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性伦理学的实践原理的两个基本含义

德性伦理学是思考与实践一种朝向人真实地需要的完善与充实的生活的伦理学。实践原理是一种内在观点的德性伦理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它的第一个含义是,生活可以是实践的,表明生活的实践的可能性。实践原理的第二个含义是,生活实践可以是德性的,表明德性地生活的可能性。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他的生活中发展第一种可能性,就会受到人们指责。但是,当他通过生活充分展示出第二种可能性,他才受到称赞。伦理学可以或明确或隐含地以生活的实践的可能性和德性地生活的可能性作为它的基础。德性伦理学比其他实质性的伦理学更明确地诉诸这个可能性前提。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建构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德性伦理学在近现代的边缘化有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德性形成的行为的道德性未加界定,德性规定的主观性与相对性,以及德性伦理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境况的变迁,是造成这种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将其创建成现代德性伦理学,就必须吸收规范伦理学的优点来克服德性伦理学本身的缺陷,达到二者的融合。

新儒学的《宣言》与德性伦理学的复兴

1958年,现代新儒家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批判西方文化的缺陷,并通过探索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问题的贡献而倡导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之于世界的特殊贡献就是孔子的德性伦理学。该宣言成为现代新儒家复兴的里程碑。同样在1958年,英国学者安思康发表了《近代道德哲学》。该文宣称近代西方道德哲学家都走入了误区,在人们找到确当的心理哲学之前应该中止道德哲学研究。这势必将我们带回古希腊,特别是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安思康的文章激发了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这两篇文献有着共同的批评目标———近现代西方道德,而且,各自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有相似之处:一方的灵丹妙药是孔子的伦理学,另一方的则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然而,安思康并没有提及孔子,而宣言也漠视亚里士多德传统。进一步说,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由他们所分别推动的新儒学复兴与德性伦理学复兴这两大运动之间缺少对话和交流。通过比较分析这两篇同年发表的历史性文献,不仅可以找到两大复兴运动对话缺失的原因,而且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宣言》没有能够发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德性伦理学方面的一致性。

早期儒家与德性伦理学:儒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话题——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万白安、艾文贺、余纪元等西方汉学学者参照德性伦理学视角来重新诠释中国早期儒家伦理学,借以彰显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对话的新路径。安乐哲和罗思文《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一文则持一种与德性伦理学完全相异的视角:他们认为早期儒家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role ethics),"儒家不寻求普遍,而是集中关注特殊性"。本文尝试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意在阐明三个论点:其一,德性伦理学是儒家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早期儒家伦理虽不及宋明新儒家突出,但实备此一面向。故此,以德性伦理为视角来考究早期儒家伦理,不仅并非绝然扞格,而且可以开启理解儒家伦理的新视域。其二,安乐哲、罗思文的观点固然能够启人心智,但其论说与其说阐明了早期儒家伦理的根本特征,莫若说自我指涉性地流露了其自身的理论限域:去本质化的过程哲学、以实践为先的新实用主义。将这一理论限阈视为"奥卡姆剃刀",只会使早期儒家伦理成为一种过度后现代化和单面化的狭隘存在。其三,与角色伦理相关联的文化相对主义极度排斥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对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应有的张力视若不见。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的理论和行为主体若将这种绝对了的相对主义内在化为主体自身的信念内容,则无异于自我设限,从而在根本上使得跨文化交流和融合成为一纸空文,在最低限度上也不能避免或消弭不同伦理体系之间的道德冲突。

国外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研究述评

在伦理学领域,德性伦理学至今已成为与规范伦理学(以功利论和义务论伦理学为代表)鼎足而立的思想主流之一。西方德性伦理学在当代以"反叛"开始复兴的背景决定了其更多的是通过寻找与规范伦理学相异乃至相反的特征来展现自身,自此这两大阵营之间就演绎着一场持久而激烈的学术论战。笔者主要从三个发展阶段对国外当代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的检视和评论,同时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行全面的剖析,最后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帮助。

积善成德:荀子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进路及其当代启示——一种德性伦理学的视角

自宋明以降,传统儒家的发展就其理论方向而言主要是孟子学一路的充分展开,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来的当代新儒家那里。在此理论背景之下,儒家道德哲学的理论建构被简单地化约为孟子学意义上的情感主义进路。就思想史本身而言,这造成了对儒学内部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一种遮蔽;就儒学之作为一种具有现实生命力的思想文化而言,更不利于我们充分发掘传统儒学内部多元性的思想资源以实现其在当代的理论重建。研究表明:作为孔子之后早期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两种道德哲学典范,孟子将道德基础建立在情感之上,代表了一种情感主义的理论取向,而荀子则以理性为基点展开其道德哲学,则代表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理论取向,二者在理论建构上呈现出一副相映成趣而又殊途同归的图景。在儒家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会通的学术视野之下,从"人之所以为人者"、"涂之人可以为禹"、"是是非非谓之智"以及"积礼义而为君子"等四个问题的探析入手,揭示荀子道德哲学建构的理性主义进路这一独特的理论特质及其之于儒学重建所可能的当代启示。

中西德性伦理学比较研究

中西方早期的伦理学都是德性伦理学。由于民族文化及传统思维方式的不同,中西德性伦理学存在着种种差异。西方德性论对"德性"概念有着严格的界定,而中国却缺少对应于西方德性各德目之种属的概念;在德性的来源问题上,西方德性论强调德性不是本性,本性是德性的基础,德性是本性的固化和优化,中国德性论则把德性与本性直接相等同。然而,中西德性伦理学也有一些相通之处。在德性的培养方面,中西方都强调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法律制度对德性养成的作用;在具体德目的分类上,中西方都把某些德性与特定的社会层级相挂钩;中西方起主导作用的伦理学都是理性主义的德性伦理学。对中西德性伦理学的这种比较,可以为中国传统德性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提供某种理论上的思考。

中国学界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研究述评

中国学界关于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以功利论伦理学和义务论伦理学为代表)论争的研究,大体可分为译介和综述两个阶段,主要涉及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主要立场、理论类型、研究方法以及遭受的某些批判,存在的问题表现为研究内容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入性,研究范围局限于从亚里士多德到麦金太尔。当前中国学界应该从如下五个方面推进对这一论争的研究:一是全面分析这一论争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条件;二是深度厘清德性伦理学对规范伦理学的批评及后者所作的辩护;三是系统解读规范伦理学对德性伦理学的反批评及后者所作的辩护;四是深入辨析德性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各自的理论得失;五是综合分析这一论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儒家德性伦理学、神经计算与认知隐喻

一般而言,"德性伦理学"就是指通过道德主体的行为倾向,来对其道德输出进行评价的伦理学路数。儒家的道德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归类为德性伦理学,并完全可以在一个自然主义框架中得到"祛魅化"处理。这种处理的第一步,便是按照扎格泽布斯基的"行为者德性论"与思汪敦的"击靶德性论"的话语方式,厘清儒家德性论的基本框架;而在第二步中,我们不妨深入探讨经由某种可计算的平台来进一步刻画"德性熏养"机制的技术可能性,并由此彻底地将儒家的传统话语方式顺化为当代认知科学的话语方式。文章认为,丘奇兰德的神经计算模型对于德性熏养机制的刻画,将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描述层次崩塌"的难题,因此并不适合成为刻画儒家德性伦理学的恰当工具;而一种更符合儒家精神的技术刻画模型,将诉诸种种基于"儒家道德样板库"的隐喻投射机制,使得此类刻画得以"可计算化"的技术平台,则是"非公理化推理系统"。

现代德性伦理学何以可能——对安斯库姆《现代道德哲学》的解析与引申

从西方美德伦理学者的理论实践看,不宜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发展简单看作是亚里士多德美德思想的现代复兴。问题不是作为一种过去式的或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伦理在现代社会何以可能,而是作为一种自觉与规范伦理学相区分的理论类型,美德伦理学如何证明自己比对手更具备理论优越性。以安斯库姆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者从两个方面对比进行了论证,以期构建一个更为完备的理论类型。

“美德伦理学”“德性伦理学”和“德行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

在近几十年中文世界的伦理学讨论中,经常出现三个看上去差别不大的词,"美德伦理学""德性伦理学"和"德行伦理学",它们或者是作为对英文virtue ethics的翻译,或者是作为对儒家伦理学的概括。在这三者的使用中,第二个略逊于第一个,因为virtue是相对于vice的,同样"美德"是相对于"恶德"的,但"德性"相对于什么呢?此外,无论是作为对virtue ethics的翻译还是对儒家伦理学的描述,问题更大的是"德行伦理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得以复兴的virtue ethics,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强调人的行动的道义论和后果论不同,强调人的内在品格。这样的品格不仅决定了这个人的行动,而且也决定了这个人的情感。德行伦理学无法把握virtue ethics的这种特征。在认为人的品性决定人的行动方面,在对道德情感的强调方面,儒家伦理学与西方的美德伦理学有类似性,因此"德行伦理学"也无法反映儒家伦理学的特征。

孝何以是一种德性?——在德性伦理学的视域下重审亲亲之爱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老年群体社会地位边缘化的问题愈加严峻。社会调查数据和社会学研究显示：中国大陆农村地区的老人自杀率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代际之间养育一反馈关系严重失衡，传统的孝道观念被市场化的交换概念所代替。另一方面，与私人生活的变革相应，孝也从传统“德之本”的地位上衰落，而被视为一种过时的，甚至可疑的“德性”。

也谈何为德性伦理学——兼与陈真教授商榷

德性伦理学与功利论伦理学和道义论伦理学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以行为者为中心,而后两者则是以行为为中心。就德性伦理学来说,即使功利主义与康德的义务论也涉及道德心理学,但是这两种规范伦理学的根本特征是以行为为中心,而不是以行为者为中心。正是这一根本特征,决定了德性伦理学以"德性"作为基本概念,而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则不以"德性"作为基本概念。换言之,在这两种规范伦理学理论中,虽然涉及道德心理学或"德性"的概念,但反映不了这两种规范伦理学的根本特性。

斯洛特德性伦理学特点初探

迈克尔.斯洛特是当代著名德性伦理学家。他采取了一种特别的纯粹德性伦理学样式,即关怀伦理学,或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学。这种德性伦理学开启了一条不同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伦理学复兴之路,成为当代德性伦理学领域中重要的分支之一。

德性伦理学的特征

德性伦理学作为古代哲学家探讨道德问题的经典模式,在现代道德义务规范理论的冲击下曾经一度被边缘化。德性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主要是通过回归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传统来实现的,同时也是一些哲学家批判现代性价值观念的思想资源。然而,为了使自己同一般意义上的德性理论区别开来、回应道德义务规范理论的质疑,德性伦理学就必须依据好的人类生活或幸福、德性的基本原则以及人性论等要素来澄清自身的特征。

托马斯:德性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转化的中介

托马斯的伦理思想在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中世纪,托马斯的伦理思想既起着使宗教伦理世俗化,世俗伦理宗教化的作用;同时又起着使伦理学由德性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转化的中介作用。托马斯完成这两种转化的工作具体体现在他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与希伯来神学律法思想结合起来的做法上。而基督教的“十诫”则是他建构宗教规范伦理学的根基。

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复兴的背景和路径

从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德性伦理学经历了一个发轫——隐退——复兴的发展过程。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兴起,不是简单地对规则伦理学的局部修正,而是当代学人借助古典资源对道德生活的重新解释、对道德哲学的重新丈量和陈述。本文通过对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复兴的背景和路径做出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理论阐释,以期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重要伦理学现象的更为清楚的洞见,乃至对伦理学整体脉络及其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论新时代中国德性伦理学的民族性、主体性和原创性

在现代伦理学多样化理论取向的学术环境下,新时代德性伦理学是心性、行为、规范、工夫、境界五位一体的伦理学新形态。民族性、主体性和原创性是新时代中国德性伦理学发时代之心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道德支持和精神鼓舞的重要因素。民族性是新时代德性伦理学体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主体性是新时代德性伦理学追求自主、能动与自由的价值特质,原创性是新时代德性伦理学的创造活力和创新性贡献。新时代中国德性伦理学主流是马克思主义德性论或马克思主义德性伦理学,是民族性、主体性和原创性相统一的伦理学理论形态,对于当代人类反思和探讨伦理学的学科结构、推动伦理学研究领域的整合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

德性伦理学的社会智力理论论证——以南希·斯诺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末21世纪初,德性伦理学的蓬勃发展已然延伸到了科学领域。时至今日,德性伦理学与当代心理科学之间的亲缘性愈加明显。南希·斯诺基于社会心理学研究描绘了一个“特定于社会交互”的智力理论,不仅强调德性与社会智力在“感知和应对人际关系方面”的高度关联,而且通过将德性作为社会智力的“可实现目标”,得出“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的共同承诺。本文通过社会智力对“德性特质、德性结构和德性目标”进行审视,以现代心理科学的研究视角,为“德性”建构理论和科学基础,推动德性伦理学更好地融入强调经验和实证的现代科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