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建构——评夏勇《中国民权哲学》

《中国民权哲学》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循本开弘,也是对西方权利理论的扬弃和改造。它以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为活水源头,在汇通中西学说、传统与现代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在体系结构上,它解决了中国民权哲学相互关联的六个重要问题:本土资源、理论基底、道德关注、核心法门、现实考量和价值功能。

中国国家治理逻辑分析的新进路——一种规划性政治的视角

以全能主义和新权威主义为代表的国家治理逻辑分析框架,侧重于以权力研究为进路,分析政治权力及其机构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角色,具有明显的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规划性政治主张以权利为中轴原理,分析国家治理过程中权利体系(包括权利观念、权利形式和权利体制等三个方面)的特征及其变化,通过权利体系的变化来研究执政党一元权力结构和中央集权的宏观制度下的国家治理逻辑。历史纵向考察表明,规划性政治与传统国家治理模式在治理困境、价值规范和治理逻辑等方面存在相似度。规划性政治的国家治理逻辑具有三大机制:天赋国家抵抗力、规划性权利形式和反应性权利体制。这对国家治理的战略和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个体到共同体——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逻辑发展

权利理论是当代中国法学中的基础理论,这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有一个内在的逻辑演进过程。在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考察中,有一条从个体到共同体的线索。在1980年代晚期诞生的权利本位论中,我们发现了个体性原则的兴起,在实定法的范畴中,这意味着法律不能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也应该关切和维护个体的利益。从此,个体开始从自身的需要出发来观察法律世界,在当代中国的法学理论中,由此开始了一个权利主体性的时代。在90年代以来的权利理论的发展中,个体将自身限制在利益之内,并反思将个体等同于利益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因此导致了当代中国权利理论自身的不断反思和追问。进入21世纪之后,学者们在对于权利理论的探究中开始意识到,必须将共同生活纳入到自身的范畴之内,从此,对于权利主体性的探究也就开始超越个体,而走向了一个将个体吸纳在内的共同体的时代。目前的权利理论的发展正处在一个从个体走向共同体的内在的逻辑发展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