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事诉讼法之修正与我国

本文原载于1934年出版的《中华法学杂志》第五卷第六号。作者洪锡恒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律学人。他将大量来自日本的介绍德国法律的文献翻译成中文,对当时中国的德国法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本文中,作者介绍了德国1933年对《民事诉讼法》所作的修订。作者特别指出,程序法的制定和完善对实体法的实际实施效果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作者当年提出这个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民国的《民事诉讼法》的制定工作,但今天看来,强调对程序法的重视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德国民事诉讼法慕尼黑评注》选译

第284条[证据调查][法条]证据调查(Beweisaufnahme)以及通过裁定命令施行的特别证据调查程序规定在本章第5节至第11节。经当事人同意,法院得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证据调查。当事人的同意可以限定在具体的证据收集(Beweiserhebung)上。

德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回顾与展望

一、导言岁序更新之际(2002年1月1日)迎来的不仅是债法现代化的改革,民事诉讼法的改革也——正式生效了。然而这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虽然有关民事诉讼法改革的激烈的政治讨论早在2001年的春天还如火如荼地进行,但随着债法现代化的改革,法律政治的兴趣也随之转向。尽管如此。

德国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及其新发展

德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费用救助制度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在德国法院申请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当事人,必须经济上确有困难而且有胜诉希望。诉讼费用救助请求被批准后,当事人可免交法院诉讼费和执行费、律师费以及专家证人费用。在完成对欧盟《第2003/8号指令》的转化后,德国的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适当地扩大了适用对象,而且扩展适用于欧盟领域内的跨境民商事争议。

比较与借鉴:中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制度架构分析

强制执行的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涉及在竞争的债权人之间分配所扣押的债务人的财产,德国慕尼黑大学彼得·施罗塞尔教授将其确定为"更高一层、更抽象、涉及整个‘个别强制执行法’最棘手的问题"。

电子督促程序:功能承担与程序设计

为了应对司法负担过重带来的挑战,司法现代化与多元化已经成为各国司法改革的主题。[2]最高人民法院也在《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3]中明确指明,'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第24项)[4]和'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第26项)[5]是未来司法改革的重心之一。在此背景下,探讨我国未来'现代化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特别是对督促程序电子化改革的可行性、必要性以及价值取向、制度设计进行研究,显得相当必要。

论确认之诉的独立性

引言确认之诉是在给付之诉后出现的一种新的诉的类型。在德国普通法末期,作为扩大强化司法权之一而登场的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首先对此作出明文规定。此后许多国家对此作出立法,例如德国民诉法典第256条,奥地利民诉法第228条,日本民诉法第134条、第145条,以及台湾民诉法典第247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