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行副词“总得”的话语关联与语义组配

本文以语义语法为理论依据,从话语、句子到同现成分由大到小的逻辑顺序,还原出副词“总得”的“势转必行”话语关联及其“无奈、祈求”的情态意义。首先,根据“总得”与“必须”的句法分布差异,提出不能简单地用“必须”释义“总得”;其次,从普适性、明确性、真实性和确实性四个角度提取并正反验证“总得”的“外转内让”逻辑关联和“势转必行”话语关联;第三,正反定位必行副词“总得”分布于陈述句和“吧”字问的状位;第四,根据句法分布和同现成分,准确提取并形式验证“总得”组配行为具有动行义、低量义、肯定义、必将义四种语义特征;最后,分析并解释“总得”两种情态取向:无奈与祈求。

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住”的情态特征及演变机制

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住”基于动力学图式,表达叙说者对主客观条件作用下事件或命题能否停留、稳固、经受等可能性的主观表现。该结构经历了由空间域到状态域、时间域的放射性隐喻扩展,多表动力情态,表认识情态和估价时已经词汇化。“V得/不住”在认知域、情态类型方面对称,在使用频率和语体方面不对称,与“(不)能V住”“(不)能V得住”在主观性程度上不同。“V得住”的语法化早于“V不住”,均受到了语义虚化、句法结构、语用因素等制约。

基于NLRP3炎症小体活化导致GES-1细胞焦亡探讨消化性溃疡“毒热”病理演变机制

消化性溃疡(peptic ulcer,PU)是在炎症反应不断地刺激下形成的消化系统疾病,其主要原因是攻击因素和保护因素之间的失衡,造成对黏膜的损害。在消化性溃疡活动期,黏膜表面分布黄白苔、充血水肿、渗出坏死、肉芽生成,同时伴有大量以中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浸润,“毒热”的病理机制与炎症密切相关。含NLR家族PYRIN域蛋白3(NLR family,pyrin domain containing protein,NLRP3)炎症小体是一种固有免疫细胞(包括巨噬细胞等)的多蛋白复合物,负责激活炎症反应,在PU的炎症发生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其过程是各种病原微生物和机体内外的危险信号,被细胞膜的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识别,激活核因子-kappa B(nuclear factor-kappa B,NF-κB),促进生成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1前体(pro-Caspase-1),使NLRP3炎症小体活化,生成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1(Caspase-1),诱导细胞焦亡,使得胞内炎症性物质——白介素-1β(IL-1β)、白介素-18(IL-18)、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等释放至胞外,自身免疫启动从而引发级联炎症反应。该研究以期为“毒热”理论提供病理基础,丰富其科学内涵,为后续研究做理论上的探讨,为防治PU提供更有效的方式。

基于一测多评法对止得咳颗粒中7种成分的质量控制

目的建立一测多评法同时测定止得咳颗粒中黄芩苷、射干苷、野鸢尾苷、汉黄芩苷、黄芩素、次野鸢尾黄素及汉黄芩素的含量。方法采用henomenex Kinetex XB-C_(18)色谱柱(4.6 mm×250 mm,5μm),柱温25℃;流动相为甲醇(A)-0.2%磷酸(B),梯度洗脱,流速0.8 mL·min^(-1),检测波长为270 nm,以黄芩苷为内参物,建立射干苷、野鸢尾苷、汉黄芩苷、黄芩素、次野鸢尾黄素和汉黄芩素的相对校正因子,并考察相对校正因子的耐用性。比较外标法和一测多评法对止得咳颗粒中7种成分含量的测定结果。结果7种成分分别在0.2390~1.1950 mg,0.0060~0.0302 mg,0.0160~0.0800 mg,0.0326~0.1630 mg,0.0055~0.0276 mg,0.0029~0.0143 mg和0.0036~0.0178 mg范围内有良好线性关系(r=0.9999),平均加样回收率(RSD)分别为97.11%(0.94%)、97.87%(1.33%)、97.44%(1.34%)、97.85%(0.89%)、97.24%(1.16%)、101.90%(2.24%)和99.46%(0.71%),一测多评法测定结果与外标法测定结果无显著性差异。结论方法稳定可靠,可用于止得咳颗粒的质量控制。

可控、意愿与情态述补结构的解读

情态述补结构“V得/不C”是汉语中的一种多义情态表达式,文章从语义-语用接口的角度,发现事件的[可控]和[意愿]两种特征都会对其情态类型的解读产生影响。[可控]是语义特征,对“V得/不C”的情态解读起到基础性作用,表现在:[+可控]会产生动力情态解读,[-可控]会产生认识情态解读。而[意愿]是在[可控]之上的语用特征,会改变[可控]对“V得/不C”情态解读的作用,表现在:[-可控]的事件如果具有[+意愿]特征,“V得/不C”就会反转为表达动力情态;[+可控]的事件如果具有[-意愿]特征,“V得/不C”就会反转为表达认识情态。

“V个VP”句的语义功能及其主观性

本文以“V得VP”为参照对象,从动作自主性、动作性强弱以及与施事成分的相关性方面对“V个VP”的句法特征进行考察。结合“V得VP”的句法特征及其表示主观大量的语义特征,我们认为“V个VP”具有表达动作主体强烈意向的语用功能。同时,本文指出“V个VP”的主观性是由“个”和VP二者相互烘托而形成的,其中“个”具有凸显动作主体主观预期的语用功能。

从概念空间看衡阳方言“得”语义功能的不连续性

“得”在衡阳方言中用法复杂,本文在前人已经构建的“得”义语素概念空间的基础上,对衡阳方言“得”的用法绘制语义地图,发现“得”在动相补语这一位置出现了断链现象。从其他湖南方言来看,发现动相补语“得”在湖南境内情况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历史上,“得”的完成体用法在历史上地位并不稳固,这使得动相补语“得”非常容易被其他动态助词替换挤压。文章从普方古视角出发,结合语音、语义等方面,认为是衡阳方言动态助词“哒”替换挤压了动相补语“得”的发展。

表主观低量的评注性副词“总得”

文章从语义、句法、语用等维度讨论表主观低量的评注性副词“总得”的用法及功能。“总得”有两种语义,在跨层的“总得”向副词“总得”词汇化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总”由时间副词向语气副词的虚化。“总得”标记焦点项,且该焦点项所指是语用量级序列上最可能或最应该发生的。“总得”句中的谓语为非光杆性的复杂形式。“总得”句与其前后小句呈现多样的话语关联,并且“总得”多位于后续句表达描述事件进展的前景信息。根据语义指向,“总得”句的情态主要为陈情或劝说。“总得”与“必须”在分布与意义上有明显差异。

“禁不住”“不由得”“由不得”的情态类别、演变及差异

“禁不住”“不由得”“由不得”具有情态特征。“禁不住”表示“不能制止”“不能承受”“不由自主地”,“不由得”“由不得”表示“不能任由”“不由自主地”。道义情态出现早于动力情态,前者因果关系强于后者。“不由得”“由不得”的二者情态功能互补。三者主观性程度依次渐高,这与情态类别及其比例、施动者被动性强弱、叙说者强迫性强弱有关。“禁不住”句法独立性较强,可单独做谓语。“由不得”25%用于对话,表强烈的劝阻;“不由得”“禁不住”则几乎不用于对话。

近代汉语“庆幸”义副词“好得”的句法、语义及其来源

本文对晚清时期南方白话文献中新生的“庆幸”义副词“好得”的句法、语义及语用特征进行了考察,并对它的形成过程和词汇化机制做了探索,认为它是在语义转喻和隐喻的基础上,通过类推机制,从含有语素“好”的庆幸义副词“幸好”“好在”与含有语素“得”的庆幸义副词“幸得”“喜得”“难得”等中截取“好”与“得”融合而成的新词。“好得”与明清时期的其他三个高频同义副词“幸亏”“好在”“喜得”相比有着一定的差异,它语法化程度较高,具有较明显的南方方言特征。

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了”的对称与不对称分析

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了”情态类别较对称,均可表动力情态、认识情态和估价。“V不了”使用频次明显高于“V得了”,前者多用于陈述句,后者多用于反问、否定和对举。“V不了”用法成熟(明代)早于“V得了”(清代)。“V得了”多用于疑问句,“V不了”则多于广义因果句、条件句和非是非回应句中。“V得/不了”的语义宽度大于“V得/不C”,“V不了”尤其如此。“V得/不了”使用频次高,与“V得/不C”语义指向互补。

晋语否定前提结构“可得VP”

晋语中的“可得VP”结构为方言中常见的否定表达,通过否定存在性前提条件、或然性前提条件和意愿性前提条件,进而否定对方的命题。“可得VP”结构主要用于应答句中,VP一般为光杆动词,不能受状语修饰,不能带非能性述补结构,VP也不能是判断动词。该结构具有明显的负面情绪。从形成过程来看,“可得VP”结构是由语气副词和助动词共同构成的肯定句,在隐含义规约化后表达否定,是一种隐性否定表达。

能性动趋式“V得(不)过来/过去”的不对称分化特征

文章基于定性和定量方法探讨了能性动趋式“V得(不)过来/过去”的不对称分化特征。“V得(不)过来”基于向心视角表征有界事件,重在结果感知。由外部“归因”凸显内在“结果”,核心义为能性周遍义。而“V得(不)过去”基于离心视角表征无界事件,重在过程感知,以动词来锚定事件的实现方式,核心义为能性度过义。“V得(不)过来”以高意愿和能力受限表征“愿而不能”的动力可能;而“V得(不)过去”则以低意愿和低能力表征为“不能为之”或“勉强为之”的动力可能,其中“说看”类官能动词进入后构式习语化,由示证情态发展为表价值评判的认识情态。

论现代汉语中的“A得像NP”结构

在“A得像NP”结构中,补语NP说明的是中心语形容词A所达到的程度。文章分析了形容词A的性质与名词短语NP的形式特点、语义特征和类指属性,解释了“A得像NP”能够表达某一事物具有的性状所达到的程度的原因,并从语义理解的认知过程出发,探讨了“A得像NP”结构的形成动因。本文还发现部分“A得像NP”已经习语化或正处于习语化过程中。

补语标记“得”功能和意义的重新认识

在现代汉语中,“得”最基本的用法是作为补语标记,以往研究中对补语标记“得”的功能和意义的看法存在一定争议。基于“完结短语”理论,重新分析“得”的功能和意义,认为“得”的功能是为前面的动词提供一个完结点,实际上是一个完结状态标记,其后补语C表达的是谓词核心的一个具体完结状态,可称之为“完结状态补语”。“得”的语法意义是“达及”,“V得C”结构表示“V达及C所示的某个具体完结状态”。

构式化理论视域下述补结构“V得C”的来源考察

现代汉语中,常见的述补结构可分为两种:粘合式述补结构和组合式述补结构。其中,组合式述补结构“V得C”源于古汉语中动词与“得”相结合形成的“V得O”结构。“V得O”结构形成之后经历了一系列构式演变。从与获得义动词结合到与非获得义动词结合,从开放其宾语位置纳入带有补充作用的体词性成分再到纳入动词、主谓短语、形容词等谓词性成分,“V得O”结构最终得以构式化为述补结构“V得C”,其演变机制背后有着复杂的演变动因,包括语义背景、句法环境以及“V得C”结构与致使图式的错配。从构式化角度,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述补结构“V得C”萌芽于南北朝时期,在唐代正式产生。

水中粪大肠菌群快速检测方法-固定底物酶底物法与多管发酵法的比较

目的在于比较固定底物酶底物法与多管发酵法用于水中粪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的检测,使用科立得TM(Colilert)试剂和传统方法检测地表水、水源水及污水水样,比较固定底物酶底物法与多管发酵法用于水中粪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检测结果的一致性。结果表明,固定底物酶底物法与多管发酵法用于水中粪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检测结果具有一致性,固定底物酶底物法可以用作评价水质微生物污染的标准方法。

“得”的语法化动因和机制

从历时的角度探讨了助词“得”字的历时演变,“得”表义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并且着重讨论了助词“得”生成的语法化诱因和机制:句法位置的变化,组合关系的变化,句法功能的变化,隐喻及词义变化,重新分析,类推,泛化以及语言的外部力量。

开封话中的“得”

开封话隶属中原官话,虽然属于北方方言,但毕竟是地域方言,所以有些方言词语在语音、语义及语法等方面与普通话相比还是存在着区别。如开封话中的"得"字就很有特色,不仅表现在语音上,在语义、语法方面也有生动的体现。本文试图探索"得"在单独成词与组合成词后的方言特色,揭示在推及普通话过程中,标准语与方言发展的不平衡性。

湖南安仁话的“得”字与“得”字句

安仁话中的"得"字可以作动词、介词、助(动)词。安仁话的"得"字双宾语、兼语句以及被动句都很有特点,与普通话对应用法有差异。安仁话"得"字用法为双向动词提供了方言例证,也进一步验证了给予动词的虚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