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职业资格和职业继续教育等法律制度。对于"双元制",我国应改革现行线性发展模式,借鉴"双元制"直接贯通教育和市场的制度设计,并修改现行职业教育法。在职业资格方面,我国可以德国为师构建职业资格法律体系,并理顺运行机制。在职业继续教育方面,我国应借鉴德国多层次的职业继续教育立法,填补立法"断层",还要借鉴德国立法中的社会参与机制、质量监控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以职业继续教育为突破口建立起终身化教育法律体系。

应然与实然:德国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建设的启示

姜大源在《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中撰文对德国两个法律性文件的修订过程进行了分析．并从应然与实然的角度。论述了德国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建设对我国的启示。德国2005年颁布并实施的《联邦职业教育法》是对1969年《联邦职业教育法》以及1981年的《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的修订，基于此，2007年，德国对《联邦职业教育法》进行修订。作者分析了再次修订的原因：一是技术的升级必须在国家认可的法律框架下进行：二是法律修订有利于数据的人性化、个性化处理．为信息的各类使用者提供处理与加工的空间。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四重逻辑与经验镜鉴

制度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认同形式,对国家治理、社会稳定和公民参与具有重要的影响。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基本框架以法律保障认同逻辑为导向,以资历框架认同逻辑为基础,以证书制度认同逻辑为关键,以技能制度认同逻辑为依托,彰显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权威性、全面性、基础性、长效性的特征,法律保障认同、资历框架认同、证书制度认同、技能制度认同立于制度认同的“四位”而促进制度认同的“一体”发展。鉴于澳大利亚健全完善的职业教育制度认同框架,我国应着力健全职业教育法律条款,提升职业教育法律认同感;完善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夯实职业教育资历框架运行力;改革职业教育证书制度,促进职业教育证书认可度;建立职业教育技能制度,增进职业教育技能胜任感,从而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职业教育制度认同框架,提升职业教育的广泛认可度,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保障职业教育教师法律地位的制度设计研究

职业教育教师的法律地位是优化配置职业教育教师权利和义务、明确职业教育教师与不同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核心。新职教法从立法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教师的特别重要地位、保障了职业教育教师的权利、明晰了职业教育教师的社会地位。但目前仍存在教师权益配置与教师公共职责弱化、教师职称制度与师资配置局限性、教师教学任务凸显而教师权利式微、教师待遇需进一步加强等问题。因此,建议从重树职业教育教师职业的公共性、重构职业教育教师与不同主体的法律关系、重申职业教育教师的特别权利和特殊义务、重建职业教育教师的待遇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制度设计,保障职业教育教师的法律地位。

从社会文化和法律制度看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

成功的德国职业教育模式令世界瞩目,值得学习与借鉴。本文从社会文化和法律制度层面分析了德国职业教育取得成功的原因,希望引起读者的思考。在借鉴各国职业教育先进经验的同时,还要结合我国的实际,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模式,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企业自主与国家调控——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社会文化及制度基础解析

在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培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企业培训中,私营企业在职业培训中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同时也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但是国家并没有完全放弃它的责任。“双元制”的另一“元”———部分时间制职业学校由各州举办,受各州教育法的调整,此外国家还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形式以及经济援助的方式参与、干预企业职业培训。那么,德国政府与经济界的合作关系是在怎样的社会文化及制度环境下产生和运作的呢?本文试图从学徒培训的行会传统、德意志民族独特的自由观以及联邦德国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三方面对这一问题做一些初步的解析。

德国行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文化及制度保障

行会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与职业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动力系统,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行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成熟度是一个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德国行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历史悠久,从中世纪开始,行会学徒制就为行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随着职业教育形态的变迁,传统学徒制发展到现代学校职业教育,行会组织更是一如既往地,全方位地参与职业教育。而深究其原因,与其所处的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及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环境分不开。相比于德国,我国行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瘠弱,发展还很不成熟,无论从先天还是后天的发育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要实现质的飞跃,借鉴德国的经验是明智之举。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研究

文章从建设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入手,提出构建完整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确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基础性问题、明晰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的经费来源及扶持措施、明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形式及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确保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内容保障受教育者权益、确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的法律责任及法律制裁等具体措施。

“教育+”格局构建刍议——从德国“职业教育+”看新制度主义同形理论的映射

面对由数字化、智能化以及大数据等新技术引发的挑战,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日益增加而出现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的困局之时,既要保证实体经济不因技能人才匮乏而使国家竞争力受损,又要拓展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途径和生涯发展的空间。德国推出"职业教育+",即由附加资格学习、职业进修教育和双元高等教育组成的三大措施,从职普两个方面予以积极应对,其所凸显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制度建设上的同形性,可用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加以诠释。结合我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制度建设中由分离的话语到同形的建构,提出"教育+"的概念和格局,以促进普职的共同发展。

德国职业教育附加职业资格的内涵、功能及对我国1+X制度的启示

为强化职业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间的联系,满足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和学习者个性化的需求,德国在2001年引入新的'职业教育+'政策。附加职业资格作为'职业教育+'政策改革的关键内容,以其灵活性、先进性、协同性、自愿性特征,成为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和职业资格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附加职业资格的功能价值体现在:作为职业资格的重要补充,引领了国家职业标准的更新与发展;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工具,为学习者的职业生涯发展提供了重要路径;作为职业教育的政策工具,提高了各类型教育之间的渗透性,以及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的等值性。德国'职业教育+附加职业资格'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建立1+X制度、改革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德国职业教育资助制度的三大支柱

完备的资助制度是德国职业教育发达的重要根基。文章围绕政府资助、企业资助和职业教育立法三个维度诠释德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保障,为进一步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成功经验和改革思路。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立法制度的创制过程与内在特征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立法制度举世闻名。该制度始创于机器大工业开始席卷德国之时,传统行会学徒制在历经波折后的重生以及学校职业教育立法的出现为该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1969年《职业培训法案》将以上两大系统合并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标志着双元制职业教育立法制度的最终形成。双元制职业教育立法制度的创制不仅是传统与现代因素相互结合的产物,也是多种利益团体长期斗争与合作的结果,该立法制度的出现在偶然之中又具有必然性。此外,由于该制度是德国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的产物,其独特的内在基因也使其很难被其他国家所模仿。

论现代职业教育视阈下我国校企合作基本法律制度

现代职业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实用人才的实践,具有培养目标的实用性、培养对象的大众性、教学内容的技艺性和教学方式的实践性等特征。校企合作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根本属性,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一头热一头冷"的根源在于法律制度的缺失。完善校企合作基本法律制度,首先必须在《职业教育法》中确立其基本制度的地位,明确立法宗旨和主要内容等,其次要制定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进一步明确政府统筹扶持、行业协同指导、学生实习、教师实践等从属制度,从而形成严密完整的校企合作制度链。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有效性分析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绩效的有效性备受争议,究其根本在于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有效性不够充分,法律制度体系框架设计的科学性、精细性、明晰性和强制性差强人意,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所拥有的强制性、适时性、创新性和主体性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便于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弥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顶层短板,增强校企合作的有效性。

论我国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职业教育法自1996年实施,存在法律条文过于笼统、法律责任不健全、法律监督不完善等突出问题,职业教育法的强制性、可操作性、执行力等都有待加强,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的进步、职业教育的成长,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亟须进行完善。文章拟从完善职业教育法律责任、加强职业教育法律监督两方面提出立法建议,促进职业教育法的修订。

职业教育顶岗实习学生劳动安全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研究

随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和顶岗实习的发展,顶岗实习学生开始面临严重的劳动安全风险,风险的基本原因包括管理原因、教育原因、社会或历史原因及法律不健全原因等。当前顶岗实习学生劳动安全风险管理法律制度仍存在着单一地方法规内容不完备、责任主体和实习学生法律地位不明确、保险制度不完善、法律责任条款欠缺等诸多不足。故此,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时,要建立完整的顶岗实习风险管理制度,将实习风险在校企之间合理分配,明确实习学生法律地位,把顶岗实习学生规定为相对独立的法律主体,实行强制性保险制度,同时增加相应的法律责任条款。

制度因素对德国职业教育的制约作用

制度作为对社会运行进行协调与控制的手段,直接地参与和作用于人的活动及其结果.在德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企业雇佣制度、企业用工制度和企业工资制度等对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均具有制约作用.

德国职业教育附加资格模块的施行及其价值——兼论对我国1+X证书制度试点的借鉴意义

为强化职业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间的联系,满足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和学习者个性化的需求,德国引入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资格认定的创新型资格化模块——附加资格模块。附加资格模块的实践价值体现在:作为职业资格的重要补充,促进了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作为学生职业成长的重要路径,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高了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作为企业和职业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工具,满足了企业的个性化需求,提高了职业学校的办学声誉,也促进了校企双元开展深度合作。德国附加资格模块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开展1+X证书制度试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职业教育法背景下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建设研究

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时代语境下,农村职业教育将持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完备的法律制度建设能从顶层设计、中层协同以及底层推进三个维度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加以保障。因此,以新职业教育法颁布施行为契机,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建设,应该成为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突破点。结合当前农村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建设的短板,需要根植现实需求,由国家高度统筹布局农村职业教育法规建设,区域精准对接农村职业教育对象发展诉求,院校深入挖掘法规制度运行节点,各主体有效监督实现农村职业教育依法运行。

德国民众的契约与法律精神及其对双元职业教育立法的影响

契约与法律精神是深藏于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对于契约与法律神圣性和约束力高度认可和尊崇的“思想习惯”或“精神态度”,德国民众契约与法律精神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对军事政治强权所确立的规则的忍耐服从到对基于民主平等原则所订立的契约和法律的尊重服从的演变过程。德国民众的契约与法律精神对双元职业教育立法过程和立法目标的实现均有着重大影响:该精神不仅决定着双元立法出现的可能性、制约着双元立法的创制过程、影响着双元立法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决定着双元立法实施的程度;此外,民众的契约与法律精神还从激励与约束的角度对双元立法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