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礼政刑并建”与“以礼节和”——论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和谐理论

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有丰富且典型的和谐理论,本文以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礼法关系为线索,通过揭示“和谐”的内涵,试图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的德礼政刑“并建”的和谐理论与“以礼节和”的中庸方法扒梳、整理出来,使其系统化、理论化,在建设当代中国和谐社会与现代法治国家中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

贾府姓名中的德礼政刑思想

关于贾府五代人的姓名,仍有不少问题值得探究。如果将贾府最主要的贾赦、贾政、贾珍三家姓名分别作为整体予以观照,可以发现其各有所侧重:贾赦一家跟法有关,涉及刑与赦;贾政一家姓名核心是政,涉及德和礼。德礼政刑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作者在贾赦、贾政两家姓名中寄寓了其对德礼政刑的认识和态度。贾珍一家姓名跟情有关,纵情任性,无视礼法,对另外两家姓名起到补充映衬的作用。

孔子论德礼与政刑之关系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德治与法治内在关系的失衡是影响国家治理效能低效的重要原因,为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孔子论德治与政刑之关系为视角探讨中国国家治理德治与法治的启示。其旨在突破原有德治与法治关系的二分法、主次性、互融性等困境,改善德治与法治关系,以提升国家效能。解决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关键在于坚持德法共治的理念,它是实现德治与法治关系有机衔接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良策。

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刑事政策源流论

现代刑事政策与儒家法律思想在很多层面存在共鸣与契合。从"宽猛相济"、"德礼政刑"、"省刑罚"等角度来看,儒家法律思想与"宽严相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罚轻缓化"等现代刑事政策之间具有牵连性和一致性。

儒家法律文化与现代刑事法律思想

现代刑事法律思想与制度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刑事判例制度、教育刑论和刑法谦抑性说,与我国儒家文化中的法律思想有诸多暗合之处。这主要体现为孔子、荀子的刑罚适中思想与现代罪刑均衡原则的不谋而合,朱熹的“德礼政刑”思想与现代法律教育刑论的相通性,孔子“不为刑辟”思想与现代刑事判例制度的一致性,朱熹罪疑惟轻思想与现代刑法谦抑性说的内在关联,等等。

朱子教化思想与行为无价值刑法的回归

我国传统儒家法律文化和法律价值与行为无价值刑法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在一定程度上行为无价值构成了我国刑法的长期传统。随着当下我国社会转型,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纠纷和违法犯罪的复杂局面,需要从传统的法文化中汲取借鉴其真精神,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秩序。而朱子的思想强调教化、主张明刑弼教,以教育手段为主预防犯罪,这些都为当代行为无价值刑法的回归提供了传统文化的借鉴和直接的理论依据。

朱熹法律思想简议

朱熹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天理说是朱熹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德礼政刑、刑以弼教的德刑观;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司法观;任贤使能的人治观构成其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朱熹法律思想是对孔子以降的儒家法律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其法律思想具有革新性和经世致用性,对后世的法律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朱熹追求和谐的治国方略

朱熹建构了理气论和人性论的哲学根据论证德礼政刑治国论,提出德礼为本、政刑为末,互不偏废、相为终始的治国方略,其本身渗透着追求儒家中庸思想的和谐精神,其目的是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和谐社会。

法律与道德应相向而行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先贤对古代“良法善治”的设计，德礼为主，政刑相辅，德礼政刑相须为用。它告诉我们，“知耻”是人们礼义道德自觉的关键，它不能用“政”“刑”这样的强制手段达到，而必须在长期的“德”“礼”教化中养成。诚然，“德”“礼”手段也不是不长牙齿的，旁边有“政”“刑”强制候着呢。

法律儒家化及其解释力

在近代法律史知识体系的背景下,瞿同祖用法律儒家化对中国刑律的发展趋势做了描述,所解释的是始自汉代但是兴于魏晋的引礼入法现象,具体就是用礼来修改刑律。法律儒家化的解释前提是春秋战国以来的礼、刑分离,当德、礼、政、刑从周礼中分化后,礼融入法才有基本前提。法律儒家化能够准确解释西汉中期以后刑律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其内含与君权的冲突,这是法律儒家化的解释限度。从刑律及其实践来看,刑律文本的儒家化程度最高,司法实践次之,司法制度在经历儒家化后又呈现回溯法家的趋势。即使儒家化程度最高的刑律文本也包容了很多法家理念,这种现象可以用儒法融合或礼法融合来描述。

“看人设教”与“纲举网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一般文人谈法律比较多的,大抵是进行德礼政刑的比较,而在德主刑辅的思想背景下,法律仅处于辅助性的工具地位,于是法律自身的功能与特性遂变成为德礼之附庸,"法学"自然也就成了经学中可有可无的一部分。不过,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曾产生过各有侧重的观点与主张,比如,晋代的律学家刘颂,就将其诸多心力用在讨论立法司法问题上,形成了比较独特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