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猛相济恩威并施——古代德治法治摭拾

法治与德治,如鸟之双翼,相辅相成,天然地具有互补性。德治的基本功能在于劝善,法治的基本功能用以惩恶。二者各有优长,也各有缺憾。其有机结合,相得益彰,规范着人们行为,共同贡献于人类文明。正确的治国安邦之道,应该崇德重法,法举德张,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然而古代儒家法家,却各执一偏;法家尤为极端,他们完全排斥德治。事实上,德治法治之互融共建,为历代帝王孜孜以求。早在上古,跋涉探寻之旅已然肇始。溯圣贤治国之历史,寻虞舜安邦之履迹,乃知大舜践位以来,尚德而外,亦重法治。故曰:舜首开“德治与法治结合”先河,功不可没;其成功创立“国家”体制,予继踵者以无尽教益。

法治与德治一体化实施的实践探究——评《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法治与德治的研究愈发受到重视。《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一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剖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该书从多个维度对法治与德治进行了细致比较,旨在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提出了一系列见解。该书作者梁治平先生以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的眼光,试图回答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为一个曾经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概念,“法治”为什么会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重要政治议题?

在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中一体推进“三不腐”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需要加强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凝练。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理论是深入诠释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指引,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治理逻辑和治理方式中蕴涵着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必行性。在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中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够形成相得益彰的整体成效,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道路和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和治理优势。

规则主导与制度耦合:自治、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分析

从村民自治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转变,不仅仅是乡村治理体制形式上的变化,还是我国统筹推进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的新举措。理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首选要分析和认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把握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作为治理的一种方式,自治、法治、德治都需要以规则为根据,由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形成制度耦合关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村民自治的基础地位不变,同时强化法治的保障功能和道德的教化功能,建立规则主导型的乡村社会。

德治、法治与和谐社会相关性研究——来自行为经济实验的数据证明

本文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以自愿捐助机制为基础,通过设计自发状态、德治状态和法治状态下个体之间和谐度的实验方案,经过近两年时间,对352位被试者进行观察,分析他们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和谐行为及其规律,得出下列初步结论:自发状态下,和谐度很低;德治实施之初能使个体之间和谐度上升278.95%,但是随后出现衰退,平均每次下降15.29%;法治能有效地促进合作,平均和谐度是过去的7倍,并且很快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本研究说明,德治对和谐社会建设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办法保证社会和谐,不能对道德劝导、新国学运动抱太大的幻想;法治与社会和谐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依靠法治才能实现和谐社会。这些结论可为政府和企业制定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德治基础上的法治:《论语》对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启示

仁政德治思想在我国以德治国的治理传统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扎根研究可以看到,《论语》以德治国理念有治理总纲、施政理念、发展理念、领导理念与权威来源五个维度,以及实践路径的治政、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文教治理、军事管理五个维度。《论语》对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即“德治基础上的法治”是更加适合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之路,这是因为走“德治基础上的法治”建设之路既有历史基因和认知基础,又是时代和现实的需要。

德治与法治相容关系的理论证成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作为一项政治原则久已列入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并得到延续性强调,但学界对德治与法治是否具有相容关系仍缺乏理论共识。德治与法治不仅在抽象意义上具有逻辑上的相容关系,也在历史经验语境下具有理论上的相容关系。一般意义的德治与法治在概念分析维度并无必然矛盾,二者的关系是逻辑上的相容关系。从历史经验的语境看,儒家德治观体现了中国传统德治理念的精髓,现代德治应继承传统儒家德治思想核心理念并予以建构性诠释。经过建构性诠释的儒家德治观不仅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也足以成为实质法治建设的价值观基础。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德治”与“法治”路径研究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是一把双刃剑,既给人们提供了一定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弊端,据了解发现当前的大学生诚信素质良莠不齐,且较为容易受到自媒体环境的影响,这就要求高校应不断完善创新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管理与引导,而如何才能提升大学生的诚信度,这不仅需要各大高校的努力,还需政府、社会以及家庭形成合力,共同建立健全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机制体系,积极利用自媒体,联合“德治”与“法治”两种手段,提升高校诚信教育的效果,对大学生诚信品质的养成促进其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挥德治教化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的实施需要道德的支撑,道德的实践也需要法律的约束,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影响深远,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精神塑造产生深远影响。

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视阈下成都乡村治理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重大课题和现实任务,这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但从全国看"三治结合"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亟需地方经验突破.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城市之一,为全国的乡村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基于成都实践,提出了新时代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路径选择.

浅析德治与法治的互补性

摘要:通过阐释德治与法治基本含义,论述二者的相互依赖性,以此来理清德治与法治的互补性。在阐述德治与法治的互补基础上,得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探索历程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坚持法治德治相结合是其鲜明特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探索从未中断,实践中形成了正确认识并科学运用法治与德治思想的宝贵经验,为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治国方略的形成和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引。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礼法之治”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礼法之治是中国封建正统治国方略,强调礼与法结合治理国家,其中礼占主导地位,法作为必要的补充二者结合达到治理的目的。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一治国理念是新时期吸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特色提出的,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略。深入挖掘礼法之治的内涵并把握其实质,可以使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战略内容更加完善与充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念,既符合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需求又可获得人民大众的接受,既凝聚了历史的智慧又凸显了新时代的要求。

法治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三论——以党的十六大报告为指导发展新型治国理论

文章立足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贯彻执行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理性上正确理解“德治”和“法治”内涵;论述了“法治”和“德治”之间存在着主次之分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强调要注重“德治”和“法治”的实践操作,优化对从严治党和从严治官的整顿和教育投入,建立对权力独立、有效的循环监督机制,才能取得治国效益的最大化。

“法治”、“德治”相统一 治国方略新境界

人类社会的治国方略大体经历了“人治———法治”两个阶段 ,按照内在规律应该向着“法治和德治有机统一”的阶段发展。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 ,及时提出“以德治国” ,是人类治国方略的新境界。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复兴与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思想在体育竞赛管理中的指导意义

从“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的思想出发 ,分析了我国体育目前的法治和德治状况 ,强调要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加强体育竞赛管理 ,达到“依法治体 ,以德治体” ,促使我国体育竞赛事业健康发展。

以人为本:法治和德治统一的核心

"以人为本"为法治和德治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高校要实行大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化,树立学校与大学生之间的"平等"观念,改变传统的"家长式"管理模式,其关键就在于优化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体制,强化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