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德国学”及其与右翼思想的连接

通常说日本在亚洲最早进入“现代”,其实并非历史的真实。日本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举国所趋,实现的仅仅是经济上的成果,始终是“半现代化”国家。明治日本一面努力学习外国,同时又被国情所囿,出现弃英美学而崇尚德国学与国粹学的现象。其实,日本后来右翼思想泛滥,走上法西斯的道路,这和它当初崇尚德国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文精神关怀下的德国音乐学教育

在德国有百年历史的音乐学专业,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与它的教育模式和对其起决定影响作用的人文精神密不可分。笔者以曾就读过的德国维尔茨堡大学音乐研究所和工作过的埃希施塔特天主教大学哲学教育系"应用音乐学与音乐教育"专业为例,对"博洛尼亚教育改革"实施后,德国音乐学的授课特点、授课方式、课程安排等等做出详细介绍,并揭示人文关怀背景对其教育的影响。

教育国际化中的学生交流——访德国基尔应用技术大学教授赫尔穆特·迪斯波特

德国基尔应用技术大学(Kiel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前副校长赫尔穆特·迪斯波特(Helmut Dispert)在基尔应用技术大学任职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与国外院校合作交流的经验,也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论与实践做了深入的研究。为了解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的发展趋势,本刊专访了赫尔穆特·迪斯波特教授。在采访中,迪斯波特教授指出,"博洛尼亚进程"引领了德国及全欧洲的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学校,其组织结构、教学时间、学分转换要达到国际化水平;国际化交流活动可以大致分为四类,即学生交流、教师交流、国际化的课程、高校与企业间国际化的合作关系;在交流活动中,学生可以沉浸在一种新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从而使其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加自信、独立,对社会与全球问题的认识更深刻;双学位项目和联合学位项目的学生交流活动具有学术影响、文化和社会影响、经济效应、技能影响;德国基尔应用技术大学和中国计量学院等高校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向德国学纪律

刚踏上德国的土地,我们旅游团一行27人在杜塞尔多夫国际机场下飞机向外走,按常规是要排队等候过关的。可是中国人排的队伍不成行,成堆状,很乱。后面一个德国人就不干了,他主动出来制止。

德国语文学危机的两种应对之策--论库尔提乌斯与奥尔巴赫

本文从库尔提乌斯与奥尔巴赫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他们的代表作,分析了二者面对20世纪初德国人文主义与语文学危机时,为何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之策。库尔提乌斯从罗曼研究和现代欧洲文学研究,转向拉丁中世纪,以期构建有意义的文学文化方案,从而替代有违传统德国教育、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雅利安语文学、种族神秘主义和纳粹史学。奥尔巴赫在流亡期间,把目光转向了比较文学,以其西方文学"统一性"专论,将《圣经·旧约》拉回到欧洲人文主义文化中心,拿起共同的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旌旗。无论如何,两人都致力重建被纳粹的种族与人种分离措施打得四分五裂的欧洲文明统一性。

滕固与宗白华的艺术学思想比较

滕固与宗白华都是德国艺术学在中国的早期传人,也是积极进行艺术学中国化实践的开拓者。从一般艺术学方法、门类艺术学融通研究、艺术史观以及对待艺术与文化的关系等维度分析二者的异同,可以看出宗、滕两位先生在艺术学研究上各臻胜境:宗白华偏于"玄学"意味的中国艺术美学探索,滕固擅长"科学"的中国艺术史学建构,由此形成20世纪上半叶艺术学中国化的双峰并峙局面。

在语文学、历史主义与诗学之间——论18世纪德国东方学的创生

德国因其自身的政治、地域与文化特点而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英法的东方学研究路线。在坚持传统神学的基础上,德国学者利用自身的严谨性,结合英法等国家的先进思想与资料,推陈出新,在《圣经》文本上开发出三种新的研究可能性,即语文学、历史学与诗学的研究潜质,使得德国东方学具有强烈的文本化与历史化倾向,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东方学的研究视角。

德国埃及学研究二百年

德国的埃及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国际埃及学界占据重要地位。本文对德国近二百年来的埃及学研究进行了系统的评述,认为以柏林学派为代表的德国学者们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历史主义精神,将国际埃及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埃及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德国埃及学研究近二百年来的发展路过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一、埃及学跨学科、多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二、埃及学为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等其他人文学科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三、埃及学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密切;四、语言文字的研究与埃及考古需要齐头并进,才能将国际埃及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德国公法案例分析方法及其评价

德国法教义学以司法审理实践为中心发展裁判说理,对法律规则进行体系化的解释和论证,体系性地建构法律秩序。在法教义学方法下,法律教育以司法实践为导向,训练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的方法、技术。公法案例分析是法教义学法律教育的重要环节,"涵摄法"是其具体论证方法,不同公法案例类型又形成了不同的案例分析模式(在司法裁判实践中就是不同的审查模式),不仅规范而且严谨。德国的经验可以丰富中国司法裁判说理改革的思路。

法律中的科学——科学比较中的法教义学

德国法学的精髓是教义学。然而,当今的德国法教义学却处在重压之下,它面临着从国际角度看的学科地方主义,从跨学科角度看的学科孤立主义以及从学科内部角度看的学科完整主义的批评(第一部分)。本文旨在对这些批评做出回应并论证德国教义学的合法地位。其首先分析了德国法教义学自身必然性的东西,并从'实践中的科学'和'系统中的法'两个角度加以论述(第二部分)。其次,在第三、四部分,作者厘清了法教义学概念与'科学概念'和'法学概念'之间的关系;在第五部分,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法教义学内部的'整合主义'和'区分主义',指出'教义学性是实践导向的标准以及跨学科性是法学科学性的标准'。最后,在第六部分,在维护论证德国法教义学的基础上,作者指出了德国法教义学在法学比较中的作用。

季羡林先生的學術發軔 對1935-1940年間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學所選課程的考察

本文依據留德學者季羡林(1911-2009,其中1935-1945年留學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回憶録、檔案資料,將他"聽課證明簿"中所記録的1935-1940年間在哥廷根大學十一個學期所選課程,與當時大學每一學期公布的《大學行政索引/課程目録》相比較,力圖還原季羡林在哥廷根學習時的東方學知識體系的構成。從知識遷移史的角度來看,留學生在異域大學中的學習、生活,包括與國外學者之間的交往,是他們知識生成的原點,也是形成他們知識譜系的重要一步。對1935-1940年間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學所選課程的重構,有助於系統考察20世紀上半葉東方學知識的遷移情况。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重构——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本分析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重构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典型文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19世纪的德国理论传统有着深刻的渊源,既吸收了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经济学界对英法政治经济学的改造成果,更运用德国观念论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逻辑方法创立了德国学派的经济科学(Wissenschaft)。黑格尔将社会性视角引入对近代私有财产理论的批判中,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完成从个体的人向共同体的人的视角的转化奠定基础。随着对英法政治经济学的深入解读和批判,马克思从早年对李斯特体系的批判立场转向借用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最终,在《序言》中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模型重构为"市民社会一般——近代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世界历史"的新的市民社会逻辑。但是,马克思并未从根本上否定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出发点,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期的思想局限。

社会的刑法——京特·雅科布斯刑法思想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理论基础

通过揭示雅科布斯刑法思想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基本特征,从而对其刑法理论进行了思想史上的归类。本文所给出的形象,与数十年来像幽灵般出没于部分德国刑法学文献的陈述是截然不同的。雅科布斯证明了自己是这样一位学者: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如此深入地致力于在现代世界的条件下以概念方式表述刑法思想。对其世界影响力或许太过深信不疑的德国刑法学来说,这个结论不全是恭维——尤其是因为德国刑法学忽略了过去数十年间大部分相关的法理论、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讨论,与其说是雅科布斯的刑法理论,不如说德国刑法学家将精力都耗费在了一个自己立起来的稻草人身上,而这与被他们所污名化的雅科布斯的真实思想在许多方面没有一丁点关系。雅科布斯理论的全部财富尚待发现和承认。与许多同时代竞争对手不同,雅科布斯理论的最好时代并未过去,而是还在前头。

“乐圣”贝多芬的恋人与恋曲

一首《献给爱丽丝》足以名垂青史《献给爱丽丝》的世界知名度几乎和《生日快乐》相当,有音乐评论家说,贝多芬即使不写别的曲子,仅凭一首《献给爱丽丝》就足以让他名垂青史。《献给爱丽丝》是德国音乐学者路德维希·诺尔(1831-1885年)在贝多芬去世40年后发现的,他为写贝多芬传记搜集素材,在整理贝多芬的学生泰雷兹·马尔法蒂(1792-1851年)的书信时发现了这首曲子的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