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之废与兴,人也”——徽州学者的家谱编者论

编修者在家谱修撰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家谱的编修过程中,徽州的谱学形成了关于谱学编修者应具备素质的一些理性认识。这些观点认为家谱编修者的道德修养对家谱的编修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编修者勤奋精神是家谱为能否修成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而编修者是否具有一定的官宦权位则是家谱修撰的又一重要条件,最后家学传统也对家谱的编修有着深远的影响。

致和：徽州文化的重要特征--以徽州学者“和会朱、陆”为例

致和是徽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徽州学者在"和会朱、陆"历程中,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朱升认为,朱、陆所分别主张的"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是动、静关系,"如寒、暑、昼、夜之更迭而无间",缺一不可;郑玉认为,朱、陆之学各有优劣,应取长补短;赵汸认为,朱、陆思想"合并于暮岁";程敏政提出"早异晚同"说。徽州学者的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王阳明及其后学。学术的最终目的是用"和会"的方式取长补短、综合创新,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文化。

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学者人性论的形成、继承、改造与颠覆

根据发展脉络,徽州学者人性论的传承与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南宋:朱熹人性论的形成。朱熹在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基础上对人性的本质、人性的特点、人性的内容以及人性的改造作了全面的阐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性二元论体系。元代:方回、陈栎、胡炳文对朱熹人性论的继承。方回、陈栎、胡炳文等人对朱熹性二元论的遵奉可谓不遗余力。明代:汪应蛟对朱熹人性论的改造。由于陆王心学的渗透,新安理学内部出现了分歧,汪应蛟对朱熹的性二元论作了部分改造。清代:戴震对朱熹人性论的颠覆。戴震从人性的本质、人性的特点、人性的内容以及人性的改造四个方面提出了与朱熹截然不同的观点,从而使徽州学者的人性论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论徽州学者的《春秋》学研究

徽州学者的春秋学研究,朱熹肇其端。朱熹之后,徽州学者的《春秋》研究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宋明时期,学者恪守朱子家法,笃志《春秋》研究,博洽先儒,推陈出新。汉学复兴后,学风渐变征实,春秋学偏向文字训诂,重视名物、制度考证。

论儒学传统下徽州学者的经世思想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终极目标,这一思想在宋代以后的徽州学者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基于生存环境的发展和儒学修齐治平观念的影响,以通经致用为途径,着力将学术求实与经世思想结合起来,关注民生,匡时济世,表现出对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怀。

“朱熹同时代徽州籍学者非其同调”论——兼论朱熹对徽州地区学风的清整

当代有些学者将程大昌、吴儆等徽州籍学者归为朱熹同调,这一观点实可商榷。通过认真研究可发现,程大昌、吴儆、王炎等朱熹同辈学者在学术上各有侧重,但均对朱熹的理学体系较为隔膜,若谓其对朱熹理学有弘传之功,其实并无凭据。朱熹所接触过的徽州乡先生如程鼎、李缯、滕恺、俞靖等人,身上又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苏学"倾向。为了使自己的学术传入父母之邦,朱熹着手清整了徽州地区的学风。他把切入点放在了可塑性较强的年轻学子那里,打造出了一个徽州籍弟子群体,从而为徽州朱子学的传播确立了一个开端。

明清徽州实学与经世人才的涌现

“通经致用”或“经术致用”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普世价值取向。明清时期的徽州学者因艰难生活的磨砺，必须对生存之道所必备的“艺”和“术”做到最基本的掌握和运用。而这种先“术”后“学”的治学路径，使得他们必先通晓小学、历算和礼仪之学，甚至专力于此而成为经学家和科学家。他们以经术致用的态度与方法来应对人生问题,充满着深切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