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职业教育与中国职业教育特点比较

德国现行的职业教育有"单元制"和"双元制"两种体制,前者如同我国的师傅带徒弟,是不经过职业学校学习而直接工作的体制,由于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理论知识缺乏、失去深造机会等,几乎被淘汰。因此,德国现在基本上实行"双元制"职业教育。将我国的职业教育与德国的职业教育进行对比,可以为职业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些借鉴。

德国双元制对中国职业教育运行机制创新的启示

0.引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誉满天下,其为保持德国尤其是机电加工和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世界领先地位起到关键作用。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时期,在面对巨大市场机遇的同时也面临高技术工人短缺、企业培养培训员工机制不尽完善等挑战。系统学习德国现代教育体系,特别是双元制职业职业教育的架构和机理,本土化学习德国制造企业、商业服务企业、培训机构、职业院校、政府部门等培训和用人主体对双元制员工的培训项目、培训计划、培训进度,培训效果及对学员再进修深造的方法和途径的成功经验,对进一步优化我国职业教育工学交替培养模式和提高高职学生在岗职业能力大有裨益。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四轮驱动”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

从政策层面、产业层面、技术层面、市域层面指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产教融合“四轮驱动”体系构建的基本遵循。产教融合“四轮驱动”体系主要包含政策系统驱动、产业协同驱动、数字技术驱动及市域主体驱动4个单元。产教融合“四轮驱动”体系的实施路径包括:打造“1+31”阶梯型顶层设计,助力政策系统驱动全面落地;构建“1+4”全方位协作机制,赋能产业协同驱动落地实践;构筑“1+3”平台型组织生态,切实发挥数字技术的应有之义;建构“1+5”融合式市际合作机制,切实发挥市域主体驱动功效。

强国背景下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趋向、逻辑取向与行动路向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趋向下,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成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具有独特而清晰的逻辑取向,包括职业教育制度化、职业教育数字化、职业教育终身化、职业教育国际化,其孕育在我国职业教育的历史基础与改革实践中,并以解决我国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为增强职业教育对我国现代社会的适应性,未来在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应着力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加快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完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实践策略

职业教育作为适应区域产业布局、链接人才质量形成、推动科研创新转化的重要教育类型,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人力资源供给和技术积累等关键作用。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没有教育现代化,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职业教育将从育人、科研和社会服务等维度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基于产教融合理念提升育人适应性水平,基于科教融汇理念推动科研创新转化与技术积累,基于职普融通理念促进技能型社会成型,共同构建起政府主导、多元参与、需求驱动、开放融合的职业教育综合运行体系,共商共议,共建共享,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顺利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实践特色、现实羁绊与未来展望

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现代化是基于国情和职业教育发展规律,以培养类型定位下高质量教师队伍为目标、以教师的现代化为核心,进而促进教师全面发展的过程。该现代化过程涵盖了教师队伍建设理念、专业素养、培养培训体系以及教师管理等多个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世界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中国方案”。然而,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现代化在实现建设理念、夯实专业基础、完善培养培训体系以及制度供给方面存在羁绊。为此,未来需要加强对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强化国际合作,创新培养培训模式,并提升制度供给水平,以推动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职业教育:双重逻辑及价值选择

职业教育的双重逻辑是指职业教育以“内转”和“外推”兼存为发展逻辑,两者是职业教育的“一体两面”,但又存在不同的路径取向。其中,职业教育“内转”的一面注重人的生命价值,强调教育性,发展人的潜能,实现“育人”“;外推”的一面注重发挥职业教育的技术理性,强调社会价值,凸显社会属性,以实现“服务”。当前职业教育的双重发展逻辑发生异化,使职业教育难以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对此,应当根据我国社会发展需要,重新审视职业教育的双重逻辑,以实现职业教育“内转”取向与“外推”取向的高质量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职业教育“四有”好老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站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职业院校应谋划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策略,全力打造高质量教师队伍,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按照目标一致、客观量化、指标独立等原则,构建了包括4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的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职业教育“四有”好老师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基于职业教育“四有”好老师评价指标体系的导向性,提出“内部学习”与“外部激励”并举、“管理职责考核”与“科研评价激励”互补、“基层组织重构”与“线上中心创新”同步、“政策落实”与“跟踪报告”并推等策略,以期辅助职业院校培养“四有”好老师,推进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水平的提升。

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中国式高技能人才的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

高技能人才是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的战略资源,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培育造就适应现代化需求的中国式高技能人才,需要职业教育体系提供有力支撑,提升高技能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和水平。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在培养高技能人才过程中面临教育链和产业链融合不足、区域职教资源分布不均、评价激励机制不健全和社会生态环境亟须优化等突出问题,需要从产教协同育人、区域资源共享、创新发展机制、打造优质社会生态等方面进行突破,推动职业教育优势转化为技能优势,加快打造全球高技能人才集聚高地。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机制探究

中国-东盟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全球经济最具增长力的区域之一。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职业教育合作前景广阔。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中也存在着政策法律缺失、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通过全面建立职业教育合作共同体、优化合作机制、完善职业教育合作体系等举措,推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

职业教育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与实践向度

职业教育作为链接技能型人才成长、推动应用型技术积累和涵育技能型社会形成的教育类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人才基础、技术基础和教育基础等重要功能。然而,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尚未构建起系统的产教融合一体化育人框架,尚未形成顺畅的科教融汇技术创新与转化体系,尚未搭建起科学适用的职普融通衔接体系,制约着职业教育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因此,在实践过程中,职业院校应与多方主体逐步构建协同育人框架,不断巩固和夯实技能型人才培养链条;与区域各类科学技术服务中心和企业搭建创新平台,引导应用型技术积累与创新转化,不断激活以职业院校为节点的创新链条;凝聚政府、企业、行业和职业院校等多方力量,培育涵盖个人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优质职业教育供给体系,不断增强职业教育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效度和广度。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高职院校形象传播的价值意蕴、逻辑理路与优化路径

优化高职院校形象传播,是当前我国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有利于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推动职业教育打造特色品牌、畅通职教体系和形成中国标准。在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高职院校开展形象传播应以存在的现实挑战为导向,基于理念、行为、视觉三层次的形象传播基本逻辑,在认知层面形成“意义体系”传播理念,在机制层面建立整合协同全员传播机制,在举措层面系统化、多维度凝聚办学理念价值、注重行为互动展示、构建视觉传播矩阵,并在反馈控制层面,完善形象传播螺旋管理闭环,为提升高职院校的知晓度、关注度、满意度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特色高质量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时代内涵、建设目标与实现路径

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是实现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题中要义。以问题视角切入,当务之急需厘清“是什么、建什么、怎样建”三个基础问题。“是什么”本质是阐释中国特色高质量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时代内涵:基于国家战略要义解读,可架构“立场、使命、战术、评价”四维内涵理解框架;“建什么”本质是明确中国特色高质量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目标:基于内涵四维理解框架,可明确“与时同频、文化承融、教做双湛、协同共生”四大关键建设目标;“怎样建”本质是设计中国特色高质量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实现路径:基于建设目标高效实现,可尝试构建“全生命期教育体系、文化承融赋责制度、教做双元评价机制、协作共赢激励机制”四条实现路径。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积极开展贸易合作,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积极践行“一带一路”政策,这为中国—东盟的职业教育合作也创造了新的机遇。我国和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及合作基础。研究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办学体制,对于进一步促进国际教育合作、实现跨境协同育人、促进双边合作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多元化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资源与企业技术创新融合研究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教育事业呈现了蒸蒸日上的局面,不仅拥有多元化的特点,而且独具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资源与企业技术创新融合是大环境下的发展趋势,培养高素质人才也是契合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围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资源展开深入化的探讨,分析与企业技术创新融合研究的策略及可行性路径,结合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优化管理体制,实现恰当的衔接与融合,推动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职业学院的差异分析

明确界定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特别是厘清应用技术本科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两种不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异化定位,对于当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职业学院的成功经验,分析它们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提出我国本科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应聚焦职业实践相关的能力培养,通过面向企业需求的专业设置、职业实践导向的课程体系、双元合作的教学模式,以及企业参与的录取标准,形成一套与应用技术本科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职业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融合内嵌与推进策略

纵观职业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发现二者在历史逻辑和融合内嵌层面均存在高度统一性。即职业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历经共同萌芽、同向成长、协同建成与创新发展四个阶段,且二者之间以理念转变为根本引领、以科技创新为内驱力、以人才培养为重要基石,存有高度耦合内嵌逻辑。为此,通过铸牢职业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融合内嵌的坚固屏障、壮大职业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融合内嵌的人才基础、抓牢职业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融合内嵌的导向指引等举措,可有效促进职业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融合发展。

科教兴国助推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逻辑、困境与路径

随着教育事业改革不断深化,科教兴国战略已然成为助推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源泉。从政策导向、历史走向和实践趋向三个维度探讨科教兴国赋能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内蕴逻辑,剖析产教融合供需不匹配、教学资源配置失衡、内部育人结构不合理、社会认可度不足等方面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四链有效衔接,打造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下好科教发展“先手棋”;健全人才培养标准体系,搭建职业教育成才“立交桥”;坚持类型定位,构筑职业教育发展“生态圈”的可为路径,以期驱动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

后疫情时代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构建基础条件及发展策略

教育科学研究共同体的建设需要跨越国界的交流与合作,其中职业教育的合作尤为重要。中国和东盟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基础十分坚实,双方坚持共同发展、共享资源、共享利益的原则,已经形成了一种多方参与、多层次的合作模式。中国高校坚持“走出去”的发展观念,积极推动与东盟的高等职业教育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孔子学院,以提升合作水平,实现双方更好发展。本研究剖析后疫情时代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构建基础条件及其发展,分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科学的解决策略,从而促进东亚地区职业教育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国的文化和教育软实力。

德国会展职业教育课程体系设计研究

德国会展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设计极为重视企业实践的作用,课程内容体现了学科知识与工作过程知识的融合,课程模块按照会展行业的业态设置。中国会展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存在专业理论基础课的支撑作用不强、专业课程设置模式不符合行业实际情况、学生在企业的实践教学时间较少等问题。文章借鉴德国经验,提出了中国会展职业教育应尽快确立统一的课程理论、科学设置专业理论基础课程、创新实践课程教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以业态为导向设置课程体系,以提升会展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就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