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诏德化碑》看唐代云南与中原的交往交流交融

8 世纪的中国西南边疆,南诏政权的建立实现了云南地区的统一,在促进云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唐王朝西南边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南诏德化碑》反映了唐朝经营西南边疆的功过与得失,是我国古代西南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历史上的云南,无论是战争,还是贸易往来,都是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体现云南作为边疆多民族地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意义。

见证祖国统一的南诏德化碑

在大理古城城南的太和村,有一座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高3.02米、宽2.27米的大型石碑,这就是1961年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南诏德化碑。这块碑的内容是什么?这块碑为什么重要?让我们来慢慢梳理德化碑正面刻碑文40行,约3800余字,经过干百年的风风雨雨,现仅存残破碑文256字。

《南诏德化碑》立碑目的试探

《南诏德化杯》立碑目的是南诏史研究尤其是南诏与吐蕃关系研究中需要探究的一个问题。讨论南诏人当时为何要立此碑,应重视此碑所记内容。分析碑文,可以看出所谓南诏立此碑是为了向唐表明背唐投蕃是迫不得已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从碑文所记来看,立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的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

《南诏德化碑》与先秦经典文学

《南诏德化碑》是研究南诏历史文化最重要的实物资料。本文从文学角度对《南诏德化碑》作者的创作动机,碑文与《左传》、《诗经》等先秦经典文学的对照,论述其受先秦文学影响的根源问题。

《南诏德化碑》碑文排列分析

根据《南诏德化碑》的碑文现存及清代文献和拓片所记录的排列情况,遵照碑文书写过程中所遵循的规则和特殊处理,对碑文原来的排列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经过复原的碑面正文为四十六行。而碑阴职官题名按照新发现的材料佐证,为四十二行。

《南诏德化碑》与《大理行记》两种文献形态之比较研究

《南诏德化碑》和《大理行记》是地方民族古籍文献中的佼佼者。它们虽然在载体形态、产生时间及写作背景方面有区别。但二者更有内在的联系，即对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接受和传播。使南诏、大理国至元初在跨越了五百余年的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兼容并蓄、和谐发展的多元文化特征，以此说明文化认同在民族文化的坚守与跨越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南诏德化碑》的民族融合思想及其影响

《南诏德化碑》是研究南诏时期民族关系的重要唐碑,碑文内容反映出南诏民族期望统一于中华大家庭的"民族融合"思想,通过探究这一思想的缘由、对后世的影响及意义,提出应继续加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鼓励和扩大各民族的交融,以推动民族地区和谐发展。

从《南诏德化碑》看唐与南诏的关系

《南诏德化碑》是著名的唐代古碑,碑文详载了南诏初期的历史、天宝年间的两次战争,及南诏与唐、吐蕃的关系,许多史实为诸多唐史典籍所失载。以碑文所记为纲,参照其它史书加以研究,可以认为:唐与南诏的关系带有功利色彩,虽然曾爆发战争,但合作是主流。

历史整体的推进与演变——从南诏德化碑到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思考

民族团结与国家认同的基础是边陲与中心各个族群之间的相互认同,这种认同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有不同的角度和政治分层。云南是中国历史整体不可分割且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国古代至近现代的政权分合与政局变化,各族群间的认同也在不断发展。从南诏德化碑、民族团结誓词碑等碑文中,可以一窥中国历史整体在西南边疆的推进,亦可以考察云南从王朝到国家历程中的民族关系、边疆变迁与国家认同。

南诏《德化碑》作者郑回、蛮利实乃一人

建于唐大历元年(766年)的云南大理县太和村的《德化碑》的作者到底是一人还是两人,说法不一。《中央民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刊载《南诏德化碑》一文说该碑“系南诏国王阁罗凤命清平官(宰相)郑回(汉人)撰文”。但又加“注”曰:“

论《南诏德化碑》的书法

《南诏德化碑》是唐代云南重要碑刻。碑文为楷书,主要承晋唐书风,近承褚遂良,远绍王羲之,兼收李北海及少许魏碑笔意,独具风格。其用笔瘦硬犀利,以方笔为主,方圆结合,并以行书笔意入楷;结构自然、疏朗,瑰丽多姿,体势险峻峭拔而不失法度;通篇布局采用行书章法,字里行间对比、呼应丰富,自然贯通。《南诏德化碑》不仅是云南书法史上的经典,也是唐碑上乘之作,对当今书法创作发扬唐楷、"激活唐楷"有着宝贵的借鉴、学习价值。

从南诏《德化碑》看我国古代各族的精神纽带

云南是汉族、北方、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交汇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全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状况,对云南各族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云南各族自古以来的特点是:强烈的内聚力和民族认同感。云南远离中原,与内地交通极为不便,古称蛮荒烟瘴之地,可说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这样远离中心的偏僻地区,按说是最易发生离心倾向的。然而云南各族千百年来却具有强烈的内聚力。云南26个民族,各具独特、悠久的文化。按说相互间是难以求得民族共识的。然而,云南各族千百年来都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认同感。这种内聚力和认同感,在近代升华成了强烈、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意欲通过南诏《德化碑》的分析。

“南诏德化碑”碑文修辞手法的形式美

"南诏德化碑"碑文在南诏的文学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为它具有深厚的史学价值,还因为它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文章通过对"南诏德化碑"碑文正文进行整理和分析,找到"南诏德化碑"在创作中所体现的修辞手法和行文特点,继而探究其形式美,并从"形式"来阐释为什么此文能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南诏德化碑

云南大理县的太和村(古称大和城),是唐朝时代南诏建国的第一个古都。 唐玄宗开元26年(公元738年),蒙舍诏(南诏)主皮罗阁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用武力兼并了其他五个诏,统一洱海地区,建立了以“鸟蛮”为主体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南诏国。次年,皮罗阁定都大和城。从此,大和成了南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蛮书·六(贝佥)》记载:“大和城……城中有大碑,阁罗凤清平官郑蛮利之文。论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此大碑即今存于太和村的《南诏德化碑》。

《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

近承友人相告,王宏道先生在《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4、5期上著文,对我于1978年发表在《思想战线》2期上的一篇札记短文《【南诏德化碑】作者考》提出了“质疑”。我因亟取读之,始则惊而终则喜。初不料这条札记于七年后还能引起同行们的注意,真是“受宠若惊”;读毕,顿觉该文适足以成吾说之反证,岂不又是一喜嘛!何以言之?答疑如下:

《<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读后驳答(上)

一、问题提出的由来及其实质 《思想战线》今年第3期上王叔武《【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以下简称《答疑》)一文,是对我上年发表在《云南社会科学》第4、5两期上《【南诏德化碑】碑文作者为王蛮盛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的答辩。我的《质疑》文章,是在读了王叔武发表在《思想战线》1978年第2期上《(南诏德化碑】作者考》(以下简称《作者考》)之后,就其全文论证《南诏德化碑》(以下简称《德化碑》)

《南诏德化碑》碑文作者为王蛮盛质疑(下)

三、郭松年说《南诏德化碑》是“郑回制文”并非“误说” 从“蛮盛家世汉臣”到“改委清平,用兼耳目,……”这一整段碑文来看,毫无疑问,这是碑文作者蛮盛对其家世的自述。但是,这段碑文所述的家世,并不是王蛮盛的自述其家世,而是蛮盛即蛮利亦即郑回的自述其家世。其所以不是王蛮盛对其家世的自述,我们在上文第一个论题里已逐句逐处提出质疑,并作了应有的考辩;现在,我们对其所以是蛮盛即蛮利亦即郑回的自述其家世,作如下的考释,以证明郭松年在其《大理行记》中说《南诏德化碑》是“郑回制文”并不是一个“误说”。

《南诏德化碑》碑文作者为王蛮盛质疑(上)

《南诏德化碑》碑文,据有关文献的记载以及后人的研究考释,都说是郑回即郑蛮利所撰,从来不是一个存在着争论的问题。几年前,王叔武同志发表《【南诏德化碑】作者考》一文,考证了该碑碑文的真正作者应为王蛮盛,而不是有关文献记载中所称说的郑回。这篇提出了新义的考证文章的作者(以下简称作者)认为:自元郭松年在其所著《大理行记》中说《南诏德化碑》是“郑回制文”以来,迄今近七百年间,不少治古金石学的专家,

南诏德化碑史话

云南大理,是白族的发祥地。由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南行十里,便到了南诏国都城遗址太和村。太和村背倚峰奇峦秀的点苍山,前临风光旖旎的洱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且有"云南第一碑"誉称的南诏德化碑,至今巍然屹立在太和村西南。书法秀逸、文辞典雅,长达1200多字的汉字碑文,记载着南诏国和李唐王朝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

南诏投蕃背唐目的分析——以《南诏德化碑》史料为线索

《南诏德化碑》作为研究唐、南诏、土蕃之间关系的重要碑刻资料,其价值不言而喻。本文根据碑文的相关记载并结合史籍资料,分析南诏立碑目的,结合南诏在“背唐投蕃”事件中所获得的丰厚利益,以及“天宝战争”对于南诏的积极影响,解释“投蕃”目的合理性。从南诏发展角度推断发动天宝战争的可能原因,从天宝战争及其后续结果出发,寻找更加合乎逻辑的事件目的,还原更有可能的“背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