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西南夷之“徼”与“边民”的华夷身份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了不同可能。而自武帝置西南夷诸郡以来,有意识地“华夏化”与“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边民精英中上演。

汉代游徼与亭长关系考论

汉代游缴与亭长都是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下级官吏,两者在具体职务上相互配合、关系密切,且在秩级上也有区别,但两者并非隶属关系,在具体职务上的配合也要区分案件性质。同时,两者在具体职能上也有差异,亭长拥有固定辖区,游缴更重巡查乡里。两者都直接对县廷负责,皆隶属功曹。研究表明,二者虽无隶属关系,但游徼对亭长具有监察职能。

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地理概念考论

在汉代文献中"徼"、"徼外"多出现在对西南地区夷汉人群的界定中,而这种界定往往是一种地理上的表达,"徼"内和"徼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面貌。作为一种地理边界和地理区域,随着汉代政治地理的扩张,"徼"和"徼外"亦不断地发生时空变动,反映了汉代西南边疆极具弹性的变化特征,并在不同语境下具有多元的地理意义。

汉代的“筰都夷”、“旄牛徼外”与“徼外夷”——论汉代川西高原的“徼”之划分及部落分布

汉代川西高原地区的部落分布中,出现了同都夷地区紧密相关的"旄牛徼外"和"徼外夷"等,这些特定称谓蕴含和折射了川西高原地区"徼内"、"徼外"两地人群间的界线、关系与二者互动等情形,反映出都夷地区是当时联系"徼内"、"徼外"以及邛人、人往来及通蜀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地区。

论汉代县属游徼的设立与演变——以考古资料为中心

秦朝无县属游徼,至汉文帝时已有,设立依据当与《周礼》中的"野庐氏"有关。县属游徼先后演化出县游徼、部游徼和门下游徼。所谓的"乡域游徼"实际上是部游徼。县游徼的辖区以县邑为重点,但不限于此。部游徼的辖区是一个或多个乡。县游徼、部游徼除了有治安职能外,还有维护交通秩序、接待来往官吏、完成县廷临时指派的任务等。门下游徼至迟出现于东汉初,主要职能是引导县长官的车马并保障其安全、负责县寺的安保。县属游徼的秩级先是有秩,武帝时降为斗食。县游徼、部游徼最初隶属县尉,元帝时已改属功曹。门下游徼自设立时便隶属功曹。东汉中后期,县游徼、部游徼经常受县劝农贼捕掾指挥,游徼在县乡治安系统中的地位降低并逐渐消失。

“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训解辨正

在《左传》的“徼福於 (于 )NP”句式中 ,NP是施福者 ,而非受福者。因此“徼福於敝邑之社稷”的正确训解 ,应该是“向我国的社稷之神求福” ,而不是“求福给我国的社稷之神”

汉代游徼职能补遗及其警区设置研究

游徼是汉代政权机构中专门负责社会治安的一种下级官吏。目前，我们关于游徼的认识主要来自汉代传世文献，然而游徼的职能并非像《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记录的那样简括。根据有关汉代游徼的简牍和碑刻资料研究表明，以往把汉代游徼完全定格于基层巡捕盗贼职能上的结论不够全面，尚待补充完善，并且汉代游徼警区设置的类别也体现出一定的多样性。

不安的边缘:羌人南迁与“蜀汉徼外”民族关系的递变

在秦汉政权强势威迫之下,原本活动在西北地区的部分羌民向蜀郡、广汉郡"徼外"地区迁徙,引起了这一地区民族社会的一系列反应。在此过程中,大量羌民"内属"。羌人南下引起原居地的"蛮夷"社会发生剧烈振动,羌、夷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大量夷民内属,同时也不断向南迁徙。"蜀汉徼外"民族关系的这种递变深刻地影响了西南民族关系史的格局变化,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

说秦简牍中“徼”的含义及时空问题

文章补充解释了秦简牍中'徼'的含义和时空问题,发现秦始皇时期的语言里只有'故徼''故塞''故徼外''故塞外''故塞徼外'却未见单独的'徼''塞''徼外''塞外'的提法,这恐怕跟秦始皇大一统帝国的边界意识相比于先秦和汉代都比较薄弱或淡化有关。此外,秦代简牍中的'徼'带有'故秦国'的附加含义,《岳麓(肆)》的'徼中'是'故徼中'的省称,《岳麓(伍)》的'徼外'是'故徼外'的省称。从目前的材料看,记录'统一王朝国家边境之外'这个音义的'徼外'最早出现在张家山汉简中。

忠义死荒徼浩气贯长虹——纪念农民英雄李定国殉难三百二十周年

李定国是明末清初的抗清爱国主义战士和杰出的农民领袖。他在童年时代就跟随张献忠奔杀疆场,在农民起义军反抗明朝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的战火中,渡过了自己的青春。而当清朝统治者的铁蹄长驱直入,残酷地践踏中原的大好河山,惨绝人寰地屠杀中原人民的危难时刻,他又毅然决然的举起了反清斗争的大旗,为使人民免遭涂炭。

北徼纪游(之三)

一日行至墨尔根东之喀尔塔尔奚站,(即四站。)余方坐憩,邮亭倏有一鄂伦春人来前长跪,且哭且诉,不解何言,急令起立,执不肯,乃询诸站丁之通彼语者,据云此项人性多嗜酒,凡来此入兵籍者,月领饷银除日食外,悉以沽饮,衣敝履穿不顾也,饮辄醉,醉则使酒,虽屡受鞭打,见酒即忘,适以醉扰,受旗目责办,见曾驾到,以为是将军委员,故来哭诉。

秦汉时期的校长、士吏与游徼——兼论刘邦“为泗上亭长”事

校长、士吏与游徼,是秦汉县下治安官吏的重要构成。秦及汉初,亭的长官不称亭长,也不称亭啬夫,多称校长。校长是有秩吏,署亭任职,不持亭印。县市亭负责人称亭啬夫,文书中省称“亭”,持亭印。二者并不相混。刘邦“为泗上亭长”,乃是《史记》用武帝时职官称谓予以比附,应为泗上亭校长。秦代“亭长”秩级高于汉代中期以后,刘邦禄秩高于萧、曹,同属“豪杰吏”,身份并不特别低微。士吏在早期各县普遍存在,以捕盗为主责,相较于校长主亭,士吏主鄣,受令可领导鄣亭警备力量,并在乡亭徼循,“远其县廷”。西汉武帝以降,军事色彩突出的士吏、发弩、髳长,已退出日常职官序列,各县不复常设;亭校长均称亭长,秩级降低,地位下降;加之县尉所属尉史改属县廷,县级武吏系统多有变动。与此同时,游徼作为外部吏,由县廷功曹署任,负责徼循。东汉在“部游徼”的基础上,复增“部贼捕掾”。后者受县廷所遣,因事派出,更有助于贯彻上级命令,凸显县令长的集权趋向。县下治安官吏的设置及调整,反映秦汉王朝由战时体制转向日常行政体制的历史变迁。

秦“故徼”考论

秦于灭六国战争前夕划定边塞徼,统一后更名为“故塞”“故徼”,又可统称为“故徼”,其与传世文献中的“故塞”“故徼”有所不同。“东故徼”位于太原―东郡―南郡一线,南阳郡新野县在其以内,南郡州陵、沙羡二县至少其一在其以外。东故徼在秦的统一与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或在秦始皇三十二年被废置。汉初中央辖地东界沿袭自秦代的东故徼,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防线也应是承秦之旧。由于与诸侯国的紧张关系,汉初加强了对这两条南北向防线的管控。随着形势发展,两条防线均有所变化,汉武帝“广关”,客观上可看作对两者的调和。

说“徼道”与“交道”

“徼道”和“交道”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因二者均涉及道路,学界对其认知不一。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徼道”和“交道”相关材料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探讨,认为二者在含义、使用对象、功能上差异较大,从而认为汉成帝许皇后“葬延陵交道厩西”,其墓址并不在延陵外陵园内。

秦汉“徼道”名实探析

徐州土山二号墓砌筑回廊的顶部券砖上发现自名“徼道”文字,说明东汉一代大型黄肠石结构墓葬内的回廊长期规范的名称为“徼道”,“回廊”只是今天人们的称谓。结合文献记载,明确秦汉时期“徼道”有宫城、陵园和地下墓室周围回廊等三种存在形式。

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

本文通过对汉代西南夷史料的对比和剖析,指出"徼"和"徼外"在《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诸文献中具有特定的使用场景和内涵,而且与《史记》、《汉书》、《华阳国志》诸书相比,随着史家对汉代西南夷人群状况的深入认识,《后汉书》中"徼外"一词的涵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成为区分西南夷不同部落人群的重要标识。

简牍所见汉代边塞徼巡制度

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屯戍简牍表明,汉代边塞建立了严格的徼巡制度。各亭隧吏卒轮流值勤,每天沿着边塞巡察,检视天田,防止有人非法穿越边塞天田外逃。吏卒巡视边塞的情况详细记录于日迹簿,每个月逐级上报、汇总,是保证徼巡制度有效执行的重要手段。遇有逃亡事件,戍边吏卒需要搜索所管辖地段,协助搜捕。边塞徼巡制度对内可以协助控制社会治安,对外可以防止匈奴等敌对力量的侵扰、掳掠,为维护封建政权的稳固发挥着重要作用。

“故塞”“故徼”的由来与秦并天下

秦代的“故塞”“故徼”,是秦统一后初期的边界。其内大体是传统的“华夏”地区,其外是“蛮夷”地区。一方面,在理念上,秦统一后将“边塞”“边徼”改称为“故塞”“故徼”,反映出从“有边”向“无边”的转变,彰显出“王者无外”的理念。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虽已不承认“故塞”“故徼”是其边境,但由于尚未消除匈奴、百越等带来的威胁,“故塞”“故徼”仍然承担着军事防御、控制人员出入等边境职能,继续发挥着“严夷夏之防”的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