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下的微信治理机制研究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数据分析能力成为新的战略实力,大数据技术应势快速发展,在诸多领域已经应用成熟。基于网络发展的网络社交媒体软件微信在快速发展与普及应用的过程中造成了微信谣言传播、微信诈骗、微信交友危机、隐私泄露等负面影响。大数据技术应用到微信治理过程中,创建大数据微信治理机制,能够为当前微信负面效应治理增添一种可行方案。

从微信治理看西方平台治理逻辑的优势与缺陷

互联网时代,平台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针对平台治理话题,西方学者展开了激烈的民主辩论,力图在保持平台自主性的同时引入国家干预、用户监督等多重举措,却不免出现追求解决问题、达成决策的效率低下的问题。本文在西方学者已有的结论基础上引入了非西方视角看待平台治理问题,以中国的微信平台为例,分析中西两方平台治理逻辑的异同,洞见不同治理框架的利弊,从而帮助中西方媒体政策制定者们想象或预见未来可能的平台治理模式。

微信的传播特性与北京微信治理体系建构对策

以微信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微信具有的传播主体年轻化、传播受众强关系、传播能力弱等传播特性;指出微信的传播特性给北京网络治理体系带来诸多挑战,表现为微信谣言传播更加隐蔽、舆论引导难度加大、实名制仍需深入、使用中存在违法行为等问题;针对这些挑战与问题,提出应从建立用户自律机制、加大微信业务治理技术的开发攻关力度、形成正面引导的舆论工作格局、完善相关法律规范等方面建构北京微信治理体系。

圈层化连接、虚拟公共场域与微信舆情治理

随着微信成为最活跃的社交平台,微信舆情治理就成了防控舆情事件的关键。通过对微信公共场域中主体间圈层化关系分析发现,由于微信舆情传播呈现的圈层化强连接、自组织化与内容共享,导致了舆情传播中舆情主体对信息的过度依赖、信息的封闭性及其相互间的勾连共振,将使微信舆情传播路径复杂化,并产生裂变性后果。为此,政府需要从监管主体问责、信息内容规范与舆情反馈机制,用户数据管理、信息监测与舆情预警技术,相关主体的公共责任、媒介素养与理性价值观的培育方面作出相应改进,以实现在交往理性基础上构建多元化的微信舆情治理体系。

基层技术治理的机制及其功能分析——以微信工作群为例

微信工作群在基层政府工作中使用已经非常普遍,这是数字时代信息技术扩散的必然结果。但微信工作群不只是技术手段和治理工具,更是一种新的治理场域。受微信工作群的技术架构影响,其表现出共享即时信息、突破时空界限、丰富信息形式和压缩条块结构的运行逻辑。这种运行逻辑通过重塑监督机制,强化竞争机制以及形成嵌入机制,使得基层治理表现出过程监管,形式竞争和嵌入生活的治理样态。微信工作群这种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表现出正功能和负功能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基层治理中的信息沟通成本和组织成本得以降低,另一方面,基层的自由决策空间受到挤压,常规工作与中心工作的界限变得模糊,政府工作内容存在泄密的可能性。因此在治理转型中,不能单纯强调技术治理,而应该发挥基层政府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并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微信传播的点和面

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以互动交流为核心理念的社会化媒体迅速崛起。作为社会化媒体中备受用户欢迎的微信平台具有信息发布便捷、传播速度快而广、传播互动性强、传播成本低廉等传播特征,这使其迅速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重要平台。2016年微信传播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微信使用情况研究、微信与传统媒体研究、微信与传播学研究、微信与人际传播研究、微信传播业务研究、微信治理研究、微信传播中的法治问题研究等方面,研究视角开阔、内容丰富,但也存在着研究方法单一、理论研究不足等缺陷。因此,微信研究一方面要继续拓宽研究内容,发掘新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要提升微信理论研究的深度,促进微信研究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