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之编纂体系探析——以资料采择为中心

资料采择是文学史编纂体系研究中的重要考察方面。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和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为研究对象分析可知,两部文学史在资料采择方面的相同点为代表作家作品的选择、丰富翔实的注文。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资料采择特点为基准,其不同之处在于对马恩哲学经典的摘录与阐发、冷门作家与女性作家群的出现。

德国人笔下的《中国文学史》

德国汉学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的《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中译本于2022年出版。此书是施寒微对中国语言及文字传统研究的重要成果。书中不仅涉及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同时将中国书法与艺术穿插其中。施寒微教授以一个德国人的视角为中国读者层层剥开了中国文化史中不为人知的文化底蕴。

编年史体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

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史,往往以某种史观为主导,选择和汰除历史对象,建构出清晰流畅的文学史叙事。但是,这种当代文学史的客观、真实、可信品质日益受到怀疑。编年史体例不凸显史学主体在历史编纂中的宰制作用,不损害历史本体的客观性和丰富性,比较接近历史的原初状态,可以重建人们对历史的信任,因而在世纪之交成为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同时,编年史体例注重辑录史料,推进了当代文学的史料学,有助于维护和巩固年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但是,传统的编年史琐碎散乱,缺乏历史叙事必要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需要吸纳众长,重建"现代版"的新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范式。

史学视野里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兼论黄修己先生的治学风范

黄修己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是第一部从学科史角度全面总结新文学史编写过程的书,在史学上呈现出专精和博通相结合的学养,在史识上彰显出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论概括的能力,在史才上表现为组织得当、语言简练又不失文采,在史德上体现出客观求实的精神和宽容的评价态度。重温《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总结黄修己先生的治学特色,无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继续发展,还是对于新一代学人的成长,都是不无裨益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发轫于 2 0世纪 2 0年代。最初为新文学撰史的人都是将新文学作为与旧文学的传统相对照的一个新的传统而加以树立和总结的。 2 0世纪 30年代是新文学史编撰的一个高潮。 50年代新文学史编纂具有以下特点 :新文学史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由国家统一制定教学计划 ,并出现了普遍的集体编纂文学史的群众运动。集体编写的出现和 50年代出现的各种新文学史著作被批判和排斥的过程 ,正是“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实际诞生的过程。 80年代 ,在文学主体性和文学本体论讨论的背景下 ,文学史编写者要求把文学史从政治革命史的附庸中解脱出来 ,要求从审美的立场重建文学史 ,拓展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这一研究工作目前仍在延续中。

反观与评判——对九十年代以来教材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纂的反思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沪上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的启发和引导之下,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呈现出以＂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为标准的人本型文学史的建构时期,自觉地疏离于单线进化和进步的政治型文学史的写作理念，采用复线性和网络性的复合文学史的思维模式，

“真理的发现”与现代国家想象——论中国文学史编纂中的进化论思想

进化论对晚清以后的中国启蒙运动甚至革命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文学史理论建构和文学史书写实践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进化论成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话语类型。进化论促进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关于声音、人的精神和革命等"真理的发现",即语言进化论促进声音的发现、历史进化论促进人的精神的发现、社会进化论促进革命的发现。"真理的发现"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真理的发现"与现代国家想象是相互统一的。然而,反思进化论在文学史编纂中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一部完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史著作——罗长青《中国当代文学概念与文学史写作》序

罗长青前年来复旦做博后研究,申报课题是正在做的国家社科项目＂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争鸣热点研究＂,作为联系导师,我觉得不妥,但看他信心满满,就没说什么,只建议个别章节做些调整,略显系统性。果然,进站汇报时专家组质疑颇多,认为那些争鸣问题若逐一展开,势必难以聚焦;有些是文坛和媒体炒作,未必有多少学术性。建议换题。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编纂与出版述评

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带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编纂与出版的繁荣。经由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著作的拨乱反正和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著作的深入探索,"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编纂的主导性理念。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走向了成熟。

拓展中国文学史学史研究的新视野——《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1900—1910)》读后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1900-1910)》一书将20世纪初期头十年的三部代表性文学史著述的编纂旨趣与成书过程,放在当时复杂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下进行追根溯源式的研究,试图还原中国文学史初创期的基本情形,以便为后世文学史学发展的考察提供一个特殊的角度。该书通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还原视角下实证主义方法的熟练运用,使其在学术史研究范式和思路方面对当下有诸多启示。

论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原则

文学史教材的改革创新是地方本科院校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编纂适应地方本科院校学生能力培养要求的特色鲜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在处理文学史知识性内容和对作品的综合性评价时应遵循简约节制原则,在经典文本分析和拓展阅读空间设计时应遵循能力导向原则,在文学史内容的丰富性和表达的大众化方面应遵循可读性原则,努力重构文学史简约、实用和可读的新风貌。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创新的点、线、面、体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在30多年的过程中经历了回到《新民主主义论》、突破《新民主主义论》、"重写文学史"讨论、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四个回合。先是在现代文学内部不断增添作为"点"的新作家;然后构成"线";然后把本来被认为不属于现代文学的成分添加到现代文学史中来,形成一种"面"的扩展;最后随着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版图逐渐扩大,形成了具有丰富性、立体感的"体"。

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的典范之作——评《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1900-1910)》

温庆新博士所撰《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1900—1910)》一书,结合20世纪初期的文教思想,还原近代学制改革、学术变迁大势、传统学术与“西学”知识相杂糅等时势背景对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所产生的共性影响,探讨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个性旨趣及其历史意义。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科学,问题意识突出,研究结论新颖,可成一家之言。

德国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的儒释道

1854年,肖特所著《中国文学论纲》为世界上首部中国文学史,至1926年卫礼贤的《中国文学》出版,二者虽时隔70余年,但均属于德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纂。欧洲早期中国文学史纂虽已处于“文学”“文学史”和“文学史纂”等观念变迁之时,但在很大程度上套用了典型的西方文学史编写模式。当初,现代“文学”概念远未占有主导地位,西方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通常纵贯中国文化主要书籍,儒释道兼收并蓄,尤其见重孔子和老子思想。杂文学观主导下的文学史叙写方式,一般是通过阐释中国思想和文化来把握中国文学,其中一些观点迄今仍有启示意义。

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中冯至留学德国时间的考订

香港学者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对中国作协副主席、老诗人冯至的诗歌作了高度的评价,很引人深思。但在介绍冯至的简历时有明显错误: 冯至(1905——)本名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县人。曾留学德国,1921年开始写诗,回国后曾在《浅草季刊》发表作品,继与陈炜谟等创办“沉钟社”、出版《沉钟半月刊》……(黑点为引者加)

精神史、学术史与世界文学:施寒微《中国文学史》的德国路径

施寒微的《中国文学史》是二战后德国首部系统完整的通史性著作。该书以独特的文学史分期、丰富的学术文献对中国文学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梳理与分析,反映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潮流与趋势。作为德国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谱系的延展,该著作体现了德国学者的精神史理念、学术史方法及其世界文学意义。分析该书如何架设学术对话的平台,可以为中国文学走向国际提供参照和指南。

个人文学史的视角与方法——关于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当代叙述

与内地流行的集体写作方式不同,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①是个人的文学史,因此也明显地表现出个人文学史的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文史观建构初探

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又进入新的编写重构期,"现代国家文学史观"、"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民国文学史观"及"民国文学机制"等是其间引起较大关注的建构理念。在众多建构理念的研讨中,人文史观或人文视角不应该是被漠视的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属性规定着人文应成为决定一部作品价值和入史地位高低大小的重要参考标准。人文史观摆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已有史观线性思维的局限,具有更强的涵括力和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