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楚简《五行》篇的“德之行”

“德之行”是思孟“五行”学说的基础。通过对“德”义发展史的考查,本文认为“德之行”是子思对早期儒家“行行”观的一个突破,而孟荀思想的差异体现了儒者在“行”和“德之行”这两种“德”观念上的不同选择。“德之行”的提出,为儒家开出了新命题新方向,它提升了儒家的伦理规范,是儒家伦理宗教化的开端。

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刚刚从国外归来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来到了承德,受到了乾隆皇帝的热情接待。乾隆在承德接见各族领袖本是清政府政治生活中的常例,但这次却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清政府民族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侧面,即对土尔扈特蒙古所采取的收抚的政策方针。本文仅就渥巴锡承德之行这一历史事件,试图对清政府收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略作剖析。

顺德之行启示三则——“七一”活动见闻与收获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的时候,我院党委组织全体党员于6月27日前往顺德市参观学习。 顺德是我省改革开放试点市,近年来改革业绩闻名遐迩,建设成就威震全国,“三高农业”、乡镇企业与精神文明建设,如三面明镜,反映出广东改革开放的总体风貌。 因此,我们此行有针对性地选择北滘镇三桂管理区的“三高农业”为参观学习的第一站,继后参观了广东“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生产,最后对口参观了顺德市委党校,学习他们重视教育、扶持教育的经验。通过参观学习,全体党员看到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风貌而振奋,进一步认识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从而在思想上精神上收获丰硕,感受深刻,具体为:

昂纳克西德之行在东德引起的反响

昂纳克对西德为期5天(9月7日—11日)的访同在东德引起强烈反响。东德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对这次访问报道的重视程度超过昂纳克近几年以来任何一次出访,报道量之大出乎人们预料之外。

先秦儒家德性思想的演进

"德"之初是先民刻画种子发芽以求得庄稼成长的一个巫术,随着氏族部落的产生,"德"发展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在殷代甲骨文中"德"正是"祖先祭祀"的意思。西周"德"义从单纯的"(牛羊)祭祀"改良为"心、行"祭祀,春秋"德"义开始祛魅:(1)孔子以"仁"代"德",用他的"仁"观念将周公之"德"人文化。(2)子思在"德之行"的基础上首唱"五行学说",全面开启了儒家天人之学、心性之论、王政之道。

论竹书《五行》的成德哲学:以“形于内”及其相关问题为中心

成德是竹书《五行》的思想主题,包括“德之行”的成就和“德”“善”的道德境界的成就两个方面。竹书以是否形于内为标准将五行区分为“德之行”和“行(行为规范)”两种。“内”指“内心”,“形”兼具成就和形现两义。“形于内”首先指五行成就于心中,同时它包含了五行由心中生发及显现于心中的含义。这两义是明暗、表里关系,前者就结果而言,后者就过程而言。“心”是五行形于内而成德的关键,是道德情感、道德理性的发生地和承担主体。“忧”“乐”和“思”“智”,分别是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的主要因素。“智弗思不得”之“智”出自本心之“思”,它不与智行同类,而能总摄五行,并使之成为“德之行”。“三思三形”是五行成德的基本工夫,其实它包括义、礼两行在内,而可以称为“五思五形”。“形于内”的工夫是围绕“心善”展开的,但竹书没有谈及心本身是否即善的问题,也没有出现“性”字。孟子弥补了子思子心学的不足,主张人性善:道德活动的心善即来源于人性之本善,并通过四端之心(活动)将仁、义、礼、智的善性(存有)呈现出来。而这一思想成果进而成为帛书《五行》解经的指导观念。

他律:儒学重建的梦魇——兼与梁涛商榷

引入他律不仅会误读孔子思想中的礼和子思思想中的"行",而且还会导致孔子思想中仁与礼、子思思想中"德之行"与"行"产生内在矛盾。他律缺乏基本的道德品格:即自由与道德法则,在此基础上,无法追究道德责任。可以说,在道德领域中引入他律,必将毁坏整个道德大厦,最终导致无道德可言。将他律引入儒家思想中,也必将毁坏整个儒家思想。因此,在研究儒学过程中,必须抛弃他律,回到儒学自身中。

简、帛《五行》经文校比及思想缕析

比较简、帛经文的主要差异可以发现,简本异于帛本之处往往有其深刻用意,而帛本却总是对这些用意不加注意并试图做某种改动。简、帛思想的差异表现在:简本并重"德之行"与"行",帛本却偏重"德之行";简本对仁义礼智圣的不同特点有深刻认识,帛本则有意抹杀这些差别。比较之后还能看到,从简本《五行》《中庸》之诚明思想到帛本《五行》和《孟子》,思想的简洁和力度逐渐增加了,丰富性却丧失了。

思孟“五行”为何是“造说”?

思孟“五行”被荀子指斥为“造说”,在于其区分了“德之行”与“行”,即在道德的行为与合于道德的行为之间作了区分。这种区分,在当时是新说。荀子所不能接受或激烈反对的,正是这种全新的区分。“形于内”的“形”是“范型”“模型”之义。“形于内”是指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将道德观念型铸于内心的过程,也可指这一过程的结果——道德观念已内化于心的状态。仁德型铸于内心,仁行便有内在仁德作基础,《五行》篇将其称为“德之行”,以区别于没有内在仁德作基础的纯粹仁行。这是“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的确切含义。“诚”要求外在行为与内在之意一致,强调“诚”意味着区分“德之行”与“行”。《中庸》的作者明确意识到了“诚”在道德评判中的意义,才会说“不诚无物”和“诚之为贵”。孔子不谈“诚”,表明其可能还未区分“德之行”与“行”。从孔子强调非礼勿视听言动,到《中庸》强调“诚”,《五行》篇区分“德之行”与“行”,再到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可以看出儒家思孟一派道德关注点由外向内转变的趋势。

《诗经》中“维”字考察

考察《诗经》中“维”字用法的文章,大大小小读了十来篇。又查了一些工具书,看那里关于“维”字列了一些什么义项。结果都不太满意。或者解释嫌于琐细而另一些又未概括进来;或者过于简略,该说的未说到,稳妥有余,创造性不足;或者方法不很科学,结论不太可靠。看别人的不满意,自己就一定能写出满意的东西来吗?那也未必。觉得不满意了,

习琴有道——钢琴教学札记

道者,道理、道路、方法,或:歪门邪道、胡说八道。赵晓生先生云:习琴有道,证悟至要。看今日天下:一通则百通。左右皆逢原,乐在乐中。失道者寡助:家长劳其心、师长伤其神、凉水塞牙缝、苦痛踵接踵……习琴,乃养性之物,犹如勤俭乃养德之行一般。好的品德、德行只有靠勤俭的教育方法才可能获得若要培养造就好的品性、好的性格,习琴无疑是最佳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所以在我的家训中有“勤俭育德,习琴养性”一说。古人之“操琴”一词,远胜于今日之“弹琴”、“拉琴”之说。“弹”与“拉”只是外在的,仅仅是手的动作;而“操”则有“操纵”,“操作”,“操练”之主于内、行与外之含意。“主于内”指“用心”:心比天高,心比海深,心可遨游宇宙,心可思之细微。心传于手,手表达心,孔夫子有言在先:乐为心声——习琴传乐表心声。

楚简《五行》心灵哲学分析

郭店简《五行》论述仁、义、礼、智、圣等五种德目来源及其关系,它与“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五行”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仁义礼智圣”是指人的品德修养的五个方面和两个层次。仁义礼智是人道的层次,圣是天道的层次。由物质性的“金木水火土”向精神性的“仁义礼智圣”转变,偏向于心性论,也有心灵哲学的思想颗粒,如内存于心理的德性如何转化为行为,还有如何成圣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心灵哲学。郭店简《五行》是以“思心”为基础,以“心”为门槛将“五行”划分为“德之行”和“行”。《五行》强调人在感官、理智不能触及到的深层生命上下功夫,将意识转化为五行或五种“德之行”,强调“德之行”与“行”并重,超越“仁义礼智”四行层次进而进入到“圣”的高度,才能成为圣人。

中庸：从孔子到子思

中庸：从孔子到子思余润泽，郭沂中庸是儒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在先秦儒家中，对中庸论述最多者，莫过于孔子和子思。从整个中庸思想的发展过程看，从孔子到子思是一个重要环节。本文试图通过考辨有关文献，对这一环节作一探析。“中庸”这个复音词是由“中”、“庸”两个单...

“文王之母亭”漫笔

“文王之母亭”漫笔李宏在平舆县城西南隅，有一处风景秀丽的历史胜迹，从古至今，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到这里吟诗作赋，观景览胜，这就是闻名退还的“文王之母亭”。小时候在私塾读《诗经·大明将》时，老师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挚国国君的二女儿名叫太任，生得美丽贤...

德行内外——以简帛《五行》篇为中心

本文主要针对简帛《五行》篇中的论述,探讨德的内外之分及内外的关联。《五行》开篇即区分了"德之行"与"行",以此强调了德的内在向度的重要性。该篇还同时指出,"德之行"呈现于内的正是以情感为代表的各种内心活动。而《五行》经、说有关慎独思想的讨论,进一步阐发了德的内在情感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关系。内心的情感因素被规定为外在行为所以然的依据。《五行》篇强调不能一味地追求德行或仪式的外在形式,同时也并没有排斥或贬低外在的形式,而只是强调不应过度关注外在仪节。

德的生成——竹简《五行》篇的德行生成论及其思想史意义

竹简《五行》篇的宗旨,是以“五行”为基础阐述心德的生成机制。仁、义、礼、智、圣五种德之行,是心德的基本构成要素。心德的生成,源于五行各自的生成及五行之间在生成中形成的和合关系。由于端始的不同,心德的生成呈现不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始于仁,由仁生智,反哺于仁,再生义、礼,不及圣则谓之善,达到了圣则谓之德。第二条道路始于聪、明、圣、智,此四者关乎道德上的识别和理解能力。由聪而圣,而生义;由明而智,而生仁、礼。所生的义和仁、礼结合而达到五行之和。这两条生成道路,前者由内在的道德心驱动,可说是由内而外的道路;后者由对贤人德或君子道的认知入手,可说是由外而内的道路。竹简《五行》篇中这两条道路涵盖了道德生成的两种可能方式,代表了原始儒家对成德之学的完整理解,可以据此衡定后世儒学的分化;同时这种德目结构,衍生出了孟子的四端说及汉代的五常说,对后世影响深远。

浅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特使外交——以全面抗战爆发后初期蒋百里奉命出使意德为例

特使外交在中国抗战的危机关头发挥了常规外交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体现出很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初期蒋百里奉命出使意德等国正是这种特使外交的体现。虽然其目的并未完全达到,但蒋的出使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当时特使外交在出使背景、人员选定以及外交实践和效果上的相关机制和特点,展现出特使外交在其时的重要贡献。

荀子的思想

(一) 荀子的身世荀子名况字卿,本屬周郇伯的后人,古郇國在山西猗氏縣,其地于战國时屬趙,所以說他是趙人。荀子生于趙,游于齐,曾一人秦而仕于楚,后死于楚。关于他的生卒和游踪,因为自史記本傳以后的記載互有歧異,以致爭論不已,史記本傳说: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学于齐……田駢之屬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齐人讒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發,因家蘭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筍卿嫉濁世之政……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数万言而卒,因葬蘭陵。假使荀子还及見李斯为秦相。

德者,樂之成——早期儒家的“樂德”思想

在談到人之'成德'時,郭店儒簡《五行》篇尤爲强調一種'德'須至於'樂'而後已的重要性,即'不安則不樂,不樂則無德'或'不安不樂,不樂無德',又説'唯有德者,然後能金聲而玉振之'與'聞道而樂者,好德者也'。這種以'樂'論'德'的'德者,樂之成',堪稱早期儒家之'德'論的一大特色。郭店儒簡這種重'樂'以成'德'的思想,與孔子的'仁者安仁'的'樂道'精神境界及孟子的'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的重'樂'思想均是一脈相承的,而其重'樂'的理論成熟形態則是《禮記·樂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