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顾问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现代化中的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大批雇佣德国顾问。他们对中央军的整编、军事工业的发展以及中国与德国间的军火贸易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他们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得到了提高。但同时他们在镇压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德国顾问之间的较量

说起第五次反“围剿”，熟悉中共党史军史的人都很清楚。正是因为李德、博古错误地指挥，红军以攻坚战同国民党军队拼消耗，使自己大伤，将原有的苏区丢失殆尽，红军力量遭到极大的挫损，结果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李德是德国人，乃共产国际为中共派来的军事顾问。但长期不为人所知的是，在国民党方面，当时的蒋介石也聘请了不少德国顾问为他“剿共”出谋划策。因此，第五次反“围剿”就这样戏剧性地成为德国顾问之间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次对决。

德国来华军事顾问团活动初探

从1927年到1938年,曾有许多德国军事顾问活跃于中国的主要军事部门及战场.当时德国积极向中国派遣顾问的历史背景和主旨是什么?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性质和主要作用怎样?德国最后又为什么急迫地召回其全体顾问?这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内阁频繁更迭,政局严重不稳.

国民党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近期研究述评

1938年7月5日上午,25位德国军事顾问携带妻子及随员,乘坐为防止日本飞机攻击而涂有德国纳粹党党徽“卐”标记的特别列车,从汉口前往香港。德国与中国十年最密切的关系从此便告结束。1928至1938年间,总共有135名德国军事顾问受到官方的认可,被派往南京的中国国民政府任职(8名文职顾问和许多省级军事、技术专家没有包括在内)。

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中国抗日战备之两份建议书

1935年5月至7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使国民政府与其达成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河北、察哈尔两省主权大部分丧失,中日战事步步临近。8月间国民政府德籍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就抗日问题向蒋介石汇呈了关于应付时局的建议,阐明了他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建议经以后的战争实际证明是可行的。虽然法肯豪森以及其他一些德国顾问帮助中国进行抗日准备只是代表了他们个人的态度,并且明显违背了纳粹德国军政当局的指令,但他们的这些活动仍然是研究中德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现特将法氏关于中国抗战两份建设书公布于后,以供研究者参考。

德国军事顾问与蒋介石政权

德国人与国民党人的关系可以上朔到孙中山年代。1924年秋,孙中山曾聘请了西门子公司在广东的负责人古斯塔夫·阿曼博士为其私人顾问。通过阿曼博士,孙中山聘请了以凡尔特·契尔鲁滕伯格上尉为首的十多名德国军官为其服务。①孙中山也曾聘过德国前驻华外交官施拉姆迈尔为其政策顾问,负责起草土地改革方面的法令和法规。②但是,德国与孙中山政权的关系是以一种“民间合作”的形式出现的。

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中国之行述评

1933年和1934年,应蒋介石的邀请,德国前陆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Hanvon Seeckt 1866—1936)曾两度前来中国。塞克特的中国之行,是当时中德关系上的重大事件,受到德国外交、军事当局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的极大关注;同时也使日本方面甚为不安。塞克特的在华活动,不仅与国民党军队的整编直接相关,而且还涉及中德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本文主要依据德国外交档案中的有关史料,并参考多年来海峡两岸史家的研究成果,对塞克特的中国之行作一述评,以就正于读者诸同仁。

德国赴华军事顾问关于“八·一三”战役呈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报告(上)

译者按:下面之译文是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对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所发生之上海战役(我方常称之谓淞沪会战或上海会战)及其随后撤退时日军追逐战所撰写的两篇报告,可能呈送给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作为研究中、日两国军力与在远东所进行之战争的真相或特留之参考。德国陆军档案的编号是7Abt Ic Gen St d H,Nr.1292/39,呈送的日期在1939年8月,也就是在德国顾问撤退返德国的第二年(1938年7月希特勒命令所有在华的顾问撤离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月(1939年9月),也可能是用作准备进攻波兰时的参考。 此两篇报告可能由于时效的消失,机密性的减低或解密,最近移交给德国佛莱堡市的联邦军事档案局(Freiburg i.B.Bundesarchiv Militaerarchiv),佛莱堡大学中国近代史学者马丁教授博士(Prof. Dr. Berd Martin)于去年七月来台参加中华军事学会所举办的“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致送一份给总干事傅应川。傅将军是一位抗日战史专家,认为报告是用德文古印刷字体印出,国人能够阅读者不多,特请译者将其翻译成中文。余从事研究抗战前与初期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多年,正是兴趣所在,乃欣然同意,虽然有其他工作分身,但仍尽全力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完成此项翻译工作。由于报告是在30年代写成。

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的抗日战备——为抗日寻求外国军事援助之一

中国寻求外国军事援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那时,德国充当了中国主要军火供应商的角色。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德两国渐行渐远,苏联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支持者。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苏联从中国淡出,中国与美国结盟,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从此成为中美战时合作的主要内容。外国的军火供应和军事援助是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中国来说,寻求外国军事援助和战时对外军事合作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苦涩经历。从本期开始,我们将连载章百家先生撰写的三篇文章,为您讲叙这段历史。

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德关系

对于德国军事顾问在华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国内外学者历来褒贬不一。本文通过对来华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德关系初步发展、密切合作及逆转恶化等不同时期的身份、活动范围、所起作用及其影响限度等问题的分析，肯定了德国军事顾问在促进中德两国经济、军事合作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揭示其在华活动。

德国顾问团参与中国抗战活动之剖析

在20世纪30年代,受聘于国民政府的德国顾问团参与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斗争,为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到来既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也是德国垄断巨头为实现其战略利益而在中国“押的宝”。

蒋介石聘用的四届德国顾问

蒋介石聘用的大批德国顾问,以军事顾问为主,经济、警察和法律顾问为辅,最多时迭70余人。每批德国顾问团来华,都有一位总顾问率领。我听曾与总顾问包尔一同工作过的汪云汉说,凡担任总顾问的人,都是德国有名的军事人才,而且凡是德国同意派遣来华充当总顾问的,都是复仇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总顾问对聘用哪些兵种的顾问、聘多少人、购置什么武器都直接向蒋介石建议,蒋大都是照办了的。

1928—1938年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地位与作用研究

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地位的变化同其与德国政界、经济界的关系紧密联系。但当德中两国利益相矛盾时,德国顾问团明确选择了中方的立场与利益,这与德国顾问团的私人性质密切相关。这种性质使其不同于纯粹的官方顾问团,不受政府的具体政策约束。中德两国的利益需求通过德国顾问团为中介而联系起来。一方面顾问团因这种需求而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顾问团又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最终因利益需求的消失,顾问团也结束了历史使命。

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易货贸易

为满足德国因重整军备而对战略原料的需求,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积极促成中德间的易货贸易。他们把德国商人克兰引入中国,积极推动中德易货贸易谈判,并在两国出现严重分歧时,及时把事情发展拉回到正确的轨道,最终促成了对中德双方都有利的易货贸易的实施,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

1928—1938年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国国防工业建设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积极促进中德经贸关系,为德国谋取经济利益。他们积极引进德国资本与技术,帮助中国发展国防工业,从而为德国工业品开拓了一个庞大的市场。而对中国而言,这种同德国的密切的经贸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防实力的加强、从而对中国的抗战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1928—1938年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地位与作用论析

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地位的变化是与德国政界、经济界的关系紧密联系的。但当德中两国利益相矛盾时,德国顾问团明确选择了中方的立场与利益,这与德国顾问团的私人性质密切相关。这种性质使其不同于纯粹的官方顾问团,不受政府的具体政策约束。中德两国的利益需求通过德国顾问团为中介而联系起来。一方面顾问团因这种需求而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顾问团又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最终因利益需求的消失,顾问团也结束了历史使命。

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国抗日战争

德国军事顾问团是中德关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十年时间里,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日益加剧,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重心也从对内转向对日作战,并对国民政府的抗日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些德国军事顾问们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在这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