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诗写意——浅析乾隆南苑御制诗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规划设计中意境表达的指导作用

我国传统园林的特色追求如诗一般的意境美,中国园林与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流传下来的众多描绘自然山水、田园、风景的山水诗、田园诗或园林诗本身就是风景园林意境的直接反映。历史上众多名篇佳作都以诗喻景,描绘出精致的风景特色和蕴含的意境,也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风景的重要资料和史实写照。

德化、礼乐与权威:唐前期李姓五帝御制诗的人主心态历时考察

唐朝前期五位皇帝的诗歌创作有清绮之风,有豪壮之风,也有清丽淡雅之风,大多都以诗言志来展现雄汉盛唐的样貌,既有对盛世之下百姓安居乐业、山河壮阔、边疆稳定的民族自豪感,也有表现重用贤才、求贤若渴的德化思想,重视礼乐加强权威的功用。五帝以不同的声音勾勒出各自的心态,同样以鲜明的特点彰显出唐朝之荣,表现出人主昂扬向上、热情豪迈、心系苍生的精神风范。

从清宫旧藏北宋汝窑御制诗看乾隆皇帝的汝窑观

乾隆皇帝是汝瓷研究的先驱,在他一生所写的4万多首诗作中,有近200首是咏瓷诗,其中有7首为咏汝窑诗。在这7首诗中蕴含着乾隆皇帝比较清晰的汝窑观,包含了乾隆皇帝对汝窑的欣赏、鉴定和反复求证的过程。从这些御制诗里不仅可以了解到汝窑的历史、特征和成就,还可以从中解读到乾隆皇帝常常借物抒怀,希望以历史为镜鉴,力争做一个好皇帝的初心。

乾隆帝御制诗史学价值探微

乾隆帝御制诗数量惊人,其中大量的纪事诗和咏史诗涉及上古至乾隆本朝的重要历史事件、典制和人物,尤其偏重对乾隆本朝重大史事的记录。这些诗作不仅可以补史、证史,而且能够反映乾隆帝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应当予以重视。对乾隆帝御制诗史学价值的研究,是对陈寅恪"以诗证史"史学方法的实践,有助于史学界对于乾隆帝和清代官方史学的研究,同时对于史学理论的形成也将起到推动作用。

乾隆帝六次南巡行宫御制诗与南巡行宫的特色意匠

清乾隆帝六下江南,大运河沿线的行宫建设空前繁荣.通过南巡期间乾隆帝御制诗中与南巡行宫相关内容的探讨,从精神层面对南巡行宫展开研究,分析了有关南巡行宫营造的文化背景、审美格调、思想内涵、宗教信仰等相关主题;探析了乾隆帝审美情趣在南巡行宫建设中的体现,包括崇尚儒家文化、对文士儒雅气质的倾慕、对武备和宗教的重视等,以及对南巡行宫建设的多种影响.

康乾医巫闾山御制诗的象征意义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北方镇山,医巫闾山自舜帝分封为幽州之镇以来,数千年中,与其它三(四)大镇山一起享有历代王朝的祭礼和封号,被视作天下一统、江山永固的象征。清王朝倡导孝悌治国,康熙帝创立了东巡谒祖制度。159年间5位帝王11次北上祭祖,巡狩边疆。东巡御路上,历代清帝都亲自或遣官到北镇庙向医巫闾山神行礼,举行祭祀大典,并留有近百篇题咏镇山的诗作。这些宝贵的山岳文化遗产不仅是封建帝王祈求神护佑大一统的心态写照,也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

杭州现存乾隆御制诗碑刻考

清代各种碑刻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所刻为清人诗歌，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载体。有关作品，即使对另有印本诗集行世的作家，也往往具有补遗、校勘的意义。拙著《清诗考证》中，有一些篇章曾经在这方面做过探索；起先组合成单篇论文发表时，还明确用过“从存世碑刻考清人诗歌”的标题。但这些篇章所涉，地点虽然都在笔者生活、工作的杭州，诗人却十分分散。现在再专门以乾隆皇帝一人为中心，对杭州现存其御制诗碑刻进行集中的考察。主要的宗旨，则在于借此引起学术界对整个存世清诗碑刻的注意。

康熙御制诗与基督教(一)

谈起御制诗,自然是指中国古代皇帝亲自题写的诗作。这方面最早的作品可以追溯到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前202-前195在位）的《大风歌》。建安文学时期的＂三曹＂影响巨大,但三曹诗作可称为御制诗的只有曹丕（187-226,220-226在位）。后世皇帝当中也有不少诗作,但由于缺乏生活阅历,一些吟风弄月之作影响并不大,到是开宋词之先的亡国之君南唐后主李煜（937-978,961-975在位）的词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异质的合成:对于清代早期御制诗赋的互文性研究

清代官方的赋学理论,其基础结构,仍是建立于传统的诗赋互言模式之上。这种诗、赋理论相互阐明、相互干预的方式,有效避免了文化话语的断裂,但其显然并不仅仅是历史传统逻辑化的结果。社会结构的功能性运作,使得具有异质性的文化得以调和,亦在整个社会文化层级之上,制造出一系列具有绝对意义的"御制"文本。清代的御制诗赋,通常具有很强的标题性,多义性基本被消除,作品的戏剧性逐渐被场景性所取代,技巧亦被高度纯化,这主要是因为受到社会层级与文化同构化的影响。而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文本总体上可以独立于现实的权力关系之外,故其中亦可体现出一种"主体上的自由"。传统赋学中鼓吹的"以下讽(颂)上"或"润色鸿业"的功利性论调得到抑制,而道德性格以及知识喜好则逐渐蜕生为一种审美驱力,这再一次证明了在不同的文化层级中,存在着不同的行为逻辑。

京城皇家园林中的诗——清代御制诗中的蓬瀛

清代御制诗对蓬瀛的歌咏较多,也承继了对蓬瀛的美好寄托。帝王们将文学作品中想象的海上仙山,移植到京城皇家园林当中又加以书写。当想象变成了现实,成为宫苑和城市的一部分,又重新进入到文学作品中,必然打上审美主体个人深深的烙印。而清代帝王作为这一审美主体的特殊身份与审美情趣,也形成了清代御制诗吟咏蓬瀛的特色。

乾隆时期御制诗意图

乾隆时期御制诗意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一是大量署名乾隆的诗文创作,以及他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使得诗意图在当时经历了空前的发展,从数量还是技法与风格上,都足以作为独立的传统艺术现象加以研究;二是御用画家通过创作诗意图迎合、表达皇帝的精神意志,从众多作品中归纳出一定的风格规律很值得研究。本文添补了将御制诗意图作为独立的艺术问题进行研究的空白。

结构、范训、风格:对清帝御制诗及清初格调诗论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在"反映论"和文学进化史观的基础上对清帝的御制诗文进行评价,常常会得出其艺术平庸、内容单调、"反映了统治阶级思想"的简单结论。但事实上,清帝御制诗品性的形成,乃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运作的结果。该文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对清初御制诗及同时流行的"格调"诗论进行分析,力图揭示社会结构在清初文学风格、文学理论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性作用,希求对清初文学的自我形塑过程做出较为立体化的描述。

多源数据参照的古典诗歌立体远读法初探——以乾隆四万余首御制诗为例

针对大规模文献颇为有效的“远读法”常限于对研究对象自身文本的统计,缺乏多源数据参照;而乾隆御制诗因其量大难读且有方便对比关联的数字化文本,成为优化远读法的合适案例。多源数据参照的古典诗歌“立体远读法”。研究首先通过版本选择、结构化整理、数据清洗、自动标点等步骤,构建起乾隆诗全文数据库;进而探究创作风格与频率的两个疑难问题。其一,在创作风格方面,乾隆诗长期给人“陈词滥调”的阅读印象;这并非因为其字、句的高度重复,通过与诗歌规模相当的《全唐诗》比较,发现乾隆诗在字符、句子、诗篇多层面重复率明显较低;陈词滥调的印象或来自大量同主题诗作或反复出现的叠韵诗。其二,在创作频率方面,统计发现其于乾隆四十二年出现创作低谷;结合清代起居注、《清实录》及档案,将史料记载与量化统计相印证,推知此现象更可能源自当年皇太后的崩逝,而非政务繁忙或身体衰弱。“立体远读法”推动了对大规模文献乾隆诗的整体把握,避免对单一文本数据、孤立的统计分析,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探索价值。

论康熙帝御制诗中的满族特色

康熙帝是一位励精图治、博学多闻的皇帝。他一生作诗一千多首,除了表达对儒家文化的喜爱,也在诗中强调和弘扬满族文化。研究分析康熙帝御制诗中的满族特色,理清康熙帝的民族文化认同观念,对于传承和弘扬满族民族文化、丰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乾隆御制诗与郎世宁绘画(三)

二、圣世康乾受帝恩郎世宁并非最早在清代宫廷服务的西洋画师,康熙时期的利类思（Ludovic Bugli,1606-1682）、马国贤（MatteoRipa,1692-1745）等皆是丹青妙手,尤其是后者的绘画深得康熙喜爱,他所画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精美绝伦,引发了康熙帝派学生向传教士学画的动议,而在宫廷服务的西洋面师能超过马国贤成就的正是郎世宁。

乾隆御制诗与郎世宁绘画(一)

清初的皇帝之中,除了顺治与康熙外,乾隆（1711-1799）也是一位对西学兴趣浓厚的皇帝。大清王朝历经＂三祖三宗＂,实际上直到第六代皇帝高宗乾隆时,才实现真正的大一统,乾隆帝原名爱新觉罗·弘历,即位前为宝亲王,雍正在位时秘密立为皇储,诏书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殿匾额后,成为以后的立储定制。乾隆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确为一代＂有为之君＂,一方面把康乾盛世推向顶峰,另一方面又亲手将它拖向衰落。

乾隆御制诗与郎世宁绘画(二)

在郎世宁的另一幅画马图中,有清代著名学者、嘉道年间名臣侍,户部郎程恩泽（1785-1837）的一首题画诗,诗题叫作《题郎海西画马》。原诗如下：吾闻天马不受绊,我听说天马是不受羁绊的,谁欤操此青丝缰。谁会如此为之勒上青丝缰。

《无暑清凉》等七首山庄御制诗词语辨析

虽说诗无达诂,但释古人诗还是应紧紧扣住诗文中的具体意境和主题来解释诗中语句。单纯的词语选项方法解读古诗,有时就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