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御史大夫人员考辨

卫绍王即位,标志着金朝开始步入末期,"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其灭亡已有征矣"。综合考察各类史料,可知金末三朝共有御史大夫14人。其中2人为汉人,12人为女真人。12位女真人御史大夫中宗室及完颜氏为4人,一般女真人8人。

西汉御史大夫的性质及其演化

西汉时期,内朝的形成是中国官制史上的创举。由内到外的转化模式也是历代官制演变的主要形式之一。从这个视角来考察西汉御史大夫的性质及其演化过程或许能有一番新的认识。在继承先秦御史近臣特性的基础上,御史大夫凭借与君主的亲密关系扮演着"汉初内朝"重要成员的角色,在政局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近臣特性对于汉代御史大夫性质的判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样,近臣特性的丧失对于御史大夫性质的转变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丞相与御史大夫的关系

史家一直认为汉初丞相位尊权重,有很强的独立性,然而通过《二年律令》,我们可以看出西汉初相权并不完全独立,御史大夫比丞相承担更多的日常政务,对丞相进行监督与牵制,这是封建官制不断加强皇权的必然。

从牧羊人到“御用羊倌”、“关内侯”、御史大夫 卜式:汉朝“财产申报”第一人

汉武帝为了推行财产申报政策，颁布了“告缗令”，鼓励对那些隐瞒财产的人进行告发，把被告人的一半财产分给告发人，作为奖赏。“告缗令”在执行的过程中，引发了很大的社会矛盾卜式的大度感动了汉武帝在绝大多数富人都不愿意配合汉武帝财政政策的同时。

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农业思想异同初探

公元前81年,西汉中央政府举行了著名的盐铁会议,以求统一朝廷内部的思想,力行休养生息。在盐铁会议中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为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另一派为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属官御史。两派在会议中主要围绕盐铁官营问题、匈奴问题、德治法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本末之论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渗透于各个问题的讨论之中,贤良文学主张重本轻末,御史大夫主张本末并重。双方在本末问题的争论之中,表现出了各自的农业思想,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各有利弊。他们的农业思想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农业思想,在农业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西漢御史大夫寺位置的變遷:兼論御史大夫的職掌

本文據漢代出入宫廷的門籍制度,分析史料,推斷西漢後期,御史大夫寺已不在皇帝居住的未央宫内,並改稱御史府。外遷時間在昭帝朝,起因是元鳳元年(前80)九月,御史大夫桑弘羊捲入燕王旦、蓋主以及上官桀父子的謀反。平息此事後,霍光借機將御史大夫寺遷到宫外,並在宫中與諸卿中大力安插自己的親信故吏,乃至子弟。這一事件成爲霍光獨攬大權的關鍵。御史及御史大夫原先的重要職責是制定律令草案、保管律令與監督律令的執行。隨着西漢政權百餘年來律令建設的積累,以及統治思想的變化,制定律令的任務逐漸弱化。御史府的外遷是其外朝官化的起點,這進一步使之成爲丞相的輔佐,參與日常事務的處理,留在宫中的中丞與侍御史則轉爲以監察爲主。《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所述乃是轉變後的職掌與設置。

秦汉御史大夫的职能

御史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秦汉时期是它的初创阶段。随着封建社会及皇权政治的不断发展，御史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确立到逐步完善的过程，主要表现在：由职权混乱不清、主管事务繁杂到专门监察职能的确立。这种变化可从秦汉御史大夫职能的演变过程中略见一斑。御史制度的演进过程与封建政治的发展系系相关，研究秦汉御史制度的发展变化，对深入了解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乃至封建政治的沿革大有裨益。

西汉御史大夫二丞考辨

由于《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的简略,史籍中对御史大夫二丞的解释异说纷见。本文根据《汉书》诸传及其它辅助材料的记载。认为二丞一是御史中丞,一是御史丞。二丞的职责范围各有侧重,御史丞是辅助御史大夫工作的助手,而御史中丞则是宫掖之近臣,内廷之执法。直接秉承皇帝的意旨,为维护皇帝的利益而工作,是西汉王廷内朝官中的重要一员。因而,它不仅相对独立于御史大夫的组织系统,而且还负有监督御史大夫及其府属的职责,构成了一种以卑临尊,上下维制的独特关系,从而加强了皇帝对官僚的控制,强化了君主专制。

秦汉时期御史大夫的职掌地位和作用初探

秦汉时期，御史大夫是皇帝平衡各种力量的砝码和工具。御史府的设置有利于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加强皇帝对官吏的控制，从而强化君主专制，巩固中央集权。

元康五年(前61年)诏书册的复原和御史大夫的业务

本文是大庭脩博士于1987年6月8日在我校历史系的讲演稿,因其对整理、研究汉简及汉代史均有参考价值,特由林苏同志译出,予以发表,以飨读者。大庭脩博士,1927年生。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部长。专长秦汉史、木简学与中日关系史。主要著作有《秦汉法制史研究》、《木简学入门》、《江户时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之研究》等,后者曾受昭和61年度日本学士院奖。近年来多次来中国访问讲学,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汉官制中“御史大夫掌副丞相”问题再剖析

御史大夫在秦汉中央官制之中具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但绝不只是作为副丞相来设置的丞相的助手,御史大夫和丞相的职权划分反映了秦汉中央政治制度的运行模式中存在着行政和监察系统职能交叉和职责不清现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职能上的相参现象在制度建设上存在着隐患和弊端。

《奉贺御史大夫兼左司马鸣翁梁老先生东征奏捷序》札记

《奉贺御史大夫兼左司马鸣翁梁老先生东征奏捷序》札记陈耀林石家庄市博物馆收藏岭南欧大任书《奉贺御史大夫兼左司马鸣翁梁老先生东征奏捷序》刻石剪裱本一册，原石高３０厘米，横８９厘米，工正小楷书就。后有新安罗文瑞跋语，竖写，除抬格外，每行１９字。此石未见著录...

财税史演义(第五十七回): 治粟内史理财有方 御史大夫审计从严

财税史演义第五十七回治粟内史理财有方御史大夫审计从严□何必如公元前一、二世纪的百年间，汉代的国内形势大体安定，农业、手工业正常发展，商品交易活跃。前１１９年和１１４年，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方，过大月氏（今新疆伊犁河西），越葱岭，直达中亚一带。汉朝国...

秦汉御史大夫职能考辨

作为中央权力机构，御史大夫在秦汉中央官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皇权政治的不断发展，御史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确立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并且最终确定谏铮、弹劾、督察百官的行政职能，成为以后权力体系中的台谏系统。

御史大夫职掌辨

林剑鸣先生在《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大夫——居延汉简解读笔记》(《兰州大学学报》1983.3)一文中,认为御史大夫是“为率(牵?)制丞相而设”,其职掌是监督和牵制丞相、分割丞相之权。我认为林先生的论断是难以成立的。第一,关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据此人们认为御史大夫之职掌就是(?)助丞相统理政务,为副宰相。林先生认为此“乃后人之误解,汉代人并不这样认为”。他说: “‘副’在古代有剖开、分割之意。”举《诗经·大雅·生民》“不坼(按即“坼”字)不副”及《礼记·曲礼上》“为天子削瓜者副之”为证。于是得出:“‘副丞相’者,分割丞相权者之谓也。”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白。一个是“副丞相”之副是否与此二处之副同意。按“不坼不副”是指生孩子,孩子从母体生出来犹如分割母体之肉。“为天子削瓜者副之”是指把瓜剖切开。(参郑玄注)若“副丞相”之副同此二处,则可解为“分割、剖切丞相”,即从内体上分割丞相。此意决不可解。可知林先生所举例证无法说明问题。其二是汉代人对“副”如何理解。《史记留侯世家》“误中副车。”《索引》引《汉官仪》“属车即副车”。蔡邕《独断》:“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则省诸副车。”此副车即属车。《释名·释首饰》:“王后首饰日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贰也。兼用众物成其饰显。”《后汉书·景丹传》“迁朔调连率副贰”。注:“副贰,属令也。”《续汉书·舆服志上》:“后从为副车。”《后汉书·南匈奴传》左贤王为单于“储副”,此外,两汉书中还有副中郎将、副王、副校尉、副封、副侯、副使等名称,皆为副属、次贰之意。总之,汉代人所谓“副”是指从属、次贰,与今天所谓正副之副同。并没有分割、剖开之意。

唐御史大夫诗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风格及其成因探究

唐御史大夫诗歌整体呈现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风格，从初唐至晚唐，他们的诗歌格调比较中和，并没有像他们同时代的诗人一样随着时代的兴衰而发生大的波动，这在整个唐代诗坛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这种风格产生的原因，既跟他们的职业特征有关系，也跟唐朝的社会环境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有一定的联系。

也谈西汉御史大夫寺的外迁问题

对西汉御史大夫寺处于未央宫内的传统观点,近年来学界提出了新见,认为至西汉后期御史大夫寺已被霍光迁至未央宫外。但仅由御史大夫征辟庶民为掾属、霍氏家奴擅闯御史官署以及御史大夫接见郡国计吏等例证,尚难以有力支撑此观点。相关证据显示,霍光并没有将御史大夫寺迁至宫外的必要,在其病逝多年后,御史大夫寺仍在未央宫内。与御史大夫职掌变动相伴随的,只是御史大夫寺所处政治空间的外化,这与武帝时期“殿中”“省中”区域政治功能的强化密切相关。相较于学界颇为强调之官署位置的实际外移,基于空间外化的变相外迁形态,对于考察西汉乃至各王朝中枢更迭、官制演进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同样具有较为普遍的历时性意义。

从牧羊人到御史大夫

巨野县有一座保存完好的高大石碑,碑额篆刻「御史卜公庙碑」六个大字。这就是巨野卜氏家族七世徂——牧羊人出身的汉武帝御史大夫卜式(公元前一一二年任职)的庙碑。此碑立于后金泰和五年(公元一二○年),主要介绍了卜式的身世和德行政绩。对于卜式的事迹在《史记·平准书》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许多古籍中均有详细记载。卜式原为河南洛阳人,以田畜为事,有暇则读书。在山里从牧十余年,羊发展到上千只。当时正值汉武帝开拓疆域,多次攻打匈奴,急需大量军费之机。卜式多次输财助边,并上书汉武帝,「愿输家之半助边」。汉武帝派人问他:「欲官乎?」他说:「臣少牧,不习仕官,不愿也。」使者又问:「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卜式说:「无所欲言。」使者又问:「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卜式讲:「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

御史大夫:“中国人摆脱不了的样本”

2007年,王岐山卸任北京市长即将上调中央时,向老同事们推荐了一本名为《大清相国》的历史小说。小说主角是山西名臣陈廷敬,其中大篇幅讲述了陈廷敬巡查地方官场的故事。陈廷敬曾在督察院做过左都御史,其职权与现在的纪委书记有相似之处。王岐山最早是学历史出身,毕业后先在陕西博物馆工作,又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了三年实习研究员。阅读历史作品。

魏国国官建置及其意义——兼论魏晋南北朝禅让之结构

汉魏的成功禅代,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更替的典范。禅代程序中国之建立和国官建置,是此模式中的重要组成结构。建安十八年,曹操开建魏国,自置百官。魏国之设在精神上取则汉初诸侯王之制,等齐汉之朝廷,实质上是在为其后的禅代做准备。故其国官兼采汉初之官名,并取则东汉朝廷,同时加入新创之制,形成独特的魏国国官制度。大理、奉常、御史大夫三官即标识魏国国官的历史存在。此三官的历次重现反映出,建国设官成为禅让过程中的固定结构。王朝更替的基本逻辑是国升格为王朝,领有天下,国号成为天下号,而前代王朝降为国。从时间尺度上看,诸国建立而争夺天下,同构于在空间中争夺天下的战国,可称为“历时之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