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论在西方的早期传播——德庇时对楷书结体论的译介

英国学者德庇时是西语世界第一位译介中国书法理论的汉学家,是西方最早完整介绍汉字书法的形式美、结体美、笔触美的汉学家。1826年《英国爱尔兰皇家亚洲协会杂志》刊载了他对《间架结构九十二法》的翻译与研究。传教士汉学适应策略的发展、中英外交的现实需求与中西书法审美的差异,促使德庇时在19世纪初叶翻译了楷书结体书论,开启了书论向西传播的历史。

德庇时英译《汉宫秋》中的“摹仿”文学传统

德庇时对中国元杂剧《汉宫秋》的英译体现出西方注重真实合理的“摹仿”的文学传统,从融合演员与剧中人物、间离演员与观众、隔离真实与虚拟三方面使作品的真实性、合理性得到提升。英译《汉宫秋》既是中西文学交流的体现,背后也有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这种对“摹仿”传统的继承既有德庇时的西方文化背景、英国及其个人功利性追求的原因,也有其个人没能认识到中西戏剧本体论差异的原因。

《好逑传》英译本版本研究——以帕西译本和德庇时译本为中心

《好逑传》是第一部被译成西文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自1761年英译本出版后,先后被转译为法语、德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形成了《好逑传》西文译本语言多样、版本丰富的特征。其中帕西译本和德庇时译本是最重要、流传最广的两种译本。帕西译本和德庇时译本在故事单元的编排整合、章回目录的释读翻译、诗词歌赋的翻译润色和文字词语的选择修饰等各个方面存在着不同;从帕西译本到德庇时译本,西人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认识逐渐深入,评价日益肯定,翻译越来越忠于原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好逑传》英译本的历史演变轨迹。

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受众意识——以德庇时英译《好逑传》为例

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能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但因缺乏受众意识,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步履维艰。从本质上看,文学典籍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受众是影响传播过程的要素之一。译者只有具备受众意识,仔细分析受众类型与受众接受动机,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英国汉学界“中国戏剧”观念的发生及其历史语境——基于元杂剧《老生儿》德庇时译本相关书评的考察

德庇时的《老生儿》英译本问世后,伦敦多家评论期刊发表了密集的书评,呈现出英国汉学界早期的"中国戏剧"观念及其历史语境的一些特征。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是《老生儿》获得关注的重要历史机缘,《老生儿》的英译与文学批评,可以视为英国汉学脱离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主导,独立研究中国文学、戏剧的开始。相关书评文章融合了时政批评、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既有实用主义的目的,也深受当时英国"感伤喜剧"的影响。译者、书评编者和批评者三方,将当时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观念嫁接于中国文学,给予中国戏曲、小说以迥异于同时代中国正统文学界的定位、评价。这一汉学史视域中的元杂剧跨文化传播提醒我们,有必要重视历史语境的复杂性,深入其肌理和场域,挖掘和感受具体而微的细节。

翻译规范与德庇时《中国小说集》英译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1822年以李渔作品《十二楼》中的《三与楼》《夺锦楼》与《合影楼》为原本翻译的《中国小说集》是其代表性译作。在英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德庇时均受到翻译规范的制约。他选择小说《十二楼》译介受到预备规范的影响;他在英译中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减少译文的异质性,受到起始规范的作用;他在处理小说情节时采取删节、增补与改写等具体翻译方法,则是操作规范规约译者实际翻译过程的体现。德庇时英译《中国小说集》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是译者主动适应翻译规范的结果,对当前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德庇时《三与楼》重译的伦理阐释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于1815年最早将《三与楼》译为英文。1822年,他在初译的基础上重译该小说。与初译本相比,重译本在遣词造句及篇章结构方面显现出迥异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前后在翻译伦理上发生了从存异到求同的嬗变。这一变化是译者所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影响、诗学修养及自身身份共同作用的结果。

德庇时汉语古诗英译的翻译目的论阐释

英籍传教士、汉学家德庇时在华期间翻译中国典籍7部,其于1829年出版的《汉文诗解》是汉学家古诗翻译的早期作品。德庇时的译诗多是节选,试图更多更广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诗歌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他在译介中国诗歌时注重对汉英诗歌的形式韵律不同进行讨论。他对古诗中文学形象英译多以直译为主,并改写来自中国宗教文化部分的诗歌意象。选译诗歌类型多样,多为社会风俗、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宗教伦理方面的名家和民间诗歌。德庇时的翻译中国诗歌的过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从译文、翻译策略和诗歌意象处理方式等方面来看,他既有知识传播和商业贸易的目的,也有改写意识形态的用意。

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汉语熟语研究——以《贤文书》为中心

《贤文书》(以下简称《贤》)是英国知名汉学家德庇时于1823年编撰的一部关于中国熟语的著述,收录了包括格言、谚语等在内的熟语201句,内容囊括了修身养性、交友处世、天理人伦等诸多方面。本文将在简要论述德庇时生平、著述以及相关汉学研究贡献的基础上,介绍《贤》的成书及出版经过、编排特点、编写目的,重点从熟语内容选取(修身养性、人际交往、家庭人伦等)和熟语表达形式(格言、谚语、锦句)两个角度论述德庇时《贤》对中国熟语的选择研究。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德庇时的文化选择视角,论及《贤》的普世价值以及所表现出的体现中国特有思维的东方价值观。同时谈及作为语言学习和文化传播结合非常完美的范本,《贤》对今后留学生熟语课程设置、相关教材的编写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

德庇时中国古典戏剧英译的社会学解读

19世纪初,英国汉学家德庇时将《老生儿》与《汉宫秋》两部中国戏剧译介到西方,成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经典案例。译者选择翻译元杂剧深受英国汉学场域和西方文学场域的影响,一方面顺应了英国汉学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实现了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戏剧研究的贯通。在文本内容的处理上,译者综合运用了保留、删节、改写及添加策略,从译介东方文化的角度进行翻译活动,为西方读者接触和熟悉中国古典戏剧开辟了一条文献通道。

浅谈德庇时的中国戏剧观

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十九世纪中英文化交流的先锋,推动英国汉学发展的重要人物。德庇时18岁时来到中国,在华生活长达35年之久,在此期间屡居要职,曾担任第二届香港总督。同时,德庇时也是十九世纪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学的英国汉学家,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涵盖多种体裁,包括小说、诗歌等诸多方面。对于中国戏剧,德庇时也有所涉及,在早期中国戏剧西传阶段,德庇时功不可没,他将《元曲选》中的杂剧《老生儿》介绍到西方,打破了之前《赵氏孤儿》在欧洲世界独树一帜的局面,并且他对中国戏剧持有不同于之前西方学界的态度。此后,德庇时又将《元曲选》中的《汉宫秋》介绍到西方,再次让西方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戏剧。

德庇时英译中国文学的文化沟通研究

德庇时是第一位全面英译中国文学的翻译家,他把中国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从汉语直接译为英语,结束了19世纪之前从拉丁语、法语转译中国文学的历史。他奉行信息传递为主、审美情感为辅的翻译理念,把中国的文化知识、道德情操、审美价值和风俗习惯传到了英语世界,树立了文化中国的形象。此外,他打开了西方读者的眼界,丰富了文化多样性,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交流。本文意图通过德庇时英译中国文学阐述文化沟通的价值与意义。

《红楼梦》诗词英译之发轫:德庇时英译《西江月》历时研究

1830年出现了德庇时英译的《红楼梦》第三回中的《西江月》二词,这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红楼梦》诗词英译文。通过对这两首词英译的追溯,可以看到《红楼梦》的刻本和抄本在19世纪上半叶的流传情况。对其英译的解析与综观可得知当时的英译策略、宗旨、价值和意义,以及对后来《红楼梦》英译的影响,这对《红楼梦》英译史的研究,乃至对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启示。

德庇时英译《红楼梦》研究——从约翰·巴罗书评谈起

1819年,英国伦敦出版的《评论季刊》刊载了一篇匿名书评,作者在评论阿裨尔所著《中国内陆旅行记》时,援引了德庇时节译的一段《红楼梦》。本文首先考察了书评作者巴罗及其生平著述,探讨了巴罗援引德庇时译文的诸多原因;其次,在分析译文的基础上,研究了德庇时英译《红楼梦》时所用的中文底本及其翻译策略;最后,结合中西语境,探讨了德庇时英译《红楼梦》的历史接受与文化影响。在德庇时、巴罗等19世纪西方人的笔下,红楼人物王熙凤和贾宝玉成了中国贵族男女形象的典范,他们以一种光怪陆离的打扮,走进了西方读者的视野,这是《红楼梦》西传史上值得反思的文化怪相。

19世纪英译《三国演义》资料辑佚与研究——以德庇时《三国志节译文》为中心

第二任香港总督德庇时,是19世纪第一位向英语世界系统介绍中国诗词、小说和戏曲的英国汉学家。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的他声名狼藉,颇富争议;作为文学翻译家和文化传播者,他却成就卓著,颇获嘉赏。德庇时对于《三国演义》的译介一直是学术界扑朔迷离的话题,本文在第一手英文资料辑佚的基础上,围绕他的译文《三国志节译文》,从文本细读、比较分析及影响研究的角度作了深入探讨。《三国志节译文》作为中英文合印《三国演义》的第一次尝试,不仅是《三国演义》英译史上的重要一环,在研究中英文化的早期接触方面也是一个难得的个案。

英国汉学家德庇时与中国戏曲的对外译介

德庇时是第一位译介中国戏曲的英国汉学家。本文通过梳理其有关中国戏曲的译本和著作,归纳和总结了德庇时译介中国戏曲的动机、特征和意义。

《汉文诗解》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早期海外传播

《汉文诗解》是英国汉学史上第一部尝试着全面系统地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专著,在欧洲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堪称西方中国诗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它对于中国民间诗作的重视,对于出自中国人之手的西洋风情诗的青睐,对于中国史诗、田园诗及诗剧的看法均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特别是所谓"中国无史诗"的观点与黑格尔《美学》中的相关论述如出一辙。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无史诗"这一观点是随着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广泛传播而畅行于世,但笔者发现,早在1829年《汉文诗解》初版中此观点已有明确表述。本文在细读原著的基础上,考订、辨识出书中引证的100种中文诗作,据此分析德庇时的中国诗歌观,并客观评价《汉文诗解》的功过得失与学术影响。这不仅有助于了解欧洲早期汉学家对中国诗歌的认知和解读,对研究中国诗歌的海外传播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译本中的人性探析——以《好逑传》最早全译本为中心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好逑传》最早英文全译本是1829年德庇时译本。译者通过增删、改编、刻意"误读"等方式强化了宗教、道德因素对译本的干预,并在保证了原作故事情节完整的情况下,为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品味进行了相应的调适。而决定其流传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译本彰显了在比较文学视阈下文学经典所应具有的普遍价值的人性。

讹诈与再讹诈——《英军退还舟山条约》纪事

《英军退还舟山条约》,是1846年4月4日(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九日)由两广总督耆英与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在虎门签订的。它是英军侵占定海,并据以进行讹诈、再讹诈的历史纪录。一、占领与反抗 1840年6月,鸦片战争正式爆发。7月5日,英舰船26艘出现在定海海面。这事,林则徐事前就曾移文闽海江浙,望其刻意防范英军舍粵他犯。可是。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侵略中国与日本的开国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日本被迫开国,这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而日本被迫开国的具体过程,从当时的历史阶段来看,同英国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对于英国强迫日本开国和缔结不平等条约,起了牵制作用。当时,中日两国人民在反对英国侵略方面,是利益相关的,尽管当时的人们还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但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本文试图阐述英国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寻找市场和侵略中国,及其对日本开国的影响,这是中日两国关系上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