以形表意”的特点；使用反切注音法；汉字的形、音、义古今有变；区别对待俗体字，谨慎对待民间使用的异体字等方面。

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二——撰写简练得体张廷玉《明史》开路先锋之发现

徐乾学在清修《明史》时担任总裁官,其将很大部分列传初稿由繁改简,成98卷本《明史》一部,此部《明史》亦称《明史列传》。其书以简练为特点,并为王鸿绪、张廷玉等所继承、发扬光大,形成横云山人《明史列传稿》208卷、抄本《明史列传稿》162卷、《明史稿》310卷及《明史》332卷等简练本系统《明史》拟稿及《明史》定本。此系统与现存定本《明史》撰写初期形成的《明史列传》313卷、《明史》416卷、《明史列传稿》267卷等繁富本系统《明史》拟稿,鼎足而立,且以其符合一般正史之写法,其系列中之定本《明史》332卷名列史书经典系列"二十四史"之中,并声誉满天下。徐氏《明史》为撰写简练的定本《明史》的开路先锋,徐乾学在史学史上的贡献不可忽视。徐氏《明史》长期隐身埋名,不为世人称说。近年被纳入《明代史籍汇刊》影印出版,始为史界所注意,但其流传、价值等不见谈及,有待加强研究。

学人游幕与晚期北方桐城派之维系——以贺葆真与徐世昌交谊为中心

由于与桐城派的深厚渊源,徐世昌对桐城之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阐扬。在其幕府中聚集了大批的桐城文人,从而使桐城派在北方得以形成群体,并保持长久的影响。贺葆真作为晚期桐城名家贺涛之子,他的参幕经历虽有其特殊性,但也是晚期桐城文人由家学传承、桐城渊源而入幕徐府的缩影。通过梳理贺葆真与徐世昌的交谊及其参幕经历,可借之考察徐世昌幕府与晚期北方桐城派维系之关系。

徐艳玲小青龙汤加减治疗支气管哮喘

徐艳玲教授认为六淫之邪主时有异,四季感邪亦有区别,支气管哮喘可由多种原因引起,如地域、情志、痰饮及他脏病变累及于肺等,影响肺脏肃降功能,气不得降而上逆;徐师擅用《伤寒杂病论》外寒内饮经典方剂小青龙汤,治疗支气管哮喘,取其温化寒饮之功,辅以止咳化痰理气之品,灵活辨证,巧妙加减,降逆平喘,调节水气,综合治疗。"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后续加补脾益肾之品,扶助正气,温肺化饮。

徐甫陈生平考述——兼论“E考据”在家族史研究中的运用

徐甫陈(1865—1917),又名辅臣,字襄甫、襄辅,安徽怀宁人,是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外祖父。他一生先后在周馥、锡良、赵尔巽、赵尔丰、倪嗣冲等属下任职,历经河工、机器制造、钱粮转运、统兵、铸币、厘金等多项职务。1911年保路运动中,他率领所属的江安巡防营在泸州起义,与刘铭传之孙刘朝望建立川南军政府。通过家族口述与“E考据”、馆藏文献等多重手段结合考证,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徐甫陈的一生。家族记忆能够为文献考证提供人物生平、履历、官职等重要线索,而历史文献则可弥补家族记忆之不足,纠正家族记忆中的偏差。中国人重视家族观念,家族史也是大历史的折射。“E考据”则为史学参与现实社会生活,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路径。

论“新海派”作家群的小说创作

2 0世纪 40年代上海文坛以张爱玲、徐讠于、无名氏为代表的作家群宜称为“新海派”作家群 ,因为他们的小说既表现出鲜明的探索性和先锋性 ,又溶合着明显的商业性和媚俗性 ,这正是“海派文化”的特征。当然相对于 1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和 30年代的新感觉派来说 ,他们又体现出一种新的历史超越与综合。具体到每个作家的艺术追求又表现出不同的侧重与个性。

《说文解字》徐铉注音辨析

文章从汉字形、音、义及汉字字际关系的角度,借助相关历史音义资料,讨论了徐铉对“■”“郖”“■”“桶”“■”“■”“謱”七字的注音问题。我们肯定徐铉注音的同时,也应注意它存在的不足。

《说文》今音讨论

本文以《标点注音说文解字》(崔枢华、何宗慧校点)中为《说文》所注的音与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所注的音逐条进行了比较,在对近800条有分歧的材料加以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出现分歧的情况,造成分歧的原因,以及为《说文》这类古代文献注音的科学原则和方法。

《汉语大字典》引《说文解字》注音辨正

历史汉字的读音当以传统注音资料为依据,《说文解字》有大量的历史汉字,其注音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我们曾将徐铉反切与《汉语大字典》注音逐个进行比照,发现《汉语大字典》在《说文解字》的注音上存在取舍失当甚至张冠李戴的现象,本文尝试将徐铉反切、《玉篇》、《广韵》、《集韵》以及其他注音资料结合起来,对《汉语大字典》的注音选例进行辨正。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与佛郎机——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

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佛郎机)的关系,成为中国人将传教士视为是侵略者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人视葡萄牙人为侵略者,导致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初竭力掩盖与葡萄牙人的关系。1616年的南京教案,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然徐光启上强兵策,建议明朝军队引入西洋火器,并请传教士与澳门的葡萄牙人担任军事顾问。在传教士重返北京的同时,给中国人留下了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是同一集团的强烈印象。于是葡萄牙人是侵略者的看法被转移到传教士身上,导致传教士是侵略者的观念形成。

包山楚简《疋狱》84简补释

包山楚简是1987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二号墓中的一批竹简,新见字远超此前出土的楚简,使得楚系文字总量激增,为楚系文字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很多学者都对《疋狱》84号简■字进行过考释,结论并不一致。通过对包山楚简“余”旁系列字形的分析,可以发现,“竖笔穿透”比“横画上曲”更具有说服力,这两个字中间竖笔明显是穿透的。同时,根据对战国时期其他楚简中的“余”系列字和“宗”系列字的分析结果,可以推断,这两个字形的右半部分应释为“余”。因此,包山楚简《疋狱》84号简的姓氏疑难字应释为“徐”或“[?]”),而非“[宗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