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赌博犯罪案件侦查问题初探——以微信红包赌博为例

微信红包赌博作为现代通信技术和金融支付技术所催生的产物,具有与传统赌博不同的特征。因此,司法人员对微信红包赌博犯罪案件的定性和侦查均出现若干疑难问题。根据分工和作用不同,群主应构成开设赌场罪,对代包手和玩家原则上不以刑法规制。传统刑法体系的滞后性、微信红包赌博行为的虚拟性以及微信群设立和解散的便宜性等因素,是导致微信红包赌博犯罪侦查困难的主因。侦查机关可通过实名锁定、确认地址、提取数据和远程勘验等方式进行侦查。微信平台应通过大数据监控和分析、封存和提取电子数据以及封号等措施协助侦查。社会公众应及时举报涉微信红包赌博的犯罪活动。

微信红包赌博问题探究

微信红包赌博作为一种新型的网络赌博方式,因其犯罪成本低,操作使用便捷,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稳定。为打击微信红包赌博,本文在对微信红包赌博特点以及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期能够为遏制微信红包赌博提供一些帮助。

微信红包赌博量化模型的建构与应用

微信红包赌博是依托于虚拟平台,没有现实的、物理的赌场,在微信群内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组织的新型赌博形式。作为网络赌博的新变种,微信红包赌博具有参与门槛低、参与便利、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且其在微信群内进行组织,和一般抢红包行为的界限模糊,这为平台监督、犯罪侦查和司法审判增加了难度。文章根据对现有案例的总结分析发现,赌资、参赌人数、赌博组织盈利以及地域犯罪率等因素对微信红包赌博的监督、认定以及客观化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微信红包赌博犯罪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以湖南省2019年生效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微信红包赌博犯罪是近五年里出现的一种新型网络犯罪,这种犯罪较之传统赌博犯罪更具隐蔽性、涉及范围更广、危害亦更大,加强法律规制及有效适用刻不容缓。通过对湖南省2019年生效的微信红包赌博犯罪案件审判文书的深入分析,发现此种犯罪在适用上存在罪名适用、共犯认定、量刑标准滞后等问题,司法适用中针对此种问题应从完善法律解释出发,明确罪名适用与共犯认定标准,对量刑标准适当改变以适应时代发展。

组织利用微信红包赌博行为的定性——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的权衡

《刑法修正案(六)》的颁布,引发了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的区分争议,至今仍无定论。关于网络赌博司法解释的颁布首次具体规定了关于"开设赌场罪"的相关内容,而微信红包赌博犯罪的出现,给网络赌博犯罪的认定带来了新的挑战。司法实践中对组织利用微信红包赌博的裁判结果仍是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并行,两派支持论者各执一词。然从"赌场"应具有的以赌博为存在价值、专人控制性和参与人员不特定等属性以及"开设赌场"应具有的"营业性"等属性分析,组织利用微信红包赌博以微信红包群为赌博平台,针对社会不特定人员开放实施具有专属控制性的赌博活动,符合开设赌场罪的相关犯罪构成,应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

微信红包赌博的特征及防控对策探析

通过微信"抢红包"已经成为手机用户娱乐新时尚,然而,微信红包却被少数人利用,演化为网络赌博的新阵地。微信红包赌博具有犯罪成本低、操作快捷、隐蔽性强、人员聚散快、影响面广等特征,使得相应的犯罪防控难度较大。可从公安机关、微信运营商和网络用户等三个层面,采取思想预防、社会预防、公安机关专门预防等策略加以防控。

组织微信红包赌博行为的定性

一、问题引出:组织微信红包赌博的司法乱象2017年4月,周某甲、周某乙、郑某组建微信赌博群,制定群规则,组织他人以抢红包尾数相加作为“牛牛”点数进行赌博,从中抽头获利。其中,周某甲等人推庄并负责上下分、发包、群管理等,汤某负责拉人进群赌博,共涉案35万余元,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以赌博罪进行定罪处罚。①但在类似案件中,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却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

组织微信红包赌博行为的定性

微信红包赌博犯罪的出现，给网络赌博犯罪的认定带来了新的挑战。司法实践中对组织利用微信红包赌博的裁判结果仍是 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并行，两派支持论者各执一词。然从“赌场”应具有的专人控制性和参与人员不特定等属性以及“开设赌场”应 具有的“营业性”等属性分析，组织利用微信红包赌博符合开设赌场罪的相关犯罪构成，应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