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制碑病害的现场检测与评估

为了研究首都博物馆乾隆御制碑病害及保存状况,采用数码相机、非金属超声波检测仪、胶带结合力测试条、便携式色差计、便携式视频显微镜等多种无损或微损检测手段,对石碑风化程度、碑体表面裂隙发育情况、石碑表面污染与变色等进行了现场、无损/微损检测与评估。检测结果表明,乾隆御制碑存在的主要表层病害为污染与变色,石碑表面部分位置轻微结壳、结垢、溶蚀与裂隙发育,石碑整体风化不严重,保存状况较好。检测结果可为后续保护提供依据。

北京内城乾隆御制碑中的“俗”与“民”

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创立之初,通过“以民定俗”确定了自己的学科独立性,在向日常生活研究转型的过程中,“以俗定民”成为主流,皇帝是不是民众有过很多讨论。而在中国有皇帝的时代,风俗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建立群体认同,即“以俗定民”,这在中国古代有非常悠久的传统。熟知这一传统的乾隆皇帝公开书写和传承风俗,可以被视为建构群体认同的举动。44通北京内城乾隆帝御制碑,表明乾隆帝非常熟悉北京风俗,既熟悉它的当下,也与它的历史息息相通。他不仅是北京传说的搜集者与传播者,也是庙会节庆的创造者和支持者。他以碑刻这种方式公开书写并传承北京风俗,事实上创造了一种“北京人”的群体概念,以模糊阶级与族群差异。在乾隆皇帝这里,“北京之民”与“北京之城”是一体的。依赖于地方性空间的“风俗”而不是附着于族群的“族群性”,才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首要标志。

北京道教宫观的满文御制碑

北京地区的白马关帝庙、东岳庙、都城隍庙、白云观、南顶碧霞元君庙曾拥有6通清朝中前期的满汉文道教御制碑。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碑文中记载了修缮宫观的原委,表达了对道教神灵的崇敬。结合碑刻在所属建筑群的位置、形制,可以发现清代君主对道教的虔诚态度。此外,不同时期的碑文也展现了满文从清初到中期逐渐规范化的过程。

刘铭传《御制碑文》考证

安徽博物院现藏刘铭传御制碑一块,是20世纪50年代刘氏后人捐赠。此碑原石断裂,碑额已失,碑文字迹多处漫漶。有研究者曾据此对碑文进行著录①,录文不免缺漏,进而引发对御制碑真伪的讨论。检索安徽博物院馆藏,尚有《石翁书刘壮肃祠御制碑文拓本》《沈石翁书刘铭传御制碑文四条屏》两种,首尾完备,字迹清晰,两相印证,可补御制碑原石之不足,对了解清政府对刘铭传的评价及证明御制碑的真实性具有重要意义。

嵩山《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与《大云经》问题考略

嵩山少林寺藏《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立于唐高宗永淳二年(683),虽有人对其进行过初步释读,但错误相当严重。经本文考证辨识,确认其为残碑,应为原碑三分之一左右,并重新校录碑文。碑文中所出现的“大云”一词应指《大云经》,这是以往未被有关学者发现的、武曌本人最早提及《大云经》的文献。由此可证,早在史籍中记载的载初元年(690)薛怀义等向武曌献《大云经疏》之前,武曌已归心于此经,而此时唐高宗李治尚在世。因此,《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可对学界争议已久的武曌与《大云经》关系的诸方面问题提供重要证据线索。

从少林寺《大唐天后御制碑》谈武则天的孝亲与尊佛

少林寺碑廊现存有《大唐天后御制诗文碑》《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为武则天感恩父母以及与佛教建立关系所刻,距今已有1300多年,字迹尚清晰可辨,是了解武则天孝思文化以及与佛教关系的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汉阳陵两方明代御制祝文碑略谈

汉景帝阳陵帝陵封土南面现存两方分别树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和明熹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皇帝派遣大臣.祀汉景帝后所立载有御制祝文的碑刻。通过对碑刻内容和相关人物的考证,结合明代对古帝王的祭祀制度,分析西汉王朝和文景之治特别是汉景帝在明代帝王心中的形象与地位,以此折射出明代对待古帝王的态度和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同时对这两方碑刻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探讨。

《乾隆御制汉柏诗图碑》解析

帝王巡行封禅祭祀泰山这一极具历史延续性的行为,让帝王与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乾隆皇帝作为泰山的常客,其所作《乾隆御制汉柏诗图碑》制作精美,并立于图中所绘的汉柏树旁,实景与画做对照的景观实属罕见。但由于碑刻年久,有些字迹漫漶不清,观者多做书画作品欣赏。作者结合乾隆帝的原作品及部分史料,通过研究乾隆祀泰山的起因以及在29年间四次为汉柏绘图赋诗的过程,对碑中所刻诗、画进行全面解析。

中菲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御制苏禄国东王碑”

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菲律宾群岛南部的苏禄国国王入华朝贡。归途中,苏禄东王巴都葛巴答剌不幸病逝于山东德州。明成祖敕令建墓修祠,以王礼厚葬,树碑立传,并御制碑文,这就是现存于德州苏禄王墓的“御制苏禄国东王碑”。御制苏禄国东王碑是目前苏禄王墓最珍贵的文物,碑通高2.475米,阔1.075米,共18行577字,具有重要的史料与文物价值,是中菲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乾隆《阅永定河记》碑与永定河的治理

位于廊坊市境内的回龙亭碑刻有清乾隆三十八年御制文《阅永定河记》和两首御制诗,本文试图从碑文入手,并梳理相关史料,还原永定河自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三十八年六次改道的历史,初步探讨乾隆的治河理念与方法。

李光地满汉合璧墓道碑考释

2009年,福建省安溪县出土康熙御制李光地墓道碑。碑文为满汉合璧,追忆李光地一生主要事迹,兼叙与康熙皇帝君臣情谊。墓道碑满汉文记载并不完全相同,相较汉文部分的晦涩行文,墓道碑满文部分直抒胸臆,介绍了李光地政治、军事与学术方面主要成就,并予以充分肯定。该碑为评价李光地人物形象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碑铭材料,情尽乎辞,证实了李光地与康熙皇帝之间几十年名为君臣,情同朋友的密切关系,表明了清朝官方对李光地人物评价的价值取向。

历代帝王庙满文碑刻考述

北京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代祭祀古代君主之地。清入关后的四代皇帝屡次变更奉祀对象,截至乾隆五十年囊括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君主。雍正、乾隆两帝先后在帝王庙立御制碑三通,阐明改革意在继前朝正统与"观德"。此外,满文碑文的行文用词也体现出满语从清初到清中期的发展变化。

《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记》与明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

明代汉藏佛教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交往与互动。从北京地区出土的碑刻文献看.明廷出于巩固皇权,安定边疆的目的.从护国佑民、普济众生等角度接受和肯定了有助于实现“大一统”思想的藏传佛教文化。明廷以建寺造塔、赏赐加封等多方策略加强了西藏等地民众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等实物史料反映了明廷以礼治国、以佛治藏的统治策略。对于研究明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以及明朝与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等问题都有一定价值。

龙兴寺研究

龙兴寺,其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亦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通过对龙兴寺兴建之由、历史演变之梳理,可以勾勒出龙兴寺形成发展的基本历程。御制《龙兴寺碑》、御制《大龙兴寺律僧法》以及与龙兴寺相关的各种建筑,都是对佛教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承载和弘扬。在新时期,如何定位自身,如何处理好与俗世的关系,这是龙兴寺发展的当务之急。

瞿昙寺及其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初探

文物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等。瞿昙寺是我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一组明代官式建筑群,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文从瞿昙寺中轴对称的宫廷建筑模式、技艺高超的壁画艺术、富有皇家气息的御制碑和传承有序的历史牌匾等几方面,论述了瞿昙寺及其文物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以期充分发挥瞿昙寺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

长兴孔庙中的明《御制正孔子祀典说碑》《御制正孔子祀典申记碑》及《圣谕碑》

长兴孔庙保存有明世宗朱厚!(1522—1566在位)亲撰的《御制正孔子祀典说碑》《御制正孔子祀典申记碑》及《圣谕碑》,三碑反映了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这一重大事件,三碑背后有着"大礼议"、明世宗礼制改革等复杂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