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心丧”之礼

中国古代的心丧有两个渊源,即商代高宗谅闇之制以及孔子弟子为其师心丧三年。两汉三国时期,由个人缘情自发实行的为师心丧,其范围已经扩大到为轻服的亲属行心丧三年之礼。至西晋武帝亲行心丧,并使之发展成为一种皇朝的正规礼仪。魏晋南北朝时期,心丧在服丧对象、丧期、丧服、丧仪等方面都有特定的内容,故可视为一种丧礼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晋属吏为长官服丧成为定制考述

两晋礼学兴盛,礼学家尤其重视丧服礼。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与皇权的日渐衰微,属吏与长官的君臣关系在西晋得到确立,到了东晋则通过确定服丧制度在礼制层面上加以强化。"既葬除服,心丧三年"这一属吏为长官服丧定制的形成,是两晋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

“龙朔廷议”与《永徽律疏》的修改辨析

今本《唐律疏议》是体现中华法治文明连续性的最重要文本,其底本《永徽律疏》制定后的修改及其与今本《唐律疏议》的关系是历史和学术的重大问题。史载唐高宗龙朔二年廷议了同文正卿萧嗣业因嫡继母改嫁身亡而请申心丧之事,廷议后修改了令、礼及律疏。但今本《唐律疏议》的相关内容与龙朔廷议的修改意旨并不完全相符。结合心丧、解官服丧制度的发展,以及唐高宗以后礼、令的内容,可以审慎地判定龙朔廷议后只是部分地修改了《永徽律疏》,并且有些律疏是应改而未改。

庄子虚静认知观释解

出于让体道修道者充分认识道家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实践论并践行道性人生的根本目的,庄子提出了"心斋""坐忘""丧我""用心若镜"等虚静认知方法。"心斋"诉诸感知,"坐忘"诉诸意志,"丧我"诉诸理解,"用心若镜"诉诸虚静,它们分别以不同的心理机能来改变世俗之人的认知方式,抑制"四六"等世俗化贪欲奢情对认知主体心性的干扰,洗心革性,重建道学的虚静认知心理,即建构道镜、道心。以道镜、道心去认识宇宙人生万象,才能真正客观公正地认识自然天道玄德的本性,在"人法道""道法自然"的逻辑演进中,真正理解并践行物我齐一、天人相和、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性人生。

杜预天子诸侯短丧说考论

杜预在晋武帝泰始十年议皇太子服时提出“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丧服,谅闇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的短丧说,但此说在后来遭到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其实考诸《左传》和相关经典的记载,在短丧这个问题上,杜说实有文献依据,且是其根据传文推阐而来,并非向壁虚造。通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首先,《仪礼》《公羊》等经典中的礼制和《左传》的记载差异很大,后者和前者一样,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据《公羊》《仪礼》而疑《左氏》;其次,《左传》中看似不合于后世礼家教义的地方,也并非全然无稽,实有自身理路,不能简单地将之斥为周末之失或将《左氏》目为伪书。再次,根据对杜说的澄清,也可看出杜预此说之提出,实有经典依据,并非单纯邀宠媚权。

重讀經典看歷代“三年之喪”的儀式表演

上行下效地爲親人守制的喪葬文化宣傳是中國君主推行'孝道'的重要手段,其體現的是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治國思想。天子守制爲萬民之表率,但以往對天子守制問題的專門研究則較少。本文通過重讀經典,以'三年之制'爲例,分析了歷代以天子爲主體的守制期限及其原因,發現歷代天子守制多'以日易月',但具體長短則又有差異。究其原因乃是歷代君主對'三年之制'的儀式表演,即歷代君主守制均試圖從儒家經典中尋找'易月'之依據,並輔之以前代短喪先例、先帝儉葬遺詔、禮臣奏疏等。這種儀式表演使得'三年之喪'的觀念,能在作爲萬民表率的皇帝公然行'短喪'的前提下,仍歷代推行不衰,並最終實現君主'以孝治天下'之初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