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忘言与言意之辩──兼论中国文化的符号学特征

对意抬关系的探讨是符号学研究的实质和核心。语言是由“能指（声音、文字）”／所指（意义）”双面构成的符号体系。魏晋时期，王粥力主“得意忘言”，欧阳建首倡“言尽意”，对语言符号意指关系的见解都有其内在合理性。这场言意之辩，将先秦时期关于名实关系和言意关系的讨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文学、艺术乃至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诠释学视域下的“得意忘言”论

王弼"得意忘言"论蕴含丰富的诠释学思想。关于"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论述,体现出读者主导观。王弼摆脱汉易庞杂的象数语境,援入玄学语境,借语境间的转换和融合,阐发新义理。王弼探索出一条发散型诠释模式,建立起魏晋时期经典诠释的规范。

从“得意忘言”到“隐秀”——“言不尽意”与六朝文论的展开

"言不尽意"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概念。经过六朝"得意忘言"、"忘言得意"、"隐秀"、"滋味"等学说的延展,"言不尽意"的矛盾无奈逐步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追求将深远的意旨隐含在言语之中,让读者物体会这不尽的"言外之意"。这种追求内蕴深厚、意旨遥深的美学要求,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绝妙之处,对后世历代文论影响深远。

寄言出意 得意忘言——从言意关系透视艺术精神

言意关系问题的提出,特别是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之说,对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魏晋以后,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说被直接引入了文学理论,形成了古代文论注重“言外之意”的文学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在哲学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语文阅读教学切莫“得意忘言”

一、语言教育是语文课程一贯的最根本的追求 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颇多、众说纷纭的问题。如果我们追溯到语文课程还被称为国文之时，便会知晓：“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很显然，国文是把语言教育放到了首要地位。建国之初，“语文”这一课程名称确立，“明确规定了从小学到中学都必须充分重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全面训练的重要任务，并以此来确定学科的主要教学目标”。

得意忘言:作为民族文学鉴赏的一种方法与境界

在庄子那里,“得意忘言”中的“意”,既可以指对象难以言说的精微意义,也可以指向形而上的“道”。“得意忘言”中的“忘”既是鉴赏者语言水平臻于化境的表现,也是鉴赏者领悟了对象深层审美内蕴、获得了高峰体验的反映。“得意”与“忘言”互为前提,是不可机械分割的有机整体。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引领人们超越语言文字、超越此在去追寻与道合一、物我两忘的“至美”境界。所以,“得意忘言”这一命题不仅具有语言学上的价值。而且蕴涵着丰富的道家文化精神;发展过程中既影响到文人们对理想精神境界的追寻,也影响到文人们对理想创作境界和鉴赏方法的构想。

“得意忘言”论的美学转换考辨

魏晋玄学的“得意忘言”论对我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一些学者在对哲学命题“得意忘言”论进行蔓学转换时,无视或忽视美学与哲学两个领域中言意问题的重大差异,明显表现出重意轻言、重意轻象的倾向。其实,“得意忘言”作为魏晋玄学命题之一,有其历史与逻辑的合理性,但从美学角度看,则“得意”既不能完全“忘言”,也不能完全“忘象”,因为在审美活动中,意、言、象三者是相交相融、不可分割的审美统一体。

“辨名析理”与“得意忘言”——冯友兰、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方法论研究论析

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方法论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冯友兰先生通过对郭象玄学的研究提出了"辨名析理"的方法论进路,汤用彤先生通过对王弼玄学的研究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方法论进路。从魏晋玄学的特质和两位学者的学术旨趣分析,这两种方法论进路正好相互补充,构成魏晋玄学乃至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从文化会通看王弼的“得意忘言”与奥利金的“寓意解经”

公元三世纪的中西方思想界,随着玄学与基督教的兴起,出现了一股解经热潮。中国以王弼等玄学家为代表,提出"得意忘言"的方法来解读典籍,融合儒道思想;西方则以奥利金等教父的释经最为活跃,主张对圣经采用"寓意解经法",会通两希文化。从文化会通的视角来看,两者在背景、语言观、思路和影响等方面都有共性;解经文本的语言也因思想会通而体现出张力性与对话性。通过比较互参,有助于深入认识两种思想的历史内涵。

“得意忘言”说对中国诗学的意义——严羽诗论意蕴演绎

得意忘言”是中国诗学精神中的重要内涵。它让中国文学早在远古的年代里就已经认识和接触到了文学艺术中的终极的、本质的东西。它又给中国文学理论家在追求艺术本质和艺术精神的道路上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从严羽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得意忘言”说对于中国诗学影响之深远。

“得意忘言”新识

“得意忘言”在学界已有大概正确的认识。“得意忘言”用之于文学艺术，在创造和欣赏中具有“双重”内涵。由“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差别，以及对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分析，可得知“象”是由“意”而“言”或由“言”而“意”的中介。

“得意忘言”与“以注合经”——王弼文本诠释方法探析

"言意之辩"与"以注合经"是王弼诠释文本时所用的基本方法。在"言意之辩"中,王弼用"得意忘言"来调和"言尽意"与"言不尽意"间的冲突,并用"以注合经"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玄学思想。在"以注合经"中,王弼又发展出"崇本息末"、"守母存子"、"执一统众"等新的书写形式来解决文本上的冲突。借助"言意之辩"的方法和"以注合经"的文本书写形式,王弼在本体论层面上较为圆通地融合了儒道思想。

探析庄子“得意忘言”论及其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

庄子"得意忘言"论认为语言为工具,得意为最终目的,当人们使用语言来感知外界事物时,会局限在语言环境中。这一学说的提出,旨在要求人们正视语言缺陷,注重对语言内在意义的体会。庄子的言论对人们审美意识和思维方式等产生一定影响,尤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更加明显。

言与意的二元辩证——浅谈庄子的得意忘言论

对言不尽意的现象,儒家注重对言的局限进行克服,通过"立象"对言进行开发和创造性运用;庄子则以二元对立的思想,将言看作是与虚无相对的实有。言的局限性在于实有的局限。言与意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言在场则意不可得,提出"得意忘言"。"得意忘言"虽然对中国古代"意境"理论有深刻的启发.但它更注重精神,看到了精神与物质的分离,把人的精神绝对化,与注重实践的儒家认识论有本质的区别。

寻言得意,得意忘言——王弼语言哲学探微

王弼对语言的认识很深刻 ,他提出“言”“意”“象”三个概念来论语言与对象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他从儒家的基础出发 ,站在更高层次上 ,既提出了“对言得意” ,“言尽意” ,又提出了“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言不尽意”。为了得到真正的“意” ,领悟“意” ,就必须“忘言”、“忘象”。对“言”“象”加以取舍 ,就得到新的本体论玄学。

得意忘言说从哲学向美学转换的局限补论

得意忘言本为哲学命题,它揭示的一些内涵可与文学审美领域相通,但在向文学审美领域转换时,也存在圆凿方枘易引起误解的一面。从庄子的得意忘言,以及王弼发挥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得以成立的几个前提入手,可以更清晰地发现该命题在转入文学审美领域时的局限性。忽视文学本身的特色,侧重哲学上重意轻言的倾向会在文学领域形成弊端。

翻译的最高境界——“得意忘言”

奈达博士指出“最好的翻译听起来不象译文”。他强调信息的传达，并指出译者因此可以而且必须对原文的语法、词汇甚至句型作改动。这种追求译文最大自然度的标准为中西名家所认同，以庄子的“得意忘言”概括最为精当。夏济安、许国璋、李赋宁、周珏良诸位先生的传神翻译例证了“得意忘言”境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得意忘言”与魏晋六朝艺术观的建构

魏晋玄学以"本末有无之辩"为哲学主题,以"得意忘言"为哲学方法,塑造了清峻通脱的魏晋风度。在这种玄风影响之下,形成了魏晋独特的绘画艺术理论,表现在艺术方法注重"得意忘言",艺术创作强调"以形写神",鉴赏批评崇尚"气韵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