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政碑视野下对达鲁花赤的重新认识

达鲁花赤为元代首创,是元代一个特殊的职官群体,遍布于元代各级行政体系当中,对于元代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达鲁花赤在历史上仅存在于元代,它本身是蒙古游牧民族文化衍生出来的政治体,体现了蒙元统治的诸多特点。德政碑中描述的达鲁花赤与过往研究大相径庭,在德政碑的视野下重新认识达鲁花赤,能够更好地理解元代的地方政治和蒙汉融合。

德政碑与唐代州县官员的政绩书写

唐代考课条文强调州县官员的税收、垦田、户口增减政绩以及官员清白、清勤的生活、工作作风。与之相较,德政碑所书州县官员政绩,却是强调其所应该具备的儒家品德修养、境内社会秩序、对民众的礼义教化、鼓励农桑和赋役税收问题;考课条文所没有提及的发展工商业、灾异现象及祈神灵验等,却被德政碑书写为善政;有的碑文所述官员政绩,还与考课条文的精神旨意相悖,如税收力役、垦田等问题,反映了民间和官方对于一位州县官员的评价标准存在差异。此外,德政碑的政绩书写内容,细化并深化了我们对"四善二十七最"纲领性考课条文的认识。

唐代乡族势力的地方政治参与——以德政碑为中心

文章利用德政碑,探讨了唐代以耆老为代表的乡族势力其地方政治的参与情况,大体有三:为藩镇和州县官员申奏刻立德政碑,上书反映当地官员的治绩或败绩,干涉地方官员的去留。透过德政碑,可以看到唐朝的国家监察非常重视利用基层力量来制约地方官员,一则给予他们较大的权力,可以直接上书朝廷,到朝廷请愿,或者向巡察使等反映当地情况,甚至可以直接干涉当地官员的去留,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二则地方官员的序迁除授,晚唐中央也重视向以耆老为代表的地方民众核实该官员的治绩是否属实,自下而上与国家自上而下的监察体制相辅相成。德政碑从更深的层次揭露了唐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渠道和方式。

从老司城“德政碑”看湘西土司执政道德的引领作用

老司城"德政碑"是湘西土司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见证。碑文中的诸多资料充分映射了湘西土司王执政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道德理想、道德观念和道德品格。这些民族区域性的执政道德对弘扬土家族优秀的道德传统、用道德力量感化周边他族自利选择的行为,以及促进中央与地方道德融合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引领着湘西土家族的道德生活逐步走向文明发展大道。

北望德政碑与清后期泰安的差徭优免

刊于光绪十年的泰安北望村德政碑不仅记录了清代数次优免差徭的过程,而且将乾隆至光绪间数位泰安知县的原批大字显刻于后,为清代泰安赋税史与法制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历史资料。

元代西夏遗民买住的两通德政碑

身为西夏遗民的买住是元代元统元年进士,他曾任松阳县达鲁花赤,《邑令买住公去思碑》与《达鲁花赤买住公善政碑》这两通关于德政碑记载了一些他的事迹,本文据此及其他一些史料对买住的生平进行概略研究。

革故鼎新:近代武陵山地区基层治理转型之困——以德政碑为中心的探讨

《太守文公德政碑》《知事金公德政碑》是武陵山地区近代地方官为政一方后留下的直接记录,弥足珍贵。通过对两通碑刻史料的挖掘可见:武陵山地区传统封建社会治理体系在近代逐步瓦解,基层治理效能日益减弱直至走向负面,面临着转型之痛。而治理效能减弱,除了宏观上的社会巨变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一是以传统胥吏为主要成员的基层政府腐败加剧;二是地方社会中非正规组织的无序扩张;三是社会动荡带来的基层政府的不稳定。三者又交织在一起成为基层治理效能有效发挥的阻力,最终导致近代武陵山地区地方治理体系的崩溃。

试论唐代对德政碑刊树的管理

德政碑是为记录、纪念官员的德政而树立的纪念碑,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表彰官员的善德美行。有唐一代是我国古代德政碑发展的成熟期,在前代德政碑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了德政碑刊树的管理,将之纳入国家法律,对违反者严加惩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德政碑刊树的管理制度,确保了德政碑刊树的严肃性及其政治作用的有效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对唐代吏治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

“奭公德政碑”与清末东北秧参管理

秧参种植向来为清政府所禁绝,在清末发生转变。在光绪六年(1880)秧参弛禁,奉天、吉林等地对秧参征收课税,秧参种植成为一项合法的事业。位于辽宁宽甸县的"奭公德政碑"记录了当地秧参种植户反抗官府征收苛捐重税的历史,见证了秧参种植的由"禁"到"弛"的变化。这通碑还反映出清末秧参管理存在私征瞒报税收问题。在官方厘定税收之后,问题逐渐解决。

后晋名将安重荣及其德政碑研究

安重荣是五代时期后晋名将,公元前941年起兵反后晋,于宗城之战败绩,被杜重威擒斩。公元2000年于河北正定县出土的安重荣德政碑,经考证确定立碑之时安并无僭伪称帝之意。对安重荣及其德政碑进行介绍,能够给予安重荣一些比较正面的评价。

德政碑所見唐代頌政歌謡考論

何謂“歌謡”?《能改齋漫録》引《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謡。”[1]《爾雅》曰:“徒歌謂之謡。”[2]可見“歌”與“謡”的區别在於有無章曲,今人在研究時常籠統地稱之爲“歌謡”,本文也不例外。

江苏沭阳发现民国“政简刑清”德政碑

"政简刑清"德政碑称道民国初期沭阳知事窦以庄政绩显著,事迹涉及兴修水利、治理匪患、追剿辫兵哗变等内容。对研究民国初期地方行政建置、北洋政府地方职官任免制度以及匪患治理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德政类碑刻与唐代的地方治理

唐代的德政类碑刻制造、固定、改写、传播带有神异色彩的传奇故事,具有“神化”地方长官的功能,甚至成为祠庙的替代品,这是唐代的变化,与唐人崇尚德政立碑的观念有关。石碑本身也被赋予了“神力”,亵渎石碑会遭受惩戒,这种异闻与禁忌反映了百姓怀念良吏的情感延续。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德政类碑刻及其所记载的传奇故事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长官用以疏解民意、稳定民心、树立权威,王朝国家借此参与地方治理、宣示权力更迭,民间社会借以参与政绩评价、表达政治诉求、满足心灵慰藉。石碑的刻立与传奇故事的制造,鲜活展现了王朝国家、地方官吏、民间社会之间的多级政治互动,相关研究可以为理解中国古代碑刻的功能增添新视角,也是对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立体化考察。

从德政碑看元代儒生士人的政治参与

元代德政碑的刊立夹杂着各种复杂的动机。立碑活动是儒生士人参与地方政治的重要活动,一方面儒生士人积极参与立碑活动,传播儒家思想;另一方面立碑是儒生士人与达官显贵结交的重要途径,并且儒生士人在撰写碑文、碑铭、德政颂等的同时,也是宣传自我、博取名利的方式之一。透过立碑活动,可以观察元代儒生士人的政治活动及其在地方的生存状况。

表彰抑或利用:唐代德政碑刻立的政治意图

唐代德政碑的刻立,里面夹杂着各种复杂动机。对于申奏刻碑的百姓而言,他们有的是发自内心为良吏奏立德政碑,有的则是受地方官员驱使。由于朝廷重视基层百姓对地方官的评价,因此,耆老、百姓等记录官员治绩的"状",以及耆老对地方官的评价也就成为申奏刻碑的重要依据,这成为他们被地方官利用的价值所在。对属下官吏而言,他们为州刺史、县令或藩镇主帅立碑,带有巴结逢迎的目的,因为地方长官手中握有辟署权、荐举权等,双方之间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有的属下官员则借助德政碑来表达对碑主的知遇之恩;此外,在为长官申奏刻立德政碑的同时,碑阴题名也能间接为他们自身带来政治声誉。对碑主而言,德政碑可以为他们带来良好的政治声誉,从而为考课带来好处。中晚唐时期的节度使还可以借朝廷的德政碑,获取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对唐朝天子而言,刻立德政碑,可以为天下官员树立良吏典范,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维护秩序的目的;当中央势弱之时,天子又借助德政碑来笼络强藩。可见,唐代德政碑刻立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动机,而不仅仅是出于表彰美政或善政这样简单的理由。

老司城“小德政碑”考辨

永顺老司城遗址上的小德政碑,受风化影响,字迹多难以辨认。2019年,笔者对三个不同时期的史料进行校勘,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考辨和释读出大部分文字,从而发现小德政碑为清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撰刻,主要称颂永顺土司彭泓海的德政。从碑文的释读和分析中,进一步了解到永顺土司在明末清初时期所经历的内外变化,以及所忌讳的一段政治历史。

清乾隆末年扑毁去思德政碑考

地方绅民为离任的地方官员筹资兴建去思碑、德政碑,是唐宋就有的一种现象,由于其常常存在着沽名钓誉、名实不副的弊端而一直被禁止。清承前制,亦明令禁止官员立碑,但皇帝特别是康熙帝对官员立碑之事并非一味反对,故禁律效力不彰,形同虚设。乾隆朝,吏治废弛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敝风陋习引起了乾隆帝的警觉,为整顿吏治,乾隆帝对官场相沿成风的陋习进行了全国性的清理和查禁,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乾隆末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扑毁"去思德政碑"行动。在乾隆帝的督促下,各地督抚用一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一专项行动,此后十年则是循例奏闻。此次行动各地共扑毁此类碑匾一万五千余块,表面上看成绩显著,维护了皇权专制,但并没有真正扭转清朝日益腐败的吏治。

读江苏徐州新出土“太原王公德政碑”

江苏徐州新出土的"太原王公德政碑",记载了后周王晏因立军功被授予武宁军节度使之事以及其在任期间的功绩。碑记为讨论五代时期的封户、崇武倾向等问题以及还原五代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