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先验性”和“与-在”:德里达与南希论素描

素描不但在艺术中占据独特且重要的位置,更因其中蕴含的思之潜能为众多思想家所关注。现代法国哲学常以对于艺术的讨论来承载哲思,素描则因其与书写的联系受到解构主义的关注。德里达与南希都曾写过讨论素描的作品,在他们的思考中,素描皆与他者密切相关。但他们二人对他者的思考却有着不同侧重:德里达肯定他者之为全然他者,赋予其准先验色彩,进而更强调他者在意义建构之中的必须与我们因此而背负的债务,而南希在肯定差异与间隔的基础上更倾向于思考一种“与-在”模式。深入解读德里达与南希关于素描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位解构阵营内思想家的承续与差异,同时也能澄清二者解构思想的内在核心。

法与文学的“禁忌之恋”——在德里达《在法的前面》的前面

本文对德里达的《前判:在法的前面》进行系统梳理和阐发。德里达的论题叠合了两个面向:一是法的文学,二是文学的法。“法的文学”指向法的叙述性和虚构性,法自身没有本质,它最中心的系谱历史不可讲述,可也正是它本源的空缺导致了叙述在延迟中的差异化重复。“文学的法”则指向文学的建制和惯例,一个文本一旦开始书写,就已经在彰显法的作用并完成“合法的”表述行为,文学的阅读和流通也在法中。引入《类型的法则》,会让我们进一步窥见法与文学的互相支配和生产,它更带来了文学和法的关系的性别化和性爱化。本文首先着眼于德里达讨论的两个面向,刻画出法与文学“禁忌之恋”的基本样貌。本文继而从中抽绎出德里达着重论述的独异性问题,并再结合《法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一文阐明法的普泛性与个体存在的独异性之间的裂痕以及由此而来的正义的不可能性,并探问文学的独异性如何有可能为个体存在的独异性赋能,让法也伫立在文学的前面。

德里达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继承及其当代价值——基于《马克思的幽灵》的文本研究

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运用“幽灵学”的解构逻辑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型的解读,以解构的方法论述了马克思“幽灵”的到来及其内涵,捍卫了马克思批判精神在现实与未来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基于《马克思的幽灵》文本,分析研究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式阅读,合理借鉴其关于继承马克思批判精神遗产的观点的价值,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以及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德里达对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以《马克思的幽灵》为文本重心

在马克思主义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社会主义阵营塌方式解体,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社会背景下,德里达以其独特的解构主义新视角对马克思的“幽灵”进行了解构,剖析资本主义现状,揭露福山宣传的“福音”社会,维护马克思主义,构建了“幽灵学”。但德里达对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也存在局限性,例如怀疑论、虚无主义和乌托邦政治等。不论如何,作为马克思的继承者,我们将反对形式主义、霸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充满自信,自觉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从德里达“Déconstruction”一词的汉译看哲学术语的文化迁变

Deconstruction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重要的哲学术语之一。该术语自20世纪80年代初被翻译到国内,先后出现了近十几个译名,还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概念的译名纠缠不休,形成了种种“译名之争”现象。本研究基于对“Deconstruction”汉译历程的梳理,结合概念史溯源,指出“译名之争”与Deconstruction在跨文化迁移过程中发生的变形有直接关系,其中第三方媒介、译者身份、接受语境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语言系统等,都是影响“Déconstruction”一词产生迁变的重要因素。从“文化迁变”的角度考察“Déconstruction”的汉译问题,或能为国内哲学术语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思考视角。

论德里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马克思的幽灵》为视角

德里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解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欧剧变之后,国际社会普遍对马克思主义持悲观态度,德里达却反其道而行之,着重批判了资本主义,主张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弥赛亚精神,以此维护马克思主义。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德里达列举了大量事实予以反击,深刻地揭示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建立在超历史的唯心主义之上,割裂了理想与现实。虽然德里达有力地打击了资本主义,但是他的批判思想仍然存在“拆分马克思主义”“正义概念模糊”等局限性。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为视角,通过解构主义的方法去探析德里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德里达幽灵视角中的马克思主义遗产——以《共产党宣言》为例

德里达揭露出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真实语境,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维护“马克思的幽灵”。本文尝试解读德里达的“幽灵学”,详细梳理了《共产党宣言》中“幽灵”的三重语境,即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奋斗宗旨。通过回归马克思经典著作分析德里达的“幽灵批判”,明确德里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宝贵遗产。剖析德里达“幽灵学”的真正意图,意在当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宝贵遗产的价值回归具有重大意义。

解构主义翻译学派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从本雅明、德里达到韦努蒂

译者主体性研究是解构主义翻译学派代表人物本雅明、德里达与韦努蒂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译者主体性的阐发一脉相承、不断深化。本雅明作为解构主义翻译学派的先驱,率先对翻译工具论提出质疑,为译者正名;德里达延伸了本雅明译文是原文“来世的生命”的思想,进一步解构了原文文本的权威,译者主体性得到昭彰;韦努蒂作为德里达作品的英译者,深受解构主义影响,以异化之“异”对抗翻译活动中的语言暴力,在后殖民的语境下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赋予译者更深刻的地位和意义,拓宽了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边界。

德里达论文学语言——以《罗米欧与朱丽叶》为范例

语言的实质是什么?文学语言是怎么样的?这是德里达前期理论探索的核心问题。1971年,他发表了名作《签名事件背景》,对英美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解构主义改造,提出了解构式的语言理论,明确指出,语言不是记录事物的工具,而是以言做事的行为,是述行性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发表了两篇文学理论专论《格言错乱》和《“这种被称作文学的奇怪机制”:与德里达的访谈》,指出文学语言是一种独特的以言做事的行为方式。它的独特性在于:不是整体有序化的,而是分离零乱化的;不是统一一体化的,而是矛盾双重化的。德里达给这种独特的文学语言形式取了一个新名字叫“格言”。他借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对之作了极充分的论证说明。德里达的这种文学语言理论观念一举突破了千年传统,旷古烁今,很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开发。

生死“之间”的逻辑——德里达“生死”研讨班与理解解构哲学的一条线索

德里达思想中期的“生死”研讨班从对雅可布的生物学、海德格尔与尼采的传记学与生物主义、精神分析的生命欲力与死亡欲力这三个环节的解构入手,阐述了德里达对生命、死亡和生死之间关系的理解。该研讨班对于理解德里达哲学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德里达看来,一切形而上学,本质上都是活生生的、在场的“生命哲学”,它将死亡排除出了哲学的视野。然而,死亡总是一开始就潜入了生命之中,并且破坏了生死之间的界限,因此,生与死总是处于相互转换、相互替补的延异关系中。生死“之间”的关系或逻辑,构成贯通地理解德里达思想进程的一个视角。据此,整个解构哲学,在根本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死“之间”的逻辑,这个逻辑在哲学上落实为一种双重约束的结构。

给予、责任与踪迹:德里达《赠予死亡》的三重解构逻辑探赜

德里达在《赠予死亡》的三四节集中考察了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一书中对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圣经故事的解读。这并不是德里达对后者既有论述的单纯复现,而暗含着他对“礼物现象”“责任概念”“文学实体”的解构活动。在论域上晚期德里达更多地转向了政治、伦理和宗教问题,但这篇长文在本质上仍深深铭刻着解构痕迹,德里达也正是通过“献祭以撒”这一主题,实现了礼物、伦理与文学的意义统一。

论德里达对胡塞尔现象学中“发生”问题的批判

“发生”问题作为胡塞尔中后期哲学的一个核心主题一直困挠和阻碍着胡塞尔的先验哲学计划。德里达指出“发生”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和困难的原因在于“发生”概念具有二重性:起源与生成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意义同时蕴含于发生这个概念中。由于胡塞尔对起源和明见性的追求,拒斥一种作为先天综合的发生,因此他的先验现象学陷入了一种起源与生成的僵局。德里达通过将辩证法引入先验现象学,提出“延异”概念,尝试解决胡塞尔现象学的发生困境,却不可避免地违背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宗旨。德里达的辩证法难以承担解决先验现象学发生困境的重任,没有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德里达对于胡塞尔现象学中“发生”问题的批判及其解决方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论德里达关于“幽灵”问题的探讨

“幽灵”是德里达后期研究中的重要意象,它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既在场又不在场,空间上可见又不可见,时间上亦生亦死。德里达借“幽灵”指出马克思的遗产具有异质性,主张继承马克思不断激进化的批判精神,因为这种批判精神包含着现实性和理想性。在德里达的观念里,民主制度即将来临又没有明确日期,如同游荡的幽灵,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追求它,去创造一种新的可能。人亦如此,我们无法否认死亡和终结,但“终结”并不意味着结束,它可以是绝境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也许”,一种生成的空无。我们都在幸存着,以幽灵的形式幸存,在书写中期待他者的到来,朝向一种生命的延续。

从内部断裂到外部反身——论德里达对索绪尔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路径

内部断裂与外部反身构成了德里达对索绪尔语音中心主义的独特解构路径。内部断裂是为了找到一个进入逻各斯中心的切入点,而外部反身才构成了德里达解构的目的——重估西方思想基本信条。德里达的解构从语言学起,继而进入文字学,最后汇合整个西方在场形而上学。而其解构原理则在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及其“自反性”悖谬。在这一维度上,德里达的解构始终面向的是人类未来的语境。

德里达解构主义视域下《第二十二条军规》不确定性研究

约瑟夫·海勒(1923—1999)是20世纪美国后现代文学、当代实验派小说的先锋。1960年代,海勒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以游离琐碎的叙事方式拉开了后现代文学的序幕。小说使用独特的非线性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呈现出战争年代世界的荒诞无序、人类的异化以及晚期资本主义下美国社会的混乱。小说结构、语言和情节的不确定性彻底颠覆了传统小说线性发展的叙事特征,成为美国后现代文学的典范。德里达解构主义强调文本的不确定性,颠覆了传统文学研究,为后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将从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出发,研究《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不确定性,探究海勒在作品中如何从结构、语言、情节三个层面巧妙运用后现代主义写作技巧,使作品呈现出混乱延异的荒诞效果,巧妙地将社会问题表现得既恐怖又滑稽,表达了作家对战争中腐败堕落的现实的讽刺,揭露了战后人类在畸形的资本主义灾难中的绝望,展现了危险和可怕的现实与个性自由之间的矛盾。

解构与建构——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与徐冰艺术创作策略

徐冰作为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观念艺术家,其艺术创作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某些方面形成暗合。本文意图从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积极意义处入手,通过对徐冰艺术创作策略性的分析找寻见之于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之积极向度层面的内在精神联系,从而在更深广的层次上阐明中国致力于全球化语境下以解构精神与反思精神为重要维度的文化价值重建的必要性。

论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解构

德里达把一切具有等级结构和以结构为中心的哲学理论体系叫做“逻各斯中心论”。德里达认为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在场形而上学”和“语音中心论”的结合体。通过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 ,打乱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传统 ,从而颠覆了形而上学的根基 ,改变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 ,使我们以一个全新的思维角度来审视一切。

赛义德后殖民理论对福柯和德里达理论的借鉴

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主要包括对东方学的剖析、对话语革命策略的探索 ,以及对未来理想文化蓝图的建构。在这几个方面 ,赛义德分别借鉴了福柯和德里达的有关理论。他用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来剖析东方学 ,揭示东方学的实质是东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或霸权话语 ;用福柯的权力与反抗关系理论来探索话语革命的策略 ,指出消解话语霸权的方式是争夺话语权 ;用德里达的延异理论来建构未来理想的文化蓝图 。

疯癫与结构:福柯与德里达之争

本文讨论了法国当代重要的两个思想家福柯和德里达的一次争论。福柯在其著作《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中 ,通过解读笛卡儿的一段论述 ,将理性与疯癫对立起来 ,认为理性排斥了疯癫。在古典时期 ,无论是在现实中 ,还是在哲学中 ,理性总是疯癫的对立面 ,它们是一个对立的二元结构。德里达则批评了福柯对笛卡儿的解读 ,他将福柯视作结构主义的代表进行了抨击。德里达自己则将疯癫和理性的关系视作是延异关系 ,说到底 ,这是解构论向结构主义发起的最初攻击。

所指与能指的序列关系:在索绪尔与德里达之间──论在场形而上学及本体论的终极意义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与影响 ,但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切入索绪尔与德里达两者之间的思路 ,我们发现 ,索绪尔与德里达对能指与所指之间谁决定谁的动力因关系的理解恰恰是颠倒的。索绪尔依凭一位语言学家的视域 ,是站在逻各斯自律性言说所构造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之外 ,认定能指决定所指以分析印欧拼音语言 ;而德里达必须承认由逻各斯中心主义营构的在场形而上学是所指决定能指 ,在承认超验所指为本体的终极意义上建构起他的解构主义思想。所谓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动力因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权力关系。一位解构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必须首先是在场形而上学的建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