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循吏传》探究

《宋史·循吏传》所载十二位北宋循吏,有的出现于北宋初期,有的则出现于考课制度完备、甚至崇尚功利的北宋中后期。他们一般久居地方,敢作敢为,课绩优异,深得民众爱戴。不过,《循吏传》的代表性颇有不足。一是元史官对北宋原有循吏有所调整;二是在"崇道德、黜功利"原则指导下,一些循吏及其事迹出现残佚甚至偏颇的现象;三是受选录标准及范围等因素制约,一些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员始终未能成为宋元史官认定的循吏。

《明史·循吏传》编纂考述

《明史·循吏传》是研究明代循吏的重要历史文献。其成书,经历了万斯同初稿、王鸿绪二稿、张廷玉定稿三个阶段。其中,万稿虽属草创之作,但具有奠基之功。王稿源自万稿,并对其做了大幅度的删润和加工,因此王稿不论是在结构、史识还是行文和表述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是《明史·循吏传》转折之稿。定稿基本承袭王稿,但对王稿的不足之处做了一定的修改,但整体来说变动不大,字数也大体相埒,故王稿的不足之处也大都为定稿所沿袭。

论《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的执政特色及其现代启示

文章首先探析了循吏的概念和发展历程,接着总结了道光《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的执政特色;最后立足于现实,揭示出《贵阳府志·明循吏传》的当代价值与启示,通过对明代贵阳循吏执政事迹和思想分析研究,指出如何利用贵阳古代循吏文化做好当今的官德建设和廉政建设。

正史《循吏传》传名变化及循、良、能义释

19部正史设有《循吏传》,传名先后有变化,或曰“循吏”,或曰“良吏”“良政”“能吏”。传名改变反映了史家对不同时代优秀官吏的认识。循本义为顺。司马迁以奉法循理的官吏为循吏,记述先秦优秀官吏。《汉书》沿袭《史记》中“循”之含义,规定循吏为教化地方的“二千石”官吏,为后世史书所遵循。历朝有治乱之别,乱世中,循吏难寻,史书改“循吏”为“良吏”“良政”“能吏”。良即美好,良吏即能尽责办事的好官。能即胜任,能吏即有能力、胜任本职工作的官吏。“良吏”与“能吏”消解了对官吏“仁德”“化治”的要求,反映了汉代以后,地方官吏逐渐工具化的倾向。

论祁寯藻与晚清理学:以同治朝修国史《循吏传》为中心

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久为学界关注,如倭仁等代表性人物已得到许多讨论。但是,理学复兴仍有复杂面相值得开掘,存在着时势、人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交互。晚清其他朝廷重臣与理学复兴的关系不可忽视,如祁寯藻同治初年位居帝师,其施政作为有倡导理学之意。他于同治二年上奏澄清吏治,请求清廷纂修国史《循吏传》,并影响到该传的写作。祁氏影响下的国史《循吏传》取材理学著作《学案小识》,表彰具有理学思想背景的地方官员,体现出祁寯藻倡导理学的用心。祁氏学兼汉宋,同治初在朝与倭仁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呼应清廷上下推动理学的时势,以修史为举措,希望用理学振兴地方吏治。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提供了理解晚清理学复兴在实际政治层面运作的具体例证。

《明史·循吏传》考误五则

《明史·循吏传》是研究明代循吏群体的重要文献。由于书成众手等多种原因,该《传》存在诸多疏漏舛误之处。兹据《明实录》《明一统志》及各类明代墓志铭等文献考证,考证该《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中存在的5处讹误和表述不当。

《明史·循吏传》入传标准研究

循吏是中国古代社会官员的典范。由张廷玉主修的《明史·循吏传》,编撰特点明显,载录的循吏人数较多,包罗了一个特殊群体。分析《明史·循吏传》传文内容可以发现其入传标准主要有三:一是传主本身具有良好的德行操守,二是传主在主政地方时有卓越的政绩,三是传主多受民众拥护。通过入传标准也可以探析《明史·循吏传》所蕴含的政治文化观念。

魏晋南北朝正史《循吏传》入传标准分析

二十四部正史当中,总共有十九部正史撰有《循吏传》,其中魏晋南北朝正史就有八部之多,几乎占据正史《循吏传》的一半。魏晋南北朝正史《循吏传》的撰立,描述了"循吏"清正、廉洁、仁义、爱民等行为,使人们对"循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正史《循吏传》中"循吏"的择入标准,一要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如"清廉""仁义"等;二要做出一定的政绩,如促进教化、审理刑狱、平定暴乱等;三要获得百姓的肯定,如立碑建祠、歌颂、乞留等。

正史《循吏传》入传标准与记述内容的变化

正史《循吏传》研究首先以文本为要,文本研究须明确其入传标准及内容特点。笔者近两年通读19部正史《循吏传》,发现正史《循吏传》不仅传名各有变化,或曰《循吏》,或曰《良吏》《良政》《能吏》,其入传标准及内容特点前后亦有变化。《史记》首设《循吏传》,列于类传之首。《史记·循吏传》记载了春秋时期的5位循吏。孙叔敖为楚国相,功绩卓著,司马迁仅记其“施教导民”“政缓禁止”((1))等事迹,以及“三相楚而心愈卑”((2))的人品修为。

从碑传到国史:清代闽县龚氏“四世循良”官方书写的形成

私家性质的碑传是中国传统官方史学传记编纂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清代国史《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等传即广泛采择利用碑传文字。同治年间的闽县龚其裕、龚嵘、龚一发、龚景瀚“四世循良”国史传记是依据一份由后代龚易图提供的事实清册编纂而成,该事实清册的资料来源则为四人的碑传。清廷编纂《循吏传》的动机在于表彰政绩突出的官员,振兴吏治,而“四世循良”中的龚景瀚是咸同时局中影响力颇大的文章《坚壁清野议》之作者。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请将龚氏四世立传国史,并向国史馆呈送事实清册。龚易图与上级丁氏沟通祖辈立传事宜,收集编纂参考资料,彰显闽县龚氏家族恩荣是其重要目的。

《清史稿·循吏传》地名勘误

《清史稿》是研究清代人物的重要史料。但在传统正史系列中,《清史稿》质量欠佳,舛误较多,亦为学界共识,其《循吏传》亦未能幸免。然而《清史稿》毕竟是一部有着较大影响的史书,其中的讹误可能会产生不小的危害,故订正其舛误很有必要。本文综合利用文集、方志、档案等各类史料,考订出《清史稿.循吏传》地名记载方面的六则错误。

《清史稿·循吏传》地名定误

《清史稿》是研究清代人物的重要史料。但在传统正史系列中,《清史稿》质量欠佳,舛误较多,亦为学界共识,其《循吏传》亦未能幸免。然而《清史稿》毕竟是一部有着较大影响的史书,其中的讹误可能会产生不小的危害,故订正其舛误很有必要。本文现以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清史稿》为底本,以《清史稿·循吏传》为中心,对其中存在的大量错误做一比较系统、全面的清理,考订出其中所记地名方面错误①,以就教方家,亦希望该文能对正在进行中的《清史》编纂工作有所裨益。

循吏、酷吏和其他

我国史书多列有与《刑法志》相联系的《循吏传》和《酷吏传》,这些以截然不同面貌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执法者,有着和各自密切联系的社会条件。循吏是与统治者和人民的某种需要“合拍”相关联,失去一方便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基础。而酷吏是与随经济繁荣而来的统治阶级腐化及因兼并被迫铤而走险的“穷民犯法”相关联的社会产物,它有针对人民和豪强贵戚的两重性,二者都不应忽视。尤其唐代以来的酷吏政治的教训是极深刻的。对这些,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也作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任璇和他的《梅花缘》传奇

清代文坛上有两本贵州人创作的长篇戏曲问世,其中之一便是题为“古盘问花居士填词”的《梅花缘》传奇。(另一本为傅玉书的《鸳鸯镜》传奇)。古盘,即今贵州普安。问花居士,据《贵州通志·艺文志》言:“盖(任)璇别号也。”任璇正是普安人。关于任璇,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甚少,《普安直隶厅志·人物志·循吏传》有一点简短的记载:“任璇,

吴中判牍:晚清循吏蒯德模的情理司法

中国古代的正史大多设有“循吏传”,讴歌勤政爱民的优秀官吏。在诸多循吏中,不少人凭借司法方面的杰出才能流芳千古。遗憾的是,史家惜墨如金,大量循吏的司法事迹,特别是那些兼顾情法,充满中国式法律智慧的经典判决都难觅踪迹。好在凡事都有例外,在《清史稿·循吏传》中,有一位名叫蒯德模的循吏,以执法平允,善用情理著称于世。

裴李岗、后李文化生业经济模式比较研究

一、概述“生业”一词,较早出现在两汉晁错的《守边劝农疏》,文曰:“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后汉书·循吏传·仇览》:“(仇览)选为蒲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生业”有产业、资财和从事某种产业的多重语义,本文中指人赖以生存的职业,包括渔业、狩猎、采集和农业等。

从“冬葵温韭”探温室技术起源

我国是温室栽培起源最早的国家,利用保护设施栽培蔬菜有着悠久的历史。 西汉桓宽在他所著的《盐铁论》中有一句话：“春鹅秋雏,冬葵温韭”,说的是当时富贵人家违反自然规律,追求奢靡生活,却恰好反映了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比较成熟的温室蔬菜栽培技术。“冬葵温韭”,简单来讲就是靠温室栽培出来的蔬菜。

林则徐赈荒

“大吏救其灾,特设当牛局”林则徐虎门销烟,名垂青史。他在江苏按察使一年半任内,政绩卓著。刑政方面,他亲自断案,治狱严明,因而有“林青天”的美誉。“处理赈务,能因时因地制宜,果断坚决,切实有效。道光三年(公元1823)夏,江苏暴雨涨水,三十多州、县泛滥遭灾,情况严重。苏南尤甚。据记载:当时“淫雨害稼,低区尽行淹没,街市上水,几有蛙黾共处之厄。唯亭东南被灾尤甚。”(《元和唯亭志》)“岁大饥,七月甲戌玉遮山裂。(《民国吴县志》)《昆、新两县续修合志》记载更详:

“清官”及其思想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廉吏、“清官”是否存在,近几十年来曾有过波澜起伏的争论。而今史学界已公认:廉吏、“清官”在历史上确是客观存存的。但对于“清官”及其思想的评价,分歧仍颇大。为此。本文试就“清官”及其思想作些历史考察,谈点祖浅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