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关于“人类认识继承性原则”的论述及其启示——基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论点理解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之一。在认识论上,恩格斯在书中阐释了“人类认识继承性原则”,其主要有三个观点:一是人类认识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对以往认识的摒弃与继承;二是人类认识的摒弃与继承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判断准则之上的,摒弃时要克服偏见,继承的客观依据应是实践结果;三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认识论的终结,“终结”之意并非全盘否定,而是选择性地摒弃和批判性地继承,也即“扬弃”。恩格斯对“人类认识继承性原则”的理解,为深刻领会“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真理内涵提供了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感性活动之为马克思哲学主导原则的意义

对象性的活动”的提出 ,意味着马克思已经开始整合德国古典哲学的“活动”原则和“感性对象性”原理。随着对费尔巴哈的清算 ,马克思实现了从“对象性的活动”到“感性活动”的理论升华 ,并自觉地将感性活动作为自己哲学的主导原则 ,在根基处发动了一场顺应“时代愿望”

关于审美活动的哲学思考

问题的提出美学不能仅仅是描述的,而且更应是分析的。我们在不断地讨论着什么是美,什么是美感,什么是艺术,对各种各样的美感经验不尽其繁地加以排列、归纳。但是,我们要问:审美活动究竟能上升到多高的层次进行理解呢?如果仅仅说:审美是人的心理的需要的满足,那也还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道出了一种现实。隐藏在这种现实之后的东西,是要靠思辨的抽象来求得的。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从感性直观到感性活动

因为费尔巴哈将感性直观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原则,他得以向一般形而上学宣战。但也正是因为感性直观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费尔巴哈未能完成他所开启的庞大事业。在马克思思想陷入危机之时,他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启发,并曾一度站在费尔巴哈立场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猛烈抨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洞察到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原则的弊端,在德国哲学活动原则的基础上扬弃了感性直观原则,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了感性活动概念,发动了一场消灭一般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革命,完成了费尔巴哈的未竟之事业。

试论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原则对后世哲学的影响

充足理由原则,即"没有什么东西无理由而存在"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近代理性哲学的历史走向,使莱布尼茨在西方哲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而且也对德国古典哲学、现代西方人本哲学和现代西方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叔本华和海德格尔体现出来的;对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罗素和卡尔纳普等人体现出来的。

两种不同的哲学原则及其归宿——兼论谢林与黑格尔哲学的差异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哲学与谢林哲学具有密切的思想联系。但是,考察他们各不相同的哲学原则(两种同一)和方法,就会明白谢林为什么从“绝对同一”、“理智直观”走向基督教神学,成为普鲁士官方的吹鼓手;而坚持“具体同一”的黑格尔则对人类辩证思维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并为人们纪念。人们知道,谢林原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开始,他站在费希特哲学的立场上批判康德哲学,在批判过程中,他发现费希特的“自我”(即“自我意识”)存在两方面的弊端:其一,从终极的意义上说,费希特的“自我”并非“绝对”即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即相对的。因为事实上还存在着“自我”与“非我”的矛眉(“非我”是“自我”的限制物),

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一德国古典哲学的真理观,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理论来源之一。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是有益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真理观问题,是和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二是思维能否正确地认识存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关系着是否承认客观真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焦点所在。

略谈哲学的改革

改革需要哲学,轻视哲学是错误的。但是,哲学受人轻视,有其内部原因。即以往的哲学,在理论上有错误,无法使人信服,对人没有帮助。改革固然需要哲学,哲学也需要改革。目前的哲学不改革是满足不了时代的要求的。那么,以往的哲学理论,最主要的错误是什么呢?是经验主义。

哲学如何把握人的类特性

本文的主题来自笔者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笔者认为人的类特性——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只有通过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言说结构才能成为哲学思考的主题和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主题相当于一种关于人的哲学或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

论康德“哲学转向”的意义

康德是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康德哲学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哲学转向”。其意义不断地被提升——在现代哲学的理解层面上加以开掘。因此，从新的角度理解康德的“转向”实质，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康德首次明确地将主体能动性原则引入...

见解精辟,反映现状——《西方哲学史教程》评介

七十年代末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这些成就理当在教学中体现出来,这就需要编写一部能系统反映西方哲学史研究成果的专业教材。它不但要求编撰人自己对西方哲学有精湛的研究,还要博采众长,反映出公认的新成果。由李武林、谭鑫田等编的《西方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就是为综合大学哲学系提供的一部较有特色的专业教材。

时代·哲学的功能·哲学史

一“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命题,在今天获得了新的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往人们仅仅是从“它”看历史,今天,人们则不仅从历史来看“它”,而且还要求从社会当代的进步和未来的发展来看“它”,从而使它真正站在历史之中,表现出其“开放”的本质特征。这是一个伟大的变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变革的时代往往要求哲学作先导,发生了伟大变革的时代又常常成为哲学自我反思的基础。同近一个世纪以前的时代相比,今天的人类社会具有新的特点。人们用多元化、一体化、高速率、复杂化,以及“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

与党的实际工作相结合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途径

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努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强烈愿望。

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的研究方法问题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这就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命题.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一著名命题?我认为,传统观点对恩格斯命题的理解是简单化和表面化的,误解是相当惊人的.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虽很复杂,但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方法的问题.本文拟就方法问题作一研究,以利于解开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之谜.

德国古典哲学及其演变讨论会纪要

1991年10月下旬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邀请北京和华北地区部分学者举行德国古典哲学及其演变讨论会,就国内外有关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动态及情况进行了开阔的交流与对话。现就会议中讨论的几个重要问题概述如下。 一、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与会的同志认为,深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现时代,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作用。 有些同志认为,过去在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侧重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是正确的,而且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今后也需加强德国古典哲学总体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立足于当代,拓宽视野,把这项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二、德国古典哲学的演变发展 有的同志认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是在哲学中贯彻理性原则,建构越来越庞大的理性哲学体系的过程,也是在理性旗帜下推进哲学思想。

明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文化效应

明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文化效应黄启臣天主教（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ｓ）、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ｔｙ）的三大教派。而基督教传入中国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唐贞观九年（６３５年），由基督教聂斯脱里派（Ｎｓｅｔｏｒｉａｎ）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

学活哲学 用活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活的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階级革命的世界观,是无产階级改造世界最锐利的武器。马克思在他开始进思想理论活动时,就写下了“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的第一个文件”(即《关于费尔巴哈论綱》),在那里指出:“哲学家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是指过去资产階级的哲学家,其中包括他的老师黑格尔和赞尔巴哈。过去资产階级的哲学家,虽然在理论上的某些方面也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总的来说,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已,或者用唯心主义,或者用旧唯物论等等,只有马克思才第一次指出,哲学最重要的任务,在于改变世界。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创立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

简论马克思异化概念的特点

【正】 “异化”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核心范畴,也是人们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等同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宣扬只有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中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在国内,关于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歧也较大。因此,明确马克思异化概念的特点,搞清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的区别,对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无疑是必要的。异化一词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使用,开始于近代欧洲哲学,流行于德国古典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