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愤怒的正当性

道德愤怒是一种有道德意义的情感,又隐含着不道德的风险。道德愤怒的困境在于道德判断的主观性、报复过度的威胁性、人际关系的阻碍性三个方面。要走出道德愤怒的困境,需要对道德愤怒进行严格限定,厘清道德愤怒的判断标准、行为准则和人际交往意向。道德愤怒是基于正义感,反对不公平、追求公众福利的情感体验。唯有对这一情感进行有效规导,避免隐含的道德困境,才能保证道德愤怒的正当性。

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尺度政治与正义实现:以A市绿中村改造为例

生态环境保护往往面临着保护责任和发展权益在整体社会与保护区局部群体间公平配置的难题。由于权益配置是不同层级政府与局部群体间博弈的结果,文章引入尺度政治与环境正义的理论框架,梳理用于解析生态环境保护中正义格局形成与演化的逻辑路径,并以中部某省会城市生态保护区内的村庄改造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未事先落实保护区居民发展权益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刚性生态环境保护易造成不同尺度主体间的矛盾,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发展权益受制于高尺度政府主体的保护要求;尺度重构成为前者寻求正义的一种非正规途径,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寻求更高层级政府的介入,将其发展诉求的响应尺度上移,从而赋予发展与保护同等话语权,迎来环境正义实现的契机。诉诸非正规途径寻求正义本身也说明,中国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中,缺乏保障低尺度群体合理权益的正规途径。文章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解决思路。

道德性正义、自然性差别与社会包容——关于正义本质的一种分析

将秩序性正义与道德性正义这两个范畴明确区分开来,是准确把握正义本质的关键。柏拉图的正义概念是对秩序性正义的重要阐释,意指金人、银人、铁人与铜人“各尽所能、各司其职”“恰到好处”。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道德性正义相关,表明需要借助道德性正义来解决人与人之间自出生起便存在的自然性差别。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是建立在自然性差别基础之上的,他希望通过社会包容的方式来解决自然性差别,让更多的弱者借助二次分配改变生存状态。因此严格地说,道德性正义是与社会包容紧密相连的正义准则。

正义价值关怀下的政治大业——莱布尼茨政治哲学之要旨

莱布尼茨在政治哲学领域颇有建树,主张政治是一门“有用的科学”,以促进人类的共同福祉为终极目标。所以,政治哲学应该秉承一种正义的价值关怀。在他看来,正义就是一种“有智慧的人的仁爱”,而仁爱就是能够以他人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的品德。在正义原则的指导下,我们要严正反对以统治者的任性意志为基础的专制主义,削弱主权的绝对性和单一性。最佳政体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的混合。政治家应具备政治美德、杰出才干,引导民众达成理性共识,大力发展能促进人类身心健康和福祉的科学技术,努力推进事关人类总体福祉的宏图大业。他的政治思想体现了一种博爱情怀和实践智慧。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叙事——以社会正义为考察视角

一个理想的文明形态代表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文明发展方向的期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这一文明形态必将首先以一个高度协调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加以表征。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可以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向度加以叙述,这就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对旧文明形态非正义的超越中,构成了对上述四个向度的正义彰显。这四个向度的正义彰显形塑出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未来发展前景,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孕育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场语境。

论政治正义及其实现——基于唯物史观之视域

政治正义是人类对于正义理念在政治活动中信守和践行的期望和向往。其秉持伦理信念和判断准则,体现政治活动的目的。政治正义应以全球正义为理想,人民正义为途径,社会正义为目的。它集中体现政治家强大的政治意志、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政治勇气。引领和倡导政治正义是政治家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期以个人正义促进社会正义,进而彰显并实现政治正义。以宏大开阔的视野审视政治正义在全球政治生态和政治文明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并助推其逐步实现,才能积极促进人类世界的未来发展。唯物史观突出生产方式正义,以人类解放为旨归。马克思主义以实践正义的维度化解了政治正义的难题,实现了政治正义。

自尊与尊严政治——读罗尔斯《正义论》

人的尊严是人之规范行为的前提和起点,因而在道德哲学中常被作为规范性基础用以支撑其他道德原则,并为人权实践等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权威哲学辞典通常将人的尊严定义为纯粹根植于理性与自主性的人类属性,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人的尊严首先表现为人的自尊,且自尊的义务是一切道德义务的前提。作为20世纪至关重要的康德主义者,罗尔斯哲学中的尊严问题则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而非单纯的道德哲学问题1,而这与“尊严政治”2的兴起不无关系。

从视觉政治到技术正义:平台资本主义的新叙事

平台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表现形式,它在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数字生产和图谋平台霸权的同时,也构建起服务于资本逻辑的体系。随着数字平台这一高度依赖视觉图像的新兴媒介的普及,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传播逐渐倚重于视觉元素的意象布展,通过精心策划的视觉叙事塑造自身形象并传达政治立场。平台资本主义制造图像商品而形成视觉消费,迫使人们产生对符号欲望的同一性接受和对数字幻象的无意识认同。视觉机器逐渐在数字平台的激烈竞争中演化为视觉的权力场域,从而操纵政治话语和进行权力施展,塑造了围观的视觉景观。视觉技术在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传播中偏向于既定的价值观,导致其走向非正义和非理性,并成为服务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技术工具。对此,只有让视觉技术从虚假的审美意识中彻底摆脱出来,并在理性上超越平台资本主义的视觉奴役,才能让视觉技术真正成为数字时代政治传播的解药。

死亡、道德与正义——《西班牙悲剧》中的复仇意蕴探析

托马斯·基德的《西班牙悲剧》开创了一个新的戏剧类型,是英国复仇悲剧的先驱,影响了后继者的戏剧创作。复仇具有丰富的意蕴,基德通过安德里安、英匹丽亚和西埃洛尼莫的复仇,探讨了死亡、道德和正义问题。安德里安的复仇揭示出死亡所具有的娱乐价值,不仅弱化了死亡恐惧,还表明死亡意味着肉体消亡,灵魂不朽的二元论立场;英匹丽亚的复仇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道德困境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西埃洛尼莫的私人复仇是对国家法律失败的控诉以及对正义的呼求。最终,复仇者作为社会改革者成为时代的悲剧英雄。

唯物史观正义观念试探:历史的冷漠与主体的道德

塔克-伍德命题是关于唯物史观是否具有正义观念,具有怎样的正义观念的问题。对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基于道德”这一问题产生分歧的两方,往往忽视了道德的主语是现实的人。如果把历史作为主语,把规律层面的正常解读为伦理方面的正义,就会将历史运动的主体性完全抽离,将实然解读为应然;如果单纯强调以人为主语的道德,将其扩展到历史运动规律的论述中去,又会使唯物史观降格为传统的道德学说,破坏其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正确把握唯物史观中决定性和可选择性的张力,是避免这两种倾向的关键。

劳动正义语境下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劳动形态已从传统的物质性劳动跃迁至数字劳动阶段。然而,数字劳动不仅未能实现人类劳动的自由解放,反而在数字资本的裹挟下成为资本粉饰太平的权力布展工具,致使数字劳动者深陷于数字生产资料的丧失、数字劳动的生命控制、数字劳动财富分配失衡等正义困境之中。对此,要激活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内蕴的叙事力量,从私有制和劳动异化的角度对数字劳动的“非正义”进行历史解构,揭示数字劳动的非正义实质。同时在制度上推进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化、在分配上提倡数字劳动财富共享、从现实中构建和谐的数字劳动关系,进而重构数字化时代的劳动正义原则。

公平正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基石

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是公平正义的现代化?究其本质在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多层次的公平正义价值追寻,如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当前,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显露,东部沿海城市与西部民族地区贫富差距较大,基于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现状,可以得出公平正义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罗尔斯是如何证明两个正义原则的?

哲学家需要对自己的哲学理论给与证明,而证明是一件比提出理论更困难的事情。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当代政治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于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而且还在于他对正义原则提供了有力证明。罗尔斯为其两个正义原则提供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证明:在《正义论》中,他主要使用“原初状态”的观念来进行论证,这种证明强调两个正义原则的理想性,并且带有契约主义的性质;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更依赖“重叠共识”的观念来提供论证,这种证明重视正义社会的稳定性和可行性,从而带有某种历史主义的性质。罗尔斯的证明不仅对其正义原则给与了有力支持,而且也对当代政治哲学的证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正义感培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理路——评《儿童的正义感及其培育》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正义感是自由平等的公民自觉遵循正义原则进行行动或评判的欲望和情感倾向,它有助于人们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合作体系。培育公民正义感是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有助于学校实现善治的目标,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主持2023年度安徽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学软法治理的逻辑向度与实践进路研究”(项目编号:2023AH051648)的过程中,研读了陕西师范大学胡金木教授所著的《儿童的正义感及其培育》一书,深受启发、受益匪浅。该书对正义观念、社会同情、良善生活、民主参与、互惠有爱等内容的研究.

从“转型正义”到“记忆台独”:民进党当局推行“记忆民主化”的途径、目的及后果

作为民进党当局推行“转型正义”的着力点,记忆问题是《“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任务总结报告》的重要议题。在记忆政治视角下,民进党当局使用政治权力深入记忆领域进行“记忆民主化”,通过限定记忆方式、扩大记忆主体、拓展记忆载体三个途径,变更台湾地区社会集体记忆的内容、框架、性质,意图实现“深化民主体制”、促进“转型正义”、凝聚“共同体意识”等目的。就其实际后果而言,“记忆民主化”不仅造成台湾地区社会集体记忆混乱、导致社会撕裂,而且发展为民进党当局的“记忆霸权”,侵蚀台湾地区民主体制。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重新定位台湾地区历史、割裂两岸记忆联结等塑造“台独记忆”,最终服务于其“记忆台独”的图谋。简言之,民进党当局在“转型正义”名义下推行的“记忆民主化”空有正义与民主之名,实际成为其打压国民党等政治力量、谋求“台独”的政治工具,本质上是政治权力对台湾地区社会集体记忆的粗暴干涉。

从分配正义批判到生产正义建构——《资本论》财富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

《资本论》以总体性辩证法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揭示为一种劳动与资本相对立的社会关系。这一分析的根本目的不是构建一种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理论,而是探索解决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个人受抽象统治”的时代问题。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本质的分析,马克思不仅揭露了基于权利逻辑的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虚假性和有限性,消解了现代政治哲学所缔造的分配正义神话,而且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内容之间矛盾的“再现”,揭示了社会财富的资本形态的内在限度及其必然崩溃的内在逻辑。《资本论》的财富思想蕴含一种以公有制为形式、以人的自主性活动为内容的共产主义生产正义。

浅析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不正义的分配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正义思想。马克思对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设想是:在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还不能完全脱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按劳分配原则,这时的分配还不能算是对正义原则的实现;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自由人联合体实行按需分配原则获取社会资源,人真正享有人类文明成果,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将超越扬弃以往的分配正义范畴。

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正义概念与马克思的正义观

“正义”是政治哲学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但也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在霍布斯、洛克之后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哲学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正义概念:一是基于权利的正义,二是基于规则的正义,它们在指代对象、内涵及侧重点上都存在很大差异。不过,在罗尔斯建构的具有高度综合性的正义理论中,这两个正义概念是融合在一起的。马克思虽然没有主题化地探讨正义问题,但正义是其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在关于资本主义批判、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以及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叙事语境中,马克思要么介入到基于权利的正义问题中来,要么介入到基于规则的正义问题中来。所以,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正义概念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正义观的重要切入点。但我们也不能刻板地停留在权利和规则的层面来阐释马克思的正义观,因为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相比,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并非以权利和规则本身为最终或最高目的,而是通向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

英雄、正义与共同体:荷马时代的道德与城邦

荷马时代的英雄们是否具有道德意识?部分学者认为,英雄们完全缺乏合作与共同体意识,只有耻感和竞争。耻感文化理论的确反映了荷马笔下英雄们的某些特性,但完全否认英雄们具有合作与正义观念,走得太远。在分析阿克琉斯与阿家门农的争吵后,可以发现荷马描写的英雄们身上确有任性自为的一面,他们偶尔可能会为了自己的所谓尊严,置共同体利益于不顾。但荷马提供的其他资料表明,部分英雄们有明确的是非意识和对共同体的关怀。有关涅斯托尔和波里达马斯两人道德观的讨论,表明他们具有较强的城邦意识;阿家门农与阿克琉斯也在经历痛苦的抉择后,重新选择以共同体利益为重。在《奥德赛》中,初生的城邦正义理念已然萌生。荷马社会的道德观念,如同荷马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成为古典希腊城邦即将来临的预兆。

劳动正义、美好生活与伦理政治——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蕴含的关于劳动正义、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伦理共同体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础。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以劳动正义重构了公平正义的理论形态,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拓展了美好生活的理论内涵,以伦理政治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崭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劳动正义、美好生活和伦理政治三个层面的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深入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