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都到江户:论德川时期日本文化中心之转移

文化中心是一定地域中发挥着文化主导作用的区域,在不同时期会随着政治、经济、人口等因素的变化而产生地理性的转移。日本德川时期的文化中心起初由京都凭借其"皇都"的气势所占据,之后逐渐转向德川的政治中心——江户。这一转移过程从思想家在各个时期的地域分布情况可以得到证明,并且德川时期京都、江户两地私塾、艺术等诸多文化因素的消长,也为这一变化提供了有力佐证。德川时期文化中心转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德川幕府的文化鼓励政策、江户的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等都是重要的推动因素。

略论日本德川时期的经济环境与农民生存状况

日本德川幕府的土地制度为等级领主制,亦称为"石高分封制",这种土地制度改变了中世以来多重土地支配隶属关系,是以领主农民间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封建领主制。它通过检地将土地生产力表现为"石高",明确了农民保有土地的担税责任。建立起幕府—大名—农民间的统治、被统治关系。德川幕府的领主及其家臣武士团整体离开农村,集中于城镇,他们的生活来源基本依靠农民交纳的地租,小农经济是德川幕府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状况直接影响到德川幕府统治的稳定等诸多方面。

德川幕府锁国时期荷日贸易的盛衰及其原因

17世纪中期,日本德川幕府宣布锁国,驱逐先前抵日经商的葡萄牙人。尽管如此,德川将军却允许荷兰人留在出岛开展对日贸易。幕府锁国后,荷日贸易在较长时间内经历了一个盛衰过程。17世纪后期,荷兰人其实已经熟知日本市场的贸易规律,即便幕府锁国,荷日贸易尚能维持高潮。进入18世纪,荷日双方均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贸易开始走下坡路。荷兰人为了保住最东方的商业据点,积极展开对日外交活动。19世纪初,荷日均面临世界格局的变动,双方的贸易也遭遇危机而走向尾声。

《宋名臣言行録》在日本德川時期的流播

《宋名臣言行録》在中世傳入日本,在德川時期得到了較爲廣泛的傳播。不僅有各種版本從朝鮮和中國傳入,同時日本本土還刊刻了《宋名臣言行録》,形成了“和刻本”,而和刻本基本只翻刻朱熹獨著本,直到德川末期才出現李幼武增補的版本。在德川時期《宋名臣言行録》的研究本和模仿本都有一定數量的出現,表明在該時期日本人對於《宋名臣言行録》已經不再局限於閲讀和學習,而是有了獨立的思考和創作,即《宋名臣言行録》開始真正受容於日本社會。德川時期出版了《宋名臣言行録》的注釋本、糾錯本、評論本、模仿本等,但未有和譯本。將《宋名臣言行録》作爲教材的德川漢學塾比較少見,且主要集中在德川後期。

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货币

日本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年)，随着日本诸侯分争时代的结束，其货币制度也趋向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