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统《徙戎论》看汉魏六朝民族策略的得失

江统的徙戎主张,思想上渊源于羁縻之策,历史上也有很多相近的主张,反映了传统民族观念的一些特征。内迁有利于在共同交往中形成认同感与向心力,外徙不利于交流沟通,更不利于长治久安。内迁之患的原因,在于御之无方。实行德政、普及教化、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

浅谈江统《徙戎论》

魏晋南北朝时民族矛盾突出,民族交往也更为频繁。在此背景下,江统向惠帝上《徙戎论》,主张将少数民族迁出中原,以缓解民族矛盾,巩固西晋政权。《徙戎论》最终并未被西晋统治者采纳,这一结果更加证明民族融合是历史之必然。

透视西晋“徙戎论”——谈民族融合之趋势

西晋,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统一的王朝,历史短暂却尤显重要.其一大特色是吸纳居住于关中、并州、幽州一带的五族内迁.然因民族矛盾突出,江统承袭前人加以系统著述《徙戎论》,但不为当政者采纳.介于此,通过追溯江统《徙戎论》的背景及渊源,透视“迁戎理论”的不切实际,观民族大融合之必然.

从《徙戎论》看合同一家的重要性

西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西晋"八王之乱"还未平静,胡人趁机起兵,于是中原大乱,史称"五胡乱华"。陈留圉人江统预见性的提出了戎狄内迁与华杂居有产生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本文从"徙戎"政策的发展历程和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方面入手,分析说明"徙戎"不能根本解决夷夏间的矛盾。夷夏的和谐发展只能寄托于中原王朝推行开明政治和包容的民族政策上才可以实现。

毒药猫与徙戎论:魏晋时期的族际关系恐慌

魏晋时期,基本确立了一种具有强烈华夏自我中心倾向、可以被后世全方位效法或借鉴的“典范历史”。在这一典范历史中,戎狄居于道德、身份、地理上的边缘地位,当时被屡屡抛出的徙戎之论折射出其中蕴含的历史心性。作为徙戎情境中的边缘群体,戎狄在资源紧张、竞争加剧时往往引起来自华夏的集体猜疑、恐惧并被施以暴力,被污名化的还有华夏内部的权力斗争失势者等边缘群体,二者作为“内部毒药猫”与“外部毒药猫”可谓互映互生。而华夏对生存资源边界的维持才是徙戎之议的“历史本相”。

《徙戎论》的夷夏之辨

江统所撰《徙戎论》,是魏晋时期宣扬夷夏之辨思想的代表之作。《徙戎论》的出笼,是对传统儒家夷夏之辨思想的继承,同时又是东汉以来特别是魏晋时期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在人们民族观念上的一种反映。《徙戎论》从戎狄的种类和秉性角度肯定了《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必要性,对春秋战国特别是东汉以来夷狄进入中国深表担忧,对华夏统治者的一些治夷政策提出批评,主张"戎晋不杂",并且提出了将戎狄迁往故地的具体计划。《徙戎论》鼓吹的"戎晋不杂"论,有悖于上古三代以来历史发展与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其所提出的徙戎计划推行起来也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视角下魏晋“徙戎”思想的历史生成与反思

魏晋时期北方游牧人口大量内迁、与汉民杂处,当时儒家士人阶层出现了主张民族疏离的"徙戎"思想。在传统史学研究基础上,对于该问题需要更深入的观察与思考。从历史人类学时段理论和文化中心视阈来看,魏晋"徙戎"思想是中国历史长时段纵向作用积累的产物,其本质是华夷文化差异在部分儒家士人头脑中的畸形反映。以古鉴今,一套保障各民族基于文化差异的深层心理趋向"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的制度安排,是当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要认真面对和努力推进的工作。

从“徙戎”思想看魏晋时期民族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长期处于分裂或者对立状态,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导致民族矛盾激化,于是出现了以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的“徙戎”主张,体现了汉族族群不断发展的华夷有别思想和根深蒂固的对非汉族族群的歧视心理,乃至变成简单的贵华贱夷、防夷拒夷的极端思想。“徙戎”思想从侧面反映出魏晋时期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的高压和歧视政策所导致的日渐激化的民族矛盾,但也体现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不易分割的一种状态。

论民族融合大势之下的西晋“徙戎”理论

西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重要阶段,民族关系问题成为西晋政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这一时代,邓艾、傅玄、郭钦和江统都提出了"徙戎"理论,即试图通过胡汉分治化解民族矛盾,确保王朝的长治久安。但这种"徙戎"理论在当时并没有被统治者所采纳,其原因固有多端,但综合来看实由民族融合大势使然。

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其中魏与西晋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朝的民族关系则是南方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夷夏之辨上,魏与西晋汉族思想家的夷夏观明显偏激、落后,以蔑视少数民族、鼓吹"戎晋不杂"论的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而南北朝时期则是南北方政权都以正统自居,斥对方为僭伪;而在这种相互争正统的政治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