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即理

500年来最重要的东方哲学思想——阳明心学,在贵州龙场诞生了。心学的奠基性理论——心即理!心外无物!这也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关键所在。心即理,是相对于理学而言的终极判断。宋明理学是中华儒家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阳明“心即理”理解的三重误解与辩证

以往学者对王阳明的“心即理”命题多有误解,其要者有三:第一,认为这个命题主张的是但凡心中的意念都合理,并批评阳明混淆了心性,必须退回性即理的理学框架中去;第二,认为这个命题的含义是排除一切经验意识的超越本心与理同一;第三,认为这个命题意味着可以放任自然,而无须后天努力。实际上,这个命题表示的是善念(或说本心所发的意念)即是理。阳明以此命题指点学者使意识指向心,感受到本心的指引和推动,进而使本心之念落实。不过,因为私欲的干扰和不同情境中理的不同,单纯放任自然的态度是不足以把握理和落实理的,人们不应排除借助刻意与省察之后天努力。

“心即理”的认识论意义

王阳明的"心即理"超出了"良知即天理"的道德认识论范围,走向了人的认识如何可能的普遍认识论命题。其一,每种"理"都有"寂"与"显"两种存在方式,作为认识对象的"理"不是客观存在于认识者之外的"寂"状态的理,而是存在于认识者心中的"显"状态的理;其二,"理"只有从"寂"状态转化为"显"状态才能为人所认识,这种转化工作不是由"理"去完成,而是由"心"完成,从这种意义上讲,无心则无理;其三,"心"有内外两种存在形态,于内表现为意识,于外表现为践行,相应的,"显"状态的"理"不仅是由意识所构建,更是由行动所构建,从而使"理"不仅活在人的意识里,而且活在人的行动而构成的事里;其四,人有构建"理"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不代表着随心所欲,而是意味着让"理"从遮蔽状态走向无蔽状态,从而显现自身为自身。

“心即理”的构造与运行

“心即理”是由具有觉知、主宰能力的“心”与综合所有善德的“理”组合而成的至善本体,此至善本体可直接展示为“万善之源”“自善自信”“心定善恶”“圣凡之鉴”“收礼归心”“实有其事”等六个面相,从而成为一种滋润万类、善化四方的道德本体;而构成道德本体的六个面相,无不含有“‘心’努力成为‘纯乎天理之心’的心理活动”,从而表明“心即理”绝不是一种专制性、固化的本体,而是民主性、动态的本体,蕴含了复杂的心理结构和运行机制,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合德性与理性于一体的心理构造。也许,此乃理解“心即理”之为阳明心学基石值得期待之视角。

朱熹的“心即理”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兼论朱陆之异同

朱熹强调"性"与"心"的不同,并较多讲"性即理",但是,朱熹又讲"心即理",并对"心"多有研究,从而表明朱熹讲"性即理"不仅与讲"心即理"可以并行不悖,而且与陆九渊讲"心即理"也属大同小异。因此,朱陆的差异不在于朱熹讲"性即理"、陆九渊讲"心即理",而在于朱熹所谓陆九渊"不知有气禀之杂",从而造成工夫论上的差异。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

“心即理”的效应——兼及“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

在王阳明心学中,“心即理”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观念的逻辑起点,不过除此之外,“心即理”亦规定着王阳明对其他学思、事为的判断和处理,从而表现出在心学系统中的全面而绝对主宰力。这里就解经之方法、工夫之圆成、才学之成就、能力之神化四个方面考察“心即理”的效应,并特别关注此“效应”的意识形态特性。“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进一步证明了其在阳明心学体系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同时亦为检讨中国传统哲学的意识形态现象给我们以启发,从而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认知。

王阳明“心即理”命题内涵与意义考

从广义上来讲,王阳明"以心说理"的工夫仍然没有跳出理学的论域,但在具体的路径、内涵上他的"心即理"命题却有效地化解了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内在矛盾,其心学成功地解决了儒家内圣与外王的紧张关系。本文拟从王阳明"心即理"命题的内涵入手,从内在逻辑上比较其与程朱理学以及与陆九渊心学的异同,并指出王阳明"心即理"命题的两重哲学意义。

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道德哲学意义

陆九渊以"心即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体系,继承了儒家德性伦理的历史传统,其理路就在于由个体伦理而社会伦理。"心即理"的道德哲学意义不仅在于把握了道德的形态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而且解答了伦理道德哲学本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揭示了道德的本质是道德主体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因此,陆九渊"心即理"思想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道德本性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自愿,它是推动人们道德行为选择与践履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一种精神力量。

论阳明心学的“心即理”与“心”非“理”——基于认识论的“心”“理”关系再思考

阳明心学“心即理”及“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命题,并不是将“心”上升到与“理”为一的本体论高度,而仍是在认识论范围内探讨“心”“理”关系,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将“心”的认知能力分离为能上达“天理”之善源与下至普通人“日用之知”的路径,强调对“天理”认知的简明性。它是阳明心学通过吸取禅宗“直指本心”的认识论方法,而以“心即理”命题,将“悟”道主体与被“悟”对象更好地联系在一起,使士、农、工、商能够更加简捷地“明道”“悟理”,由此从另一角度开启儒家由“未发”到“已发”的上达“圣贤”的修养路径,本质上是从道德修养及儒学传播角度对朱熹理学“格物致知”认识论“支离破碎”弊病的修正。可以说,阳明学说是典型的中国伦理型文化语境及儒学“资治”理念的特有产物,只有把它置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特有语境下,方能诠释出王阳明心学的内在意蕴。

王阳明“心即理”思想对高职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启示

"心即理"既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又是其立言宗旨,其间关于"立志"的论述精彩而独到且对主体性进行了有力的肯定和彰显,为我们看待理想信念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高职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议题,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试将"心即理"思想与高职学生理想信念问题进行融合,以期获取新的解题思路。

论牟宗三判明道为“心即理”之学

朱子集北宋学之大成,其理学思想源于“程子”,二程又以明道为首。然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则判明道属于“心即理”学,与其弟伊川之属理学不同。针对牟先生此说,本文拟予探讨。伊川思想当与明道关系密切,如伊川所言“以公训仁”,这令人想到明道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而关于天理,明道尝指此理乃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若为“心即理”,则尧之心即为天理,岂能不为尧存?本文有以下重点:明道之学系从道家之顺应物性、以百姓心为心等说,转手而来;明道不属“心即理”学,如其《定性书》:“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若为“心即理”,则该言系于心亦系于物;明道之客观理学,系建立于“服牛乘马”之物各付物上,一径顺任牛马之性,道理如斯而不可易。

论陆九渊“心即理”的真实意蕴

“心即理”是理解陆九渊心学的最重要的哲学命题,陆九渊在宇宙本体和社会伦理的意义上,提出了“心即理”这一命题。“心即理”的真实意蕴在于心理合一,而且与朱熹“心与理一”论相比较,这种“心理合一”具有直接、简易、人人可为的特点。

论牟宗三对陆王心学“心即理”命题的康德式解读

牟宗三认为陆王心学之主要命题"心即理"是先天分析命题。"心即理"是主客之同一体,具有非对象性,建立在"心即理"命题基础之上的象山之学只能通过非分解方式阐发。非对象性可以通过对象性思维方式得到澄明,所以,由象山之学发展到阳明之学就成为必然。道德之可能性需要两个条件即自律和自由,这些在象山那里都得到具体而真实的呈现。作为主客同一体之"心即理"命题,只能应用于思维领域,要使该命题具有真正的价值,还必须通过"致良知"之实践工夫。

“心即理”何以成为阳明心学的基石——王阳明对“心即理”的传承与论证

王阳明为何传承陆象山“心即理”命题?又如何对此命题进行“论证”?以往的讨论虽然有所关注,但大多语焉未详。根据考察与分析,王阳明之所以传承并信奉“心即理”,约有三大起因:置疑朱子“格物”之学,源于动机与结果何者为判定是非根据之困惑,默认孟子、象山一系学问之旨趣。而王阳明对“心即理”的论证,大致不外乎唯心论、价值论、宇宙论、德性论四个向度。王阳明认为,具体物事稍纵即逝,因而若使“理”免于消失之风险,必须寄付于恒久不失的“心”;事象价值的显现与否完全取决于“心”在不在场,“心”若不在场,事象即无意义,因而事象不离于“心”,故“理”在“心”;宇宙万物进化的顶点是人心,“心”是宇宙的精华,宇宙万物皆摄于“心”;人之于先天的善务必自信自觉,自信善体才能发用流行,才能确立是非善恶标准,而自信善体,便是“心纯乎理”。可见,王阳明关于“心即理”的论证,既具逻辑上的严密性,亦有体系上的自洽性,从而为其心学体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王阳明“心即理”的思想及其意义

王阳明的"心即理"思想,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讲主要有两方面,即解说心与物的关系和心与理的关系,亦即"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心即理"的命题有着不少合理的成分;他的心学对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意义。

王阳明心即理下“致吾诚”的文学观——从1508至1512年

王阳明从正德三年贬谪龙场到正德七年升至南京太仆寺少卿这一段时期所提文学理念均不离"致吾诚"的思想精髓。其不仅揭示了"以心为根、诚顺吾感"的文章奥义,更是从文道观的角度入手提出了"文出乎道,道诚则文诚"的观点。由于心即理的诞生使得王阳明形成了观照世界的精一思维,因此他始终秉持反支离、反功利的文学审美理念。

王阳明“知行合一”与“心即理”义旨析论——基于宋、明两代学旨的不同思想前设之辨析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实为阐述其'心即理'学旨的本门功夫。阳明'心即理'说,实与陆九渊'心即理'之旨,迥异其趣。盖因象山所述,其思想前设,实为宋儒普遍认可的'心-理'同构模式。溯其本根,是对于'理'的全体认同。而阳明之意,则为'心→理'建构模式:唯有从'心'出发,'理'之全体,方能呈露端现。是则'知行合一',无非是认知主体对于自身的'复'归:'心即理'即是'主体=本体'。

从“知行合一”视域看王阳明的“心即理”

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与"心即理"密不可分,只有理解了"知行合一",才能真正理解"心即理"。"知行合一"的"知"与"行"指向同一件事,它具有六个特征,即全神贯注、谨慎恐惧、无思无虑、明觉精察、觉察天理和各尽本分。"心"是人生命的主宰。人生命有三个层次,即生物生命、社会生命和本体生命。人的本体生命有五种倾向,即生生不已的倾向、自我呈现的倾向、追求"理"的倾向、追求深度的倾向和追求广度的倾向。人生命的倾向就是生命的条理。人在"知行合一"时,就是由生命的条理来主宰,因此王阳明说"心即理"。从"知行合一"来理解"心即理",关键是要做到"信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