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法治观的克服——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还受着众多不利因素制约的影响,只能是按照法治发展的一般道路,依次循序发展形式法治,但是形式法治又有许多局限性,为了克服形式法治的局限性就应当将法律之治与道德之治相结合。同时应当注意以下环节:克服两种倾向——泛道德化的倾向和只认可存在法律规则的倾向;要弘扬社会主义法的时代精神;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切勿推行"道德法律化"。

德治与法治相容关系的理论证成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作为一项政治原则久已列入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并得到延续性强调,但学界对德治与法治是否具有相容关系仍缺乏理论共识。德治与法治不仅在抽象意义上具有逻辑上的相容关系,也在历史经验语境下具有理论上的相容关系。一般意义的德治与法治在概念分析维度并无必然矛盾,二者的关系是逻辑上的相容关系。从历史经验的语境看,儒家德治观体现了中国传统德治理念的精髓,现代德治应继承传统儒家德治思想核心理念并予以建构性诠释。经过建构性诠释的儒家德治观不仅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也足以成为实质法治建设的价值观基础。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制的法治意蕴

“三治结合”作为我国新时代乡村治理新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既非纯国家也非纯社会的多元治理模式。“三治结合”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其法治含义侧重于实质法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语境中属于法治社会的范畴,是法治乡村社会的存在形态,应进一步对“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制进行法治化。“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制内部关系中,村民自治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法律制度,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之做出了具体规定,民法典也有村民自治的相关规定;德治也是在现代法治框架之下,蕴含着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体现着法治的伦理基础和底蕴。

先秦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思想

先秦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思想根源不同 ,在于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和历史观的差异 ,是其“礼治”、“德治”、“人治”与“法治”治国方略之争的理论前提。剖析儒法两家不同的治国方略和法律思想 ,对于我们贯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现代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比较伦理学--东西方关于道德与法的关系》

日本筑波大学哲学教授汤浅泰雄认为,在以古代儒家为代表的人性观中,认为人的本性具有“良心←→放心”、“善←→恶”这种向逆方向可变特性的经验心理构造。在东方,人性从根本上来说是善又是恶的,不能局限于某一点。自秦汉帝国成立以后,以儒家为代表的德治主义和以法家为代表的法治主义一方面呈现出紧张关系,另方面它们又作为统治官僚集团的政治哲学互相对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