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期徒刑实践:废除死刑背景下的国际社会考察

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刑罚改革的潮流。死刑之后,替代死刑以面对最危险最恶劣犯罪的刑种是无期徒刑,因而,传统的无期徒刑也进入到刑罚改革的实践中。从国际社会考察情况来看,取消无期徒刑和保留无期徒刑是两种基本的实践做法,而在保留无期徒刑的做法中,又有绝对无期徒刑与相对无期徒刑两种类型。在废除死刑的背景下,相对保留无期徒刑应该是一个得当的选择。当然,如何设置合理的相对无期徒刑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无期徒刑的若干适用问题探讨

无期徒刑具有适用范围广泛、适用于性质和危害都相当严重的犯罪分子与关押没有期限等特点。无期徒刑具备条件可以减刑为有期徒刑,但是,目前我国刑法中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规定却存在失之过轻的问题。死刑缓期执行的具备条件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无期徒刑与死刑并列规定在同一个量刑幅度时,是选择无期徒刑还是选择死刑应分为三种情形来考虑。

论有期徒刑分等的机能与模式

有期徒刑等级划分应当在修正的刑罚分配主义框架内进行。在立法阶段,有期徒刑的轻重等级具有标识罪行轻重的形式机能,应以5年和10年有期徒刑作为轻等、中等与重等有期徒刑的界限点;在行刑阶段,有期徒刑的长短期划分模式具有标识不同期限自由刑改造效果的实质机能,应以1年和15年作为短期、中期与长期有期徒刑的界限点。

死刑替代位阶上无期徒刑的改良

死刑替代措施就是在不适用死刑的情况下应该采取的、用来代替死刑的刑罚方法。死刑替代措施应以现行刑罚体系为基础,以废除或限制死刑实际适用为前提进行考察,选择能够直接担当"最严厉"法定刑角色,保持足够的威慑力的刑种。死缓不是刑罚种类意义上的死刑替代措施;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不符合"人总是可以改造的"的基本理念;无期徒刑是中国刑罚体系中仅次于死刑的刑种,蕴含有较强的威慑力,通过适当改良,能够产生足够的类似于死刑的威慑力。作为替代死刑的方法,设置无期徒刑先予关押期是上乘选择。考察无期徒刑在有期徒刑与死刑中的衔接地位,借鉴国外实际执行无期徒刑的经验,确定10年的先予关押期较为适宜。

耐刑、徒刑关系考

秦及汉初,不仅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等较轻徒刑可以附加耐刑,即使城旦舂这样的重徒刑也可以附加此刑,律文中经常出现的“完城旦舂”实际就是“耐城旦舂”,学界所谓“完成旦舂”不附加任何刑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而且无论耐刑还是徒刑,均不能作为独立刑使用,二者必须互相结合,才能施加于罪犯身上。法律条文中的“耐”和“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等刑名,其实是耐刑+徒刑的省略语。自汉文帝法律改革到南北朝后期,人们经常将徒刑罪称为“耐罪”,就是徒刑和耐刑必须结合的反映。

有期徒刑分等研究

有期徒刑分等是在法定有期徒刑幅度的基础上进行轻重等级的划分,有期徒刑分等与刑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期徒刑分等是自由刑单一化和"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的要求,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有实质合理性的意义。有期徒刑分等应以类种罪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我国刑法中应该以5年和10年作为轻等、中等和重等有期徒刑的界限点。

论未成年犯罪人无期徒刑之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中也有严厉刑事政策的适用空间,因此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不存在政策观念上的障碍。从刑法规定的实然分析来看,也应当肯定未成年犯罪人能够适用无期徒刑。当然,考虑到无期徒刑适用于未成年人的极端严厉性和未成年犯罪人矫正改造的特点,无期徒刑的适用应当予以严格限制。

论无期徒刑减刑后的假释考验期限——一个合理性解释

《刑法》没有规定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实际执行的最低刑期,也没有规定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的假释考验期限。对于前一个漏洞,已经通过司法解释弥补,但后一个漏洞依然存在。我国在减刑制度的立法技术上缺乏对国外经验的比较借鉴;司法实践中假释适用率过低;对假释本质的“恩惠说”认识导致假释条文虚置化;惩罚哲学上长期偏重罪犯的监狱内改造而轻视、忽视非监禁刑改造等,既是漏洞出现的原因,也是漏洞不被发现的原因。面对有权解释的缺位,可以根据合理解释原则,对这一漏洞给出不明显违背常识、常理、常情的学理解答。

对未成年犯罪人能否判处无期徒刑

在现有刑法体系下,根据有关规定可以推导出对未成年犯罪人判处无期徒刑是完全可行的,也是逻辑上的合理结果。从而,无期徒刑在事实上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刑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判处死刑本身就是对未成年犯罪人从宽处罚精神的体现,与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立法精神并不矛盾。如果在适用第四十九条的基础上再根据第十七条第三款来处罚,就会违反"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现行刑法第四十九条和第十七条第三款相互限制、联系、区别,从最终结果看,二者中只会有一条被适用,不会也不应出现同时被适用的情形。

“刑徒”与“徒刑”——兼论秦及汉初刑罚的种类

"刑徒"与"徒刑"含义理解的不同反映了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两条发展线路——罪奴制与徒刑制。在两条发展线路主导地位的此消彼长中,秦汉时期作为重要的过渡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合出土秦汉简考察传统被称为"劳役刑"的"城旦舂"等刑罚的性质,无刑期以及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行为能力的限制使"身份刑"的概念更符合该类刑罚的实质。

限制加重原则:拘役与有期徒刑并罚的折算规则选择

由于《刑法修正案(九)》第四条"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的数罪并罚制度规定存在语言不详的情况,采用文理解释者认为:拘役与有期徒刑的并罚采用了吸收规则,即有期徒刑与拘役数罪并罚时,由有期徒刑吸收拘役。这一见解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数罪并罚原则,也不符合体系解释规则。应采伦理解释"折算有期徒刑执行规则",即拘役和有期徒刑并罚时应当按照拘役1日折抵有期徒刑1日的规则将拘役折抵成有期徒刑,并按照限制加重原则决定最后应执行的刑期。这不仅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数罪并罚原则,而且还符合体系解释规则。在量刑的具体操作上,折算规则的适用具有刑法依据、折算的现实基础以及司法操作的便捷性。

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

阐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无期徒刑的观点;提出了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应当加以严格限制的司法理念,其主要根据是:无期徒刑的严厉性和不经济性、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身心特点以及顺应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国际规范的必然要求,决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尽量少用无期徒刑;进一步分析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严格限制适用无期徒刑的司法途径是:首先要严格控制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的罪质范围,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的罪量达到最高程度。

我国无期徒刑制度改革探析

无期徒刑因不需要剥夺犯罪人生命即可永久剥夺其犯罪能力的特点而比死刑有着公认的优势。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减刑、假释标准宽泛而使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实施终身监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大大削弱了刑罚的严肃性及权威性,并使人们对无期徒刑丧失了应有的信赖感与认同感。对此,我们可以根据犯罪人案件性质、犯罪后果、判决确定之日的年龄、有无劳动能力、悔改表现等因素来分别适用不同的减刑、假释标准;提高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犯罪分子减为无期徒刑的条件;增加有期徒刑中数罪并罚的最高刑期,限制无期徒刑的适用。

略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无期徒刑之适用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能否适用无期徒刑,理论界持否定观点的居多。无期徒刑适用的现有规则并未排除其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适用,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无期徒刑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有选择适用的必要。

无期徒刑取代死刑的思考

无期徒刑取代死刑是刑罚轻缓化、人道化的必然结果。其具体应包括以下内容:建立以自由刑和自由刑替化措施为中心的刑罚结构,明确无期徒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规定合理而必须的“关押期”;减少和避免司法错误;配合刑罚,建立科学合理的生产劳动制度和加强文化知识、技术技能教育;对被假释罪犯加强监管、落实帮教。

废除无期徒刑的思考——兼论相对不定期刑的替代性价值

长期以来,在我国有期徒刑和死刑之间存在着广袤的"刑期真空地带",无期徒刑的刑期已名不副实。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保留死刑也好,抑或是废除死刑设立终身监禁刑也罢,都存在着如何合理地解决好"有期"与"无期"之衔接的问题。从刑罚价值上看,无期徒刑既失去了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也不具有了可行性,理应废除。为此建议,应在刑法上确定一种新的刑种——"相对不定期刑"替代现行"无期徒刑",以弥补我国现行刑法制度设计上的罅隙。

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问题的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尽管现行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能否适用无期徒刑没有明确规定 ,但从刑法关于未成年人量刑原则规定的综合分析来看 ,实际上是不能适用无期徒刑的。这显然又背离了立法的初衷。因此 ,为了保证刑罚的适用 ,应对刑法中的有关规定作相应修改。

无期徒刑的刑事政策分析

无期徒刑在我国存在的历史。无期徒刑存在的利弊问题。无期徒刑在整个刑事政策体系中的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完善无期徒刑的几点建议。

有期徒刑分等的机能与依据——以刑事立法与行刑的不同范式为视角

有期徒刑等级的划分应以修正的刑罚分配主义为指导。在立法阶段,有期徒刑的轻重等级划分具有标示罪行轻重的形式机能,应以5年和10年作为轻等、中等与重等有期徒刑的界点;在行刑阶段,有期徒刑的长短期划分具有标示不同期限自由刑改造效果的实质机能,应以1年和15年作为短期、中期与长期有期徒刑的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