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问题的历史澄明——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考察

自由问题从来没有远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对自由的追寻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囿于观念论的思维程式,通过概念辩证法将自由还原为精神层面的意识活动,从而为自由笼罩上观念论的迷雾。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并借助其中所蕴含的生产辩证法,立足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澄清并证明了自由问题的历史之境,驱散了笼罩在自由之上的观念论迷雾,破解了自由之谜。

神话逻各斯——解读《德意志观念论体系的源始纲领》以及浪漫“新神话”

《德意志观念论体系的源始纲领》是德国观念论与浪漫派的开篇之作。作为一种征兆,它指向一个时代,归属于由多个作者构成的"星丛",呈现了观念论与浪漫派之间互动涵濡的"观念单元"。德意志观念论与浪漫主义思潮初登历史堂奥,就注定要置身于神话与理性的生死纠结之中。以神话来完成逻各斯,将启蒙进行到底,便是观念论与浪漫派的志业,这份志业表述在浪漫主义"理性的神话"提案之中。而与之相联系的"感性宗教"提案,就是一个变形的灵知教义神话,一个变形的神话逻各斯。观念论与浪漫派所膜拜的"灵"同灵知主义藉以超越世界而寻求不朽神性的"灵",存在着血脉传承的关系。所谓"人类最后的伟业丰功",乃是"新神话"的终结,染上了浓烈的乌托邦色彩,甚至可以说是神话-逻各斯-教义三者互相涵濡彼此杂糅而成的幻象体系。

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传统文化观念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传播之先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也为之后的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石。本文以文化研究为切入视角,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观念,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起、传统文化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以及传统文化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局限性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从整体上把握传统文化观念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形成产生的影响。

构建实践观念模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从一般抽象的理论形态转化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形态,这是一个"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不是解决特定民族国家问题的"地方性知识",而是"普遍性原理",而只有凭借一定的实践观念,我们才有可能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从内容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主要由三个基本方面构成:一是对象性知识,二是预期性目标,三是实践性方案或计划。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观念上下贯通前后承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两极,就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观念问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理论意义。

从“舶来品”到“中国化”——《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与发展

"民主"之于《新青年》,无疑是舶来品。《新青年》早期心仪的"民主",带有浓厚的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潮印记。直到第4卷第1号之后的同仁杂志时期,《新青年》所追求的"民主"悄然转变为自由主义式的民主理念。自7卷5号之后,《新青年》的"民主"观念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尝试着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观念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中国化之旅。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既具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中国化时代化的特殊属性,是一般与特殊的有机统一。“人民至上”的价值坐标、“自信自立”的主体定力、“守正创新”的进取精神、“问题导向”的矛盾思维、“系统观念”的大局意识、“胸怀天下”的人类情结,共同构成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六位一体”的方法论基础,立体化表征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智慧。

“观念的异化”及其消除——唯物主义的意识理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同为扬弃“观念的异化”,马克思采取了与青年黑格尔派完全不同的方式。在他看来,观念的东西无论是采取客观化了的思想形式,还是采取人的头脑中的观念形式,只要不从物质世界和物质生活本身出发予以扬弃,就无法避免思想观念对现实的统治。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推翻“思想的统治”,就必须颠倒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从存在出发去说明意识。由此出发,他建立起了一个唯物主义的意识理论:确立起从存在出发去说明意识的两条原则;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观念,以脑体分工来解释普遍观念的诞生;将意识和对象的关系视为意识的本质,并给出意识产生的动力机制。

新历史理性实践叙事逻辑的正当性何以可能——观念史视野内《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正题识辨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实践人学意义上的历史性价值思维智慧,基于现实个体之自我生成、自主实现逻辑,将对历史进行哲学认识的前提置于"现实的个人的存在"及其"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基础之上以后,其所致力于呈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纯粹理念意义上有关"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实现了对"历史主义"与旧的"历史哲学"观念的藩篱的实质性超越,从而使文明人类获得并确证了一种实践的"历史性"观念的合理性出场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表明,如果说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的结果,是创造这一历史、推动这一历史的主体的命运变得越来越悲惨,真实的历史主体愈来愈受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束缚和奴役,那么,这种历史一定是成问题的。属人的历史和人属的历史,一定是通过人自己直接的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自主造成、自为拥有的,除此以外,关于历史本体、认识论基础以及价值的任何理解和解释,都是有违历史真实的。

论研究史体例在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中的应用——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为例

作为史学编年体体例,研究史是对历史过程中研究的研究。研究史的史学性质定位,决定了研究史学科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学术性和政治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研究史对史学学科的对象定位,决定了研究史研究的史学方法;研究史对史学研究目的的定位,决定了研究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研究史对"史"本身的超越,决定了研究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层面的创新。将研究史这种史学编年体体例应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揭示了其在中国研究的文献把握规律、理论运思规律和实践诠释规律。从根本上讲,是要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与人道主义的哲学观念——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时下我国哲学界正兴起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解释派别，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派别。这一派别的一个主导性观点是：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异化史观和实践的人道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尚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

论悲剧观念的引入与中国化

中国古代存在着大量的悲剧作品,却没有形成系统的悲剧理论。二十世纪,西方悲剧观念经过王国维的推介,鲁迅的深化,曹禺、郭沫若的创造,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终于生成。经过建国初的反思,悲剧理论研究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直至世纪之交学界还对悲剧进行着新的探索。我们反对"唯西是趋、唯新是趋"的研究态势,中国学者应从容地建构切合中国文学实际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悲剧观念。

实践观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观念是根据一定的理论认识,结合实践主体的需要和相关条件建构的一种关于未来实践活动的实施观念和预演方案。实践观念在联系理论与现实中的中间环节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规范作用、检验和校正作用。实践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层面,是直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具体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含着的实践观念,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般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的实践观念。

论《德意志观念论最初体系纲领》中作为“人类导师”的诗歌之奠基功能

德国观念论者和早期浪漫派在《德意志观念论最初体系纲领》中尝试重新为人类生活共同体奠定一种正当性,这一构想被称为构建"新神话"的理念。他们构建"新神话"的初衷乃是政治批判,这一批判的基础是建立在机械国家和有机国家的区分上的,在他们眼中,前者是缺乏理念作为正当性依据的无生命的机器,而后者才是"服务于理念"富于生气的共同体。在这一基础上,他们进而提出,只有通过重新赋予诗歌神话的原初功能,才能重建整个人类生活共同的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诗歌被称为"人类的导师"。

主持人语:“输入学理”与西来政治观念的中国化

百年前揭幕的新文化运动,若以＂问题与主义＂之争所达成的共识来说,是以＂输入学理＂为其核心智识取向的。当然,这一＂输入＂的一个显性思想前题,是对中国传统资源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断弃。换言之,晚清＂中体西用＂所试图挽留或捍卫的＂中学＂文教传统,正是新文化运动意欲碾碎于历史进步巨轮之下的。

观念性因素的视角下探析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兴衰

文章从观念视角出发,探析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兴盛和衰落。在帝国兴盛过程中,法国大革命催生了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拿破仑对外侵略战争又促发了政治民族主义,良好的教育基础又为其兴盛提供了知识保障,共同推动了德意志的民族认同与帝国统一。在帝国走向衰落时,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强权性质,容克阶级所固有的军国主义传统,以及德意志政治意识的去西方化,导致其转向“世界政策”,最终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退出历史舞台。德意志第二帝国兴衰的历史表明,观念性力量的作用往往更加深远,且“润物细无声”。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实现的认识论路径——兼与种海峰先生商榷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践的过程,其中内含了有序推进的几个重要环节,即由马克思主义过渡到相应的实践观念建构,再到具体实践活动的展开,最后终结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想客体的现实创建。如果仅从这一过程的理论形态演进来说,就是将作为理论观念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作为实践观念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其鲜明的实践指向性、价值选择性和现实超越性等理论特质而区别于马克思主义。

近代中国“革命”观念的历史嬗变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就是革命。历史地看,革命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化历程。首先是西方现代式革命观的传入,并与中国传统的革命观产生碰撞交融。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开始输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由于中国国情及时代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由此生发出一些中国式的特色。回溯历史是为了前瞻未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革命观念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开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光明未来。

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史研究

观念史的研究是对一种思想、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合法性的论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合法性就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和外部的质疑。面对这些质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对自身的思想变革、尤其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思想历程进行系统的观念史研究。因此,以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逻辑起点,对马克思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形成的新观念作一起源和理性结构方面的考察,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30年间所经历的哲学传统变革和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对于展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前景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市民社会与当代伦理精神的历史生成——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为视角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就法权关系而言,也和国家一样,是所有制关系的表现,是一定经济基础的派生物。法权概念也是由于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尽管伦理精神作为一定社会道德的观念形态,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是它也是"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它不仅是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现,而且它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协调状况;不仅体现人的目的——人们如何安顿作为社会人的人生,如何调节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内在自然生命秩序,同时能认识和体悟自然的目的——自然包括人在内的生态价值、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责任与使命,进而确立相应的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