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湖南“三治结合”村微自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是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引领,发挥村级群团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夯实乡村治理基础。湖南近年来开展了以自然村院落会议、屋场会议、片区管理、湾落会为载体的“三治结合”村微自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分析这一模式的时代价值,总结归纳其经验与不足,并提出完善这一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或可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乡村自治提供些许智力支持。

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微自治行动策略研究——以S市W社区驿站打造项目为例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关键环节,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微自治”这一概念应运而生。本文以S市W社区驿站打造项目为例,探讨社会工作者如何带动居民参与自治,强化有效治理,归纳社区微自治项目运行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所发挥的角色功能。并从赋权于民、专业渗透、创新治理等维度提出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微自治的行动策略。希望借此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建设的发展,助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进而促进基层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

乡村“微自治”:实践检视与路径建构--基于“治理有效”的分析视角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也是对乡村治理提出的新的改革要求。将“微自治”置于“治理有效”的视域下进行检视,发现乡村“微自治”模式虽然在凝聚自治主体共识度、保障自治过程有序性、提升自治功能有效性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实践机制也存在不利于多元主体有效参与、阻碍多元主体合作互动关系的建立、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等实践限度。基于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导向,乡村“微自治”需要立足其实践优势,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自治实践向更高层次发展等方面实施进一步优化。

自治单元下沉背景下的城市社区“微自治”研究——以J小区从“点断”到“全覆盖”自治的内生探索为例

社区自治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始终难以从根本上走出居民动力困境。以楼栋、院落、小区、居民小组为代表的"微自治"所展现出的显著内生性表明,社区作为自治单元,本身规模过大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原因。单元下沉使社区自治不再是"悬浮型自治",可能成为社区自治的发展方向和新的着力点。本文以J小区从"点断"到"全覆盖"自治的内生探索为例,对社区作为自治单元的历史缘由与现实困境、社区自治单元下沉与居民动力生成之间的关系、社区自治单元下沉后新的自治单元确定和"微自治"图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集体行动理论视角下的“微自治”有效性分析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强调小团体和选择性激励可以避免搭便车行为的发生,可以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我国基层自治正遭遇自治困境,实践探索中的"微自治"较好地克服了当前自治中的一些不足,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自治困境很大程度上也是集体行动的困境,自治的有效性也即集体行动的有效性。因此基层自治有效性标准假设:接近集体行动理论的程度越大自治越有效,反之则效果越差。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微自治"因其自治单元小、文化认同高、利益联结紧、激励有选择,与集体行动理论符合度高,"微自治"较传统基层自治能更好实现集体行动,有效性也更高。

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基于苏州市S街道的案例分析

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苏州市高新区S街道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社区“微自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化效应揭示了行动结构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因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提升其治理效果。

乡村“微自治”:价值、困境及化解路径

实践表明,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为自治基本单元的乡村"微自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需要。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实现方式,乡村"微自治"因具有内生的强大自治活力,对于发挥农民的自治主体作用,破除建制村自治长期以来难以"落地"的窘境和增强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乡村"微自治"又存在民主协商的基因易被阉割、自治权易被行政力量消解以及自治重心下移导致民主自治的褊狭等问题,而且可能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所要达到"政经分离"的发展方向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相背离。因此,在坚持自治为基础的前提下,寻求社会与行政、自治与他治的合作治理和良性互动,是乡村"微自治"持续有效运行的根本路径。

乡村振兴中的微自治:历史、空间和现实的三重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国家乡村治理政策的升华。乡村的转型是国家政策推动的结果,乡村治理形态的变革也是国家政策影响的结果。随着国家乡村的政策由资源汲取型向输入型转变,作为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村民自治模式也应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微自治这一乡村治理的新探索,通过自治基本单元下沉,能够激发基层自治活力,是村民自治的有益补充,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微自治有其历史制度底色,是对村治自然空间的回归,更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主体基础、行动保障和平台支撑。

乡村“微自治”的运行基础与实践机制——基于陕西关中村民小组治理的实践

基于陕西关中村民小组治理的实践,对乡村"微自治"的运行基础与实践机制进行了考察。在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逐渐疏离及农民的离散化状态造成新一轮治理困境的背景下,乡村"微自治"试图通过乡村社会内生性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强化行政村层级以下治理单元的自治功能,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兴办村庄公共事务。土地所有权关系、以民间信仰为媒介的文化认同及熟人社会是乡村"微自治"有效运行的基础。其核心机制是通过对中坚农民实行组织吸纳,综合援引政策法规、人情面子机制和分类治理机制,推动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乡村"微自治"再造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性,体现为动员农民参与村庄治理,重塑公共秩序;有效约束钉子户,提升村庄公共利益;整合村级组织,增强治理合力。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农村“微自治”的运行逻辑--基于“一组两会”实践的扎根理论分析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自治单元下沉是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着力点。作为村民自治的有益补充,“微自治”以治理基本单元下沉为手段,通过缩小治理单元、拓宽参与渠道激发基层自治活力,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本土化实践的探索。文章通过深度访谈获得原始数据,应用扎根理论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形成概念与范畴,并以此考察广西“一组两会”协商自治实践。研究发现,党政力量的积极推动、村民的内生性需求、程序的规范性建设和资金的充足性保障是农村“微自治”运行的影响因素。其中,党政力量的积极推动是外部情境因素,村民的内生性需求是动力因素,程序的规范性建设是行动策略,资金的充足性保障是条件因素。基于此,初步构建了自治单元下沉的“情境—动力—行动—条件”模型。

城市社区“大联动、微自治”智慧治理模式的探索与思考——以成都市C区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践为例

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受"大气候"的影响,社区"微生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区治理的难度系数和复杂程度不断增加,传统的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加快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2014年,C区被民政部列为第二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此重大契机下,C区以"大联动"建设为支撑,以"院落+社团"为主题,建立健全线上线下的社会治理新机制,初步探索出城市社区"大联动、微自治"的智慧治理新模式。

“微自治”模式下城市社区参与的机制创新及成效——基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642份问卷调查

基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642名居民的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微自治”模式下居民社区“微参与”的实现机制创新及其成效,发现“邻里自理”“微自治”模式使居民参与的意识增强,实际参与的居民人数增多。为更好地促进居民的“微参与”,有必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凝聚带动居民的参与;政社分离,拓宽居民“微参与”的渠道;挖掘和发挥居民的自我管理能力;资源下沉,使“微参与”拥有必要的资源;加强“微自治”的理论支撑,实现其合法性。

后疫情时代乡村“微自治”的现状及路径探析

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求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乡村“微自治”作为乡村自治的重要实现方式,对于发挥村民的主人翁精神,激发村民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热情,保证自身的共同利益,提高基层组织防控疫情工作的效率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但是,乡村“微自治”在疫情防控期间还存在着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受到传统的家族观念影响、自治内容和范围狭窄以及被行政化现象严重的问题。因此,研究乡村“微自治”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积极效应和运行困境,并且找到乡村“微自治”有效路径,对打赢疫情防卫战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社区微自治困境分析研究——以苏州狮山社区为例

社区微自治是社会治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创新性的概念。以楼道层面开展居民自治,推进多层面居民议事会的成立,在苏州市城市基层自治管理体制中发挥了有效作用,但其中遇到了公信力、职权分配、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

社区微自治:城市基层党建新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整合各种资源,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这告诫我们,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趋向是党的影响力不断深入基层,更启迪我们应更透彻理解党建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功能和时代意义。社区微自治中绝大部分社团负责人为党员,这不仅能够有效发挥政治领导、价值引导及利益协调功能,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还能利用党组织与区域化党建优势,整合社区内闲散社会资源,巩固基层党建引领社区建设的示范效应。

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服务“微自治”模式探究——以北京市丰台区怡然家园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针对社区服务主体多元化、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意愿弱、社区服务建设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北京市丰台区怡然家园社区通过党建创新、认真实践,探索出一条社区治理服务的“微自治”模式,为北京市乃至全国社区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微自治:乡村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苏州市H村疫情防控的实践

微自治是在村(居)民自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自治单元下沉而形成的治理方式,具有时效性、自发性与灵活性的特征。而公共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蔓延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微自治以其及时、灵活、自发的方式可以做出有效应对。本文基于对苏州市H村内疫情防控实践的调研发现,微自治正是危机治理的有效路径。这反映了社会治理的一个趋势,即随着社会中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因素的增长,社会治理重心将会不断下移,微自治必将成为治理的一个重要场域。

社区“微自治”研究综述

社区事务繁多,为动员居民参与,实现更好的管理,近些年多地社区积极探索社区"微自治"模式。本篇文献综述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了解"微自治"的内涵、特征、运行条件、领域及运行时遇到的障碍、"微自治"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现有研究可借鉴之处,同时对其存在的不足进行思考。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村民“微自治”

实现有效的村民自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为了解决行政村范畴村民自治虚化、异化等问题,各地在深化村民自治实践中提出可以推动治理重心下沉、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开展的“微自治”。“微自治”能够满足村民自治有效运行所需的各种内在条件,包括提供利益关联、文化共识、空间基础、适当的组织规模等。但是,在推进“微自治”的过程中,还会面临自治载体行政化、自治范畴萎缩降级、自治方式重回乡贤治理等新的风险。对此,可以从提高自治载体相对独立性、持续推进行政村层面自治协同发展、将现代民主理念融入村民自治实践等方面入手进行有效化解。

农村社区“微自治”运行机制研究——以X社区为例

下沉自治重心为解决村民自治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本文以X社区"微自治"为研究对象探究如何构建农村社区"微自治"运行机制,研究发现X社区"微自治"形成了政府管理、村两委支持、村民小组自我服务、村民参与、村民小组与村委互动以及村民小组与村民互动六大运行机制,以为能为其他地区农村社区开展"微自治"工作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