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顾问团参与中国抗战活动之剖析

在20世纪30年代,受聘于国民政府的德国顾问团参与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斗争,为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到来既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也是德国垄断巨头为实现其战略利益而在中国“押的宝”。

1928—1938年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地位与作用研究

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地位的变化同其与德国政界、经济界的关系紧密联系。但当德中两国利益相矛盾时,德国顾问团明确选择了中方的立场与利益,这与德国顾问团的私人性质密切相关。这种性质使其不同于纯粹的官方顾问团,不受政府的具体政策约束。中德两国的利益需求通过德国顾问团为中介而联系起来。一方面顾问团因这种需求而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顾问团又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最终因利益需求的消失,顾问团也结束了历史使命。

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易货贸易

为满足德国因重整军备而对战略原料的需求,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积极促成中德间的易货贸易。他们把德国商人克兰引入中国,积极推动中德易货贸易谈判,并在两国出现严重分歧时,及时把事情发展拉回到正确的轨道,最终促成了对中德双方都有利的易货贸易的实施,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

1928—1938年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国国防工业建设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积极促进中德经贸关系,为德国谋取经济利益。他们积极引进德国资本与技术,帮助中国发展国防工业,从而为德国工业品开拓了一个庞大的市场。而对中国而言,这种同德国的密切的经贸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防实力的加强、从而对中国的抗战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1928—1938年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地位与作用论析

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地位的变化是与德国政界、经济界的关系紧密联系的。但当德中两国利益相矛盾时,德国顾问团明确选择了中方的立场与利益,这与德国顾问团的私人性质密切相关。这种性质使其不同于纯粹的官方顾问团,不受政府的具体政策约束。中德两国的利益需求通过德国顾问团为中介而联系起来。一方面顾问团因这种需求而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顾问团又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最终因利益需求的消失,顾问团也结束了历史使命。

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国抗日战争

德国军事顾问团是中德关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十年时间里,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日益加剧,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重心也从对内转向对日作战,并对国民政府的抗日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些德国军事顾问们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在这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抗战前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中国军事教育的改进与贡献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内,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在华活动是当时中德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顾虑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当时中德双方对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在华活动大多避而不谈。②随着对三十年代中德关系研究的深入,学术界目前对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的梗概已经基本明了。③本文主要阐述了德国军事顾问团与当时中国的军事教育之间的关系及德国军事顾问团为中国的军事教育发展做了哪些工作,究竟在军事教育方面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1928-1938年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主要军事工作评析

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主要军事工作有:改造中国军事领导体制,整编、训练与装备中国军队,帮助中国军校教育,助蒋内战,开展对日作战准备,参与协助抗日作战等。这些工作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协助巩固蒋介石政权的统治地位;二是协助建立一支新式军队;三是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三方面是互相关联的,其中协助中国抗日是其主要价值。但在整编、训练军队中也存在固守德国经验,忽视根据中国的国情而灵活变通的问题。

论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中国整军与抗日战略设计的贡献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在华活动是中德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对20世纪30年代中德关系研究的深入,目前学术界对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的梗概已经基本明了。1本文关注的重点主要为抗战开始前德国军事顾问团在整编军队与战略设计上为中国政府准备抗战做出的具体贡献。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国民政府的军队建设与抗日战略准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试论《反共产国际协定》缔结前后的日德关系

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亚两大战争策源地相继形成。法西斯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正由于此,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法西斯国家才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共同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只注意日、德法西斯相互勾结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彼此对立和矛盾的一面。实际上,日、德法西斯在相互勾结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矛盾。

长征史料的挖掘、保存

在解放军档案馆珍品陈列展览中,保存着这样一份幸存档案。那是一份红军长征前夕在广昌保卫战时,由朱德、周恩来于1934年4月11日13时共同签署(朱德用名章,周恩来用英文签名)的《一方面军关于敌向我进攻之新计划及我之部署》,给林聂彭滕董朱①等第一、三、五军团领导的作战命令。当时正值蒋介石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

柯伟林《德意志与中华民国》一书简介

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亟待开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即使是民国时期的中英、中美、中日关系,国内学者论及者亦不多,而对中德关系的研究,则可谓寥若晨星。美国学者柯伟林(William C.Kirby)先生的新作《德意志与中华民国》(Germanyand Republican China)一书,是系统研究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史的第一部专著,它的问世无疑为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也为我国学者从事同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柯伟林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副教授。

遵义会议在生死关头实现伟大转折

1933年,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始,两个德国人相继出现在国共两党军中。德国退役上将汉斯•冯•塞克特成为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德籍苏联红军特工奥托•布劳恩(李德)则成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使得第五次反“围剿”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两个德国人的“斗法”。

疾风劲草——莫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期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打得正激烈。在南昌蒋军总指挥部,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手捧电报,振振有词地念道:“共军根据地已丢失大部,尚存瑞金、于都、兴国、长汀、宁化、瑞昌……”正在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此忽地立起,双手反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