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德政碑刻制度源流考

德政碑刻制度的產生與演變反映了中國古代王朝國家與民間社會的多級互動。東漢末,立碑由民間社會主導。曹魏、西晉試圖以制度禁碑,均未成功。裴松之提出“朝議立碑”,進而演變成梁、陳的“奏請立碑”,北齊、北周亦有借鎰,這使得“自由立碑”奥“禁碑”之間達成了平衡。唐承前制,多有創設,奏請程式更馬完善。德政碑刻作馬民間社會的發聲渠道,被正式納入國家制度體系。安史亂後,唐廷并未放棄對德政碑刻的控制。寶應年間,德政碑文須上報考功,此後德政碑文格外注重描述“奏請”過程,這是應對考功司審查的辦法。唐代德政立碑制度承前啓後,因時而變,顯示出極强的韌性和張力,對後世影響深遠。

唐代德政类碑刻:民间社会与王朝国家互动的鲜活证明

唐代德政类碑刻牵动各方,从民间社会到王朝国家,各个阶层都关涉其中。利用德政类碑刻,民间社会与地方官相互配合,作出符合国家政治风向的迅捷行动。“吏民”作为“配角”,常见于德政类碑刻史料中,关于他们的描述和赞誉并非是无意义的虚辞,而是具有迎合并利用相关国家制度的意义。德政类碑刻史料中保留这样一些痕迹:唐代民间社会主动利用舆论参与政治评价,主动利用国家制度权力表达诉求。虽吉光片羽,但弥足珍贵。

唐代的“辞让立碑”——另一种德政宣传

在唐代,“德政类碑刻”是为官之人的普遍追求,被当作一生的荣耀写入墓志,这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两方墓志可以明显看出。但“辞让立碑”亦非鲜见。从制度史角度看,唐代德政立碑奏请程序不只是规范和限制立碑的手段,因其具有制度性和稳定性,实则也是德政信息传递渠道,是“辞让立碑”现象的隐性支撑。从观念史角度看,唐代文化精英对于“立碑颂德”的态度发生过转变,贞元、元和年间尤为显著。文化精英意识到“德政类碑刻”具有虚假的一面,这是“辞让立碑”的显性推手。虽然某些“辞让立碑”也带有博取虚名的意图,但无碑往往胜于立碑。“辞让立碑”被视作高风亮节的义举,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更高级的德政宣传。有德政而不立碑的地方官,代表着清高的政治品格,享有更高的政绩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