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发展的战略选择之一,按照现代宇宙观对西方演化经济学诸流派进行创造性综合并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两项重要工作,这种工作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中的许多重要流派。德国历史学派的宗旨与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战略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不仅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先驱,而且在19世纪下半叶对推动德国崛起并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和谐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在主体上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种哲学传统和经济学传统的产物,而这种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又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和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都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德国历史学派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批判及启发

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曾经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方法论批判,矛头直指"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方法论的两大标志: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演绎法传统。直至今天,这些批判仍具有深远意义。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当代传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层面上仍没有任何实质进步,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是导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现实解释力越来越弱的根本原因。德国历史学派重视的历史维度问题仍是经济学领域的方法论核心问题。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启迪意义。

施穆勒纲领与德国历史学派评析

施穆勒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施穆勒纲领被视为融合理论与历史的方法论,但它只不过是用社会意识去理解社会存在,而不是用社会存在去理解社会意识的唯心主义方法论。门格尔与施穆勒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是“两小儿辩日”式的争论。德国历史学派作为讲坛社会主义者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鄙视和批判,他们也对马克思进行了诬陷。今天一些人希望借鉴德国历史学派的主张,以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也完败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真正把经济学变成历史科学的是马克思,而不是德国历史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对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思想的考察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在他身上充分显示出该学派在后期所遭遇的困境。本文通过对梅尼克著作所进行的历时性的和背景还原式的考察,揭示出在其思想中所体现的他试图克服但却伴随其一生的一系列矛盾,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权力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及其对这些矛盾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加以不同方式的处理。经过辨析,我们可以发现,终其一生,这些矛盾都没有被完全克服。

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特征——浅析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之争”

在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上,存在着历史归纳法和抽象演绎法两种经典思维方式,与之相伴的争论也层出不穷。经济学的方法论,也正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论战当中,萌芽、成长与升华,推动着经济学理论的前进。通过对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渊源、特点以及“方法论之争”的回顾分析,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特征。

德国历史学派是建构中国经济学的理想范式吗?

萌生于黑格尔历史主义下的德国历史学派与黑格尔历史哲学在民族特质、思想主旨、分析范式上具有显著的相通性,同时黑格尔主义下的德国历史学派也继承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唯心辩证主义。在肯定德国历史学派积极贡献的同时,要看到黑格尔主义下德国历史学派的根本缺陷。理论的缺陷、方法的局限、时代的影响和外在的冲击最终造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隐没。德国历史学派对中国经济学建构的理论启示在于:只有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秉承开放的视野和与时俱进的品质,中国的经济学建构才会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从中国新时代的阶段特征来看,德国历史学派并不能完全契合甚至完全背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诉求,因此德国历史学派不能肩负起构建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理想范式的重任,只能作为中国经济学建构的参考。

中国经济学形成过程中的德国传统——德国历史学派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演化

经济思想史中存在着一种适合赶超型经济体的'德国传统',德国历史学派是其重要代表。民国时代是中国经济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该时期中国学界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引入构成了中国经济学演化中的'德国传统',这一传统成为与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鼎立的潜流,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的国家主义价值观、保护主义政策倾向和历史主义方法偏好有较大影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中的'德国传统'与民族国家建构进程是相配合的。中国早期引入'德国传统'的经历,证实了低层次抽象理论、国家主义取向与经济思想史研究,对经济学自主创新和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具有正面价值。

论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支经济学流派。由于该流派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上自成体系,并曾经同西方主流经济学发生过一场论战,因而长期被置于非主流地位而被人们忽视。从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看,这个学派对包括价值理论在内的资源配置理论几乎没有做出贡献,但在经济发展理论方面却另当别论。本文拟在概述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发展观、经济发展阶段论、国家干预学说和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评价其在提供经济发展的理论要素、推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以及尝试建立广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这三个方面的重要贡献。

从德国历史学派看经济学说的国度性与特殊性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是英美的普世经济学。而在19世纪的德国,出现了以李斯特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提倡贸易保护主义,以捍卫德国产业资本的利益,并对抗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由此,德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德国历史学派将经济理论的国度性和特殊性上升到了最高的高度。而对于中国现在出现的"依附型经济学",我们应学习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启示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供需关系已由原来的供给不足转变为供给过剩。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在京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着重强调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本文通过对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理论的论述,来分析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

从罗雪尔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看旧历史学派的特点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文献,其中可以看到旧历史学派的特点,即以迫切发展本国经济为目的的使命感、反对抽象的演绎法,主张用历史归纳法代替、强调国家的作用,民族主义至上、倡导阶级调和的折衷主义等。通过了解这些特点看到德国历史学派在经济学史上所作的贡献及存在的不足,为今后研究和发展经济学提供借鉴。

在历史与经济之间——朱伯康民国时期的思想理路及其现代价值

朱伯康是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青年时期的朱伯康曾积极参与革命,并作为经济学本科生参与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话语体系下,运用历史解释中国社会,为革命诊断出路。留学德国后,朱伯康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受德国历史学派影响极深,形成了不同于英美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归国后,朱伯康成为职业经济学家,师法李斯特,主张由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推进工业化,回应了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朱伯康的思想理路揭示了民国经济学的多样性传统,也蕴含着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霸权的思想史价值。

梁启超与中国工业文化

梁启超的经济著述有着从政治出发的着眼点,体现了在“灭国新法”时代里弱国被强国以经济手段控制的忧思,故其经济言说与其政治思考密不可分,这与工业文化以“国家理由”为内核相契合,也使梁启超成为中国工业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梁启超早年服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说,但在日本接触了西方经济学的更多派别后,发展出了一种类似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主张中国应先实施由国家培育工业的重商主义政策。梁启超与德国历史学派产生思想关系的方式是间接的,但对于历史与国家的共同兴趣使他较容易形成与该学派相近的观点。梁启超对德国历史学派式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在中国铺陈工业文化的作用。梁启超对中国工业发展模式的具体设想,融合了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则和重商主义的国家指导策略,着眼于培育和改良出口导向型的传统手工制造业。这种设想具有某种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色彩,但并未看到重工业在东亚发展型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与中国工业化的实际展开路径也相违背。

德国历史法学派衰落原因探究

历史法学的产生和衰落对德国19世纪法律和法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衰落是由该学派的思维方法决定的。它处于自然法学与实证主义法学之间的过渡阶段。在实证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时代,"民族精神"概念的形而上学思维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其中包含的实证主义因素为后继的法学所吸收,催生了法律史学、概念法学和法律社会学。萨维尼引入"民族精神"反对理性主义自然法的主张,有着政治策略的考虑。当其现实的政治目的达成之后,德国历史法学派便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众创经济视阈下创业创新发展研究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同时也仍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2014年以来,中央明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与供给侧改革相结合。运用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和角度,站在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性、阶段性、动态性角度,结合国民经济运行的有机整体高度,剖析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创业创新的出现背景、阶段变迁及动态促进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行解读,提出"众创经济"经济形态定义,并阐述其内涵、特征及动态演进中的现实意义。

李斯特经济学说回顾、评述及启示

在对李斯特个人经历及学说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对其经济学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聚焦于研究对象的国家化、研究方法的历史化、财富内涵的动态化及制度变量的内生化等4个研究视角,对其经济学说展开理论述评,最后简单归纳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内容及研究方法对于今日中国的启示。

贸易保护主义中的经济思想溯源浅析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世界各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随之改变,曾经的制造业强国几乎把大部分产业链转移至低成本国家,自己专心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如果一味倡导自由贸易,则无法与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竞争,他们不希望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购买别国的产品,各国资源禀赋不同,于是在不同的领域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自国际贸易产生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就不断地出现在各种经济思想中,不同的国际环境对不同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描述不尽相同。本文试图从众多贸易保护主义思想中,列举重商主义、德国历史学派、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浅析不同时期,不断变化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思想根源。

工业文化的学理基础:对经济学史的分析

工业文化因近年来中国工业主管部门推行的政策而引发广泛关注,但相关研究的学术性与理论性不足,这一新兴概念亟待构筑学理基础。二战后发达国家学界对经济脱实向虚危机的讨论引发了对工业文化议题的理论关注,由此回溯经济学史,能够从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派找到工业文化研究的思想、概念、命题源头,而德国历史学派跨学科的方法论主张也与工业文化的跨学科属性相匹配。现代演化经济学继承并发展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与方法,其揭示的创新的部门偏好特点论证了工业文化的合理性,其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则可作为工业文化政策的理论依托。因此,演化经济学可以作为工业文化的学理基础,促进工业文化研究的学术化与理论化。

排外与归宗:西方民族传统的史学思想

西方民族传统史学诞生于19-20世纪,是为抵御法国革命思想的浸染而产生的认可、肯定与尊重民族传统的社会思潮。它包括德国法的历史学派、英国国家学说的历史学派与美国特纳边疆历史学派。西方民族传统史学认为,历史的本质在于民族传统的凝聚、升华,体现在国家、法律与边疆的开拓,其发展的动力在于秩序;历史学将民族传统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其任务则是揭示、提炼民族传统的精华,其学科具有社会史学或文化史学的性质,其功用为认识民族传统、培养民族精神。西方民族传统史学将国家、法律与边疆看作是历史认识的范畴,其研究方法是历史主义,亦即追本溯源的方法。西方民族传统史学既强调民族个性,又强调民族传统,在浪漫主义史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贡献。可以说,西方民族传统史学是历史主义在学术实践中的运用,也是历史学服务于社会政治建设与民族精神重塑的必由之路。

德奥经济学方法论论战的历史澄清及当代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同德国历史学派展开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论战。门格尔和施穆勒的交锋集中体现了双方的分歧,深层次来看,这种分歧正是对于经济学学科性质不同理解的表现。目前我们对大论战有一定的误解和轻视。其实门格尔和施穆勒并非水火不容,最终也未分胜负。而且,大论战绝非历史的小插曲,当时其影响力远超所谓的"边际革命"。澄清大论战及大论战时代的原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只有牢牢把握经济学的本质——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在构建"一般性"的同时坚持历史维度,坚持中国主体性,才有可能做到"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