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公众协商的合法性基础、民主限度与价值重估——以协商民意测验为例

协商民主是当代政治学中最具吸引力的民主范式,它逐渐从一种宏观、规范的民主理论转向微观、可操作的民主实践。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微型公众协商成为协商民主制度化与操作化的重要机制,尤其是其中的协商民意测验因协商代表具有的代表性与协商结果的高质量,使其被视为协商民主的黄金范式。然而,以协商民意测验为代表的微型公众协商的民主限度也较为突出,它在推动大众参与、政治平等、协商质量等方面存在不足,并呈现协商精英化的趋势。对此,可从协商系统方法出发,承认微型公众在提升民主与协商方面存在限度的同时,通过协商代表功能与职责的重塑,将微型公众协商嵌入政治体系统之中,重估微型公众协商的价值,推进整体政治系统的民主化,进而提升协商质量。

协商性微型公众的主要特点和功能作用分析

微型公众是由科学抽样产生的公民代表组成的协商论坛。它们具有(近乎)随机抽样、普通公民参与、公开协商的共性特征,但是不同类型的微型公众在参与者的人数和产生方式、活动的持续时间和环节、输出的形式和接受者以及运行成本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重要差异。在实践中,微型公众发挥了决策、咨询、信息、指导、测试、合法化、教育和监督等功能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协商结果是否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仍是微型公众面临的艰难考验。从应然层面分析该问题,主要存在乐观派、批判派和折中派三种观点。所持的折中观点一方面认为微型公众的政治影响应因其发起动因和嵌入的权力配置而异,另一方面认为应由一个协商系统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微型公众做出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决定。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服务质量评价研究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是兼具功能性与信息性的特殊平台,需要符合其特点的评价体系。文章构建高校图书馆微信服务平台评价体系模型,设计调查问卷并通过SPSS16.0进行数据分析,验证并修改该体系构成,形成由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39个三级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模型;通过主成分分析确定权重,展现体系内指标在用户期望中的反响程度。

规模收敛、规模延展、协商系统及其创新发展——探寻破解协商民主规模难题的三条路径

协商民主的规模难题主要源于现代国家的地域规模和人口规模。破解难题,需要回应:协商对话在何种规模内是可能的?如果政治代表是必需的,其如何更具回应性?梳理协商民主理论的学术史,可提炼出破解协商民主规模难题的三条路径:规模收敛路径、规模延展路径和协商系统路径。相较于规模收敛和规模延展路径,协商系统路径具有独特的证成力:它以包容、分工和耦合为核心内涵,一方面放宽协商输入的标准,通过包容非协商性元素和大众意见的非正式表达,最大程度地为决策制定输入大众意见,突破规模限制;另一方面,基于系统的分工与耦合,在政治代表与大众之间,形成高质量的互动,并创新代表模式,将代表嵌入到协商序列的各个环节中,以使政治代表更具回应性。但协商系统路径仍存在包容性局限、分工与耦合难题以及代表模式创新瓶颈,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中的“全过程协商”,能否为应对上述问题提供思路,进而推进系统路径的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命题。

基于协商场所的西方协商系统要素研究

协商可以发生在多种场所之中,如结构化的论坛和非正式的公共领域。各个场所的协商在协商的类型和质量上存在着差异,但协商系统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这些不同场所的协商都可视为协商系统的构成要素。根据史蒂芬·艾斯特的代际观点,以协商民主的流变为线索,逐次分析国家机构、特设论坛和公共领域的协商。第一代协商理论家主要关注国家机构协商,尤其是立法机关和法院。第三代协商理论家将协商参与范围扩大到国家机构之外,主要关注特设论坛协商,尤其是微型公众。第四代协商理论家延续哈贝马斯的宏观协商传统,主要关注大规模的公共领域协商和协商系统。协商系统着眼于构思和推动大规模民主协商,它将协商理解为发生在多重、多样但部分重叠的空间中的交往活动,并强调这些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从协商场所的角度研究协商系统的构成要素,并未分析各个协商场所之间的的相互联系,拟在协商系统结构中进行研究。

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公开性的评估框架研究

基层协商民主实践要向政府决策者和广大基层群众证明其合法性,就须具备合理的公开性水平。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公开性评估框架由一系列可操作的独立指标构成。这些指标反映了协商活动过程公开和协商者观点表达的主要标准:协商内容的报告须包含结论、理由、论据、不同意见,并表明它们之间的连贯性;协商过程的透明要求对协商活动的控制、程序设计、预期影响进行明确说明;通过协商者授权和报告人负责实现对外传送的保真。将公开性评估框架作为协商设计的工具运用,并积极探索所有可能的对外沟通形式,有助于提升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公开性和外部影响,并为在地方层面先探索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

政治代表如何更具回应性:对一种协商民主系统路径的诠释

代议制的出现使自治的理想与代表的现实决策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裂缝,这一裂缝必须通过政治代表对公众的回应来弥合,但代表的回应性却由于代表远离公众和具有党派性特征而遭到质疑。协商民主的最新发展——协商系统理论——以包容、分工和依赖为核心要义,通过建立政治代表与公众之间的关联、创新以交往权力为目标的微型公众这一政治代表模式,更好地实现了政治代表对公众的回应。

增强治理而非推进民主:地方政府采纳参与式治理的原因

参与式治理的创新已经受到广泛的讨论,但其实施却鲜少得到检验。本文试图解释在既有民主制度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什么要采取参与式治理。我们运用2000—2012年1505个瑞士城镇实行微型公众协商(min-publics)的数据库来验证5个关于实施参与式治理的假设。研究发现,瑞士城镇中的微型公众协商是政策导向性的程序,只涉及一小部分市民。实施微型公众协商的城镇是那些没有"城镇大会"传统的地方,它们的公共服务存在增长压力,其特点是政治团体众多,政党和社区纽带强,且公共管理高度专业化。我们的结论是,参与式治理扩张的动力源于在集团利益强大且分裂的不利背景中提高治理水平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