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的澄明、贯通与夯实——论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独特贡献

薛侃是王阳明的大弟子,但学界较少关注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贡献。基于对薛侃相关文献的考察和分析可知,薛侃在学术上对阳明心学作出了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继承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观念上,如在良知即先天判断、“万物一体”基础的论证等方面;其次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的某些核心观念的分辨和明晰上,如在“良知作为主人翁的资格”、“知行合一”的两种形式、“万物一体”的关怀与境界旨趣等方面;再次表现在创造性地发展、夯实阳明心学的内涵上,如对“致良知”的“致”之思想意识层面的强调、对“知行合一”之本体性论证、对“见在”即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之界定等方面;最后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四大基本观念的贯通上,如以“见在”为枢纽,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个基本观念进行贯通,言简意丰地阐述了四者复杂而有机的关系,认为“心”或良知是“万物一体”之基础,“万物一体”也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基础,而做到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也就实现了“万物一体”,从而将王阳明心学体系脉络更为深刻、更为生动地呈现出来。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阳明心学对领导行为的积极作用及异化性警示

阳明心学对领导行为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在本体论上,阳明心学把儒家伦理上升到“纯乎天理”的高度,对引导领导干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强共产主义理想的思想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方法论上,阳明心学提出“致良知”,就其强调扬善去恶、修己正人之要义来看,对今天的领导干部修炼好自己的“心学”、不断锤炼党性具有巨大的启发;在实践论上,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就其重新阐释了知行关系、强调传统儒家重视力行的特点而言,为领导干部正确把握知行关系提供了不少启发。但因为时代的局限性使阳明心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颇,对领导干部行为也会有一些异化性的影响,这些偏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关系上:一是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二是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三是知与行的关系。

阳明心学中的道德知识与道德动机——从“良知发用”的角度看

基于比较哲学视野的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题的解释在传统中包含着三种不同路径的理解,即形而上学论题、知识论论题和元伦理学论题。致良知学说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三种路径理解的统一,其中道德知识和道德动机的关系是把握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的关键。本文把心学工夫论理解为道德意识的自我展开和实现,通过论证良知发用的功能,阐明阳明心学中包含着近似于内在主义道德动机的混合模型,并由此产生奠基于道德感知和道德情感交互性的美德伦理论述。

阳明心学与当代心理健康教育:文化启示、内在逻辑和实践遵循

关注心理健康,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对于促进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基于中国文化的本土化探索最为关键。阳明心学包含了人类知觉及文化的共通性,据此反思当下心理健康及其教育的现状,便能看出心学思想在心理健康及其教育的积极价值。它体现了“眼中有人,心中有情,自助助人,助人成事”的人情事变,通过对心学思想的诠释,构建了一个由“关系建立、关心需要、关注正向、关键行动、关照当下”所组成的心理健康教育“五关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心理健康教育要遵循道术结合、学科融合及生活教育,为指导开展“本土化”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可参考的路径。

心学批判的有效性及其限度——以王船山的心学批判为例

与陆王心学的兴起演进相伴而生的便是心学批判史的展开,而王船山即此心学批判史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首先,基于心性之辨,批评陆王“心即理”说,克服心学“主体性形上学”,在超越与内在之间保持均衡;其次,承继朱子“格物始教”,并积极回应阳明之问,批评陆王“第一义工夫”;最后,对心学之社会政治风气影响的批判显然属“外在批判”,但针对李贽、陶望龄等对当时文风影响的批判,却也言之成理。可见,船山的心学批判有其思想效力,但亦有其限度,与陆王心学共享“仁义固有”,这决定其在人性的看法上仍属于广义道学,且其“外在批判”存在苛评。

亲证本真性:象山心学的精神血脉

陆象山“心本论”主张以主观的心来容摄客观精神——理,从而在本体层面上发明本心(即心之本真),他认为,“气禀”“溺于物欲”和“溺于意见”都会造成对本心的遮蔽(其中“溺于意见”所造成的遮蔽最难清除),从而使人形成一种非本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修养方式.如果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并且存心、养心、求放心,则我们就能亲证我们的本真性,那种作为本体的本心就会被涵养得正大、深厚,发用出来,就能够贯通内外、本末,从而保证我们行为的道德价值.

王阳明心学思想及其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价值

王阳明作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以心学为儒学的基本学理,力图通过心学的实学取向对儒学自身的积弊予以克制和纠正,并在实践过程中增进儒学的生活日用性、平民大众性,以促使儒学“里落化之”,提升其教化、濡化、涵化的实际功能和效果。王阳明的思考和实践有明显的合理因素,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高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中华心字与岐黄心学

心,一个中华民族原创的汉字。理义内涵,博大精深。心:能概及宇宙之大,也可破解生命奥秘之深,是中华文化中最普遍、最基本的范畴。非近世误译之心,与解剖概念形质心脏小同而大异。“心”字在小篆中写作■,与灯芯点燃一团火苗象形。有学者推断,这“火”是生命之火,正是明代心学之集大成者,王守仁(阳明)在《尊经阁记》中所言:“心也,性也,命也,一也。”又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因此,汉字心,伟大的、至高无上、神圣的,不可滥用。

是“童心”说还是“史心”说?——龚自珍抒情思想之心学属性论

龚自珍受“童心”说影响,但没有将“童心”建构成一个诗学概念,他的“童心”仅表征了个人的一种情感状态。在龚氏这里,形成了这样的抒情景观:由“自我”本体的创造性予以奠基,产生巨大的“心力”;“心力”又与历史活动相结合,产生了“史心”;再用“史心”去感受、捕捉与表现万事万物,将名理的、伦理的、社会的、历史的等诸多要素纳入创作之中,用生命的华美咏叹、社会的尖锐批判、人生的悲愤感慨与理想的执着追求合奏艺术之劲舞与审美之崇高。这与阳明心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论张景岳治郁思想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挥

[目的]探析明代王阳明心学对张景岳治郁思想的影响。[方法]借助辨章学术与考镜源流的历史文献研究方法,梳理张景岳基于阳明心学本体-体用-工夫修养的宏大视域,创立中医郁证治疗新理论的发展脉络,阐发张景岳治郁思想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挥。[结果]人心与人情、心性与情志是阳明心学关注的核心议题,张景岳创立情志合称、情志致郁、因郁而病、从虚论郁、知行疗郁的郁证诊疗理论,体现了其医学思想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挥。[结论]张景岳治郁思想继承与发挥了阳明心学的奥义,发展构建了极具创新意义的中医郁证诊疗理论,剖析其阳明心学思想进路下的治郁思想,有益于中医郁证的诊疗实践。

论共产党人“心学”的三重逻辑

共产党人“心学”具有三重逻辑,即理论逻辑、生成逻辑和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即深刻理解共产党人“心学”的科学内涵及其与中国传统心学存在的本质区别;生成逻辑即系统梳理共产党人“心学”的形成脉络及其时代价值;现实逻辑即努力修炼共产党人“心学”,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创新党性分析思路,健全党性检验制度,淬炼共产党人坚强党性。

“阳明心学”与徐渭“真我”观的生成——心学视域下徐渭抒情思想研究之一

“阳明心学”深刻影响了明以后中国抒情思想的发展,徐渭即为一典型。徐渭参与阳明心学的学习活动,并为阳明复爵进行申诉,得以成功。徐渭亦像阳明一样,在形成心学为魂的中心思想时,多方参照道、佛思想,体现了思想上的开放性。尤其是形成的“真我”观,初看近似道、佛,实以心学的本体自我论为依据,为其形成求真重情、狂放不羁的艺术个性与创立大写意水墨画提供了哲学基础,代表中国文论中抒情主体论的一次重要发展与提升。五四时期的现代自我论正是承续心学本体自我论而转型成功。

王阳明心学涵育时代新人的价值:“三重向度”

“时代新人”是党在新时代“培养什么人”的高度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王阳明心学蕴含着丰富的育人价值,其涵育新人的逻辑架构可概括为“三重向度”:价值向度,王阳明心学的智慧与精髓是涵育时代新人的力量来源;理论向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当代发展为涵育时代新人提供哲理支撑;实践向度,文化滋养、实践锤炼、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是涵育时代新人的有效路径。

互动与转向:明清学术流变之下的书院教育——以湖北书院为中心的考察

书院教育与学术流变息息相关。明中后期开始,随着传统学术发展的流变,在心学、理学的竞争中讲学日渐兴盛,湖北书院也逐渐发展壮大。乾嘉时期,考据学兴盛,湖北书院教育和学术主潮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清末,随着内忧外患的现实危机及经世思潮的兴起,张之洞积极改革以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等为代表的湖北书院的教育内容,讲授经世实学,大力宣扬西学,以培养实用人才,最终促使传统书院转变为新式学堂。

阳明心学与中晚明八股文生态

作为中晚明最重要的学术文化思潮之一,被视为“叛道不经”之“新学”的阳明心学给当时的八股文坛带来巨大冲击。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促成了中晚明八股文坛“自得”之风的盛行,许多科举士子摆脱了程朱传注的禁锢,进而直接引发“性灵”思潮在晚明八股文坛产生巨大反响,许多文人士子不再将性灵汩没于程朱传注而推崇文学色彩浓郁的“性灵”八股文;而佛老因子之所以充斥中晚明八股文并屡禁不止,则与阳明及其后学“范围三教之枢”的理论底色密切相关。王阳明有意利用科举考试向天下文人士子推广其学说,科试考官尤其具有心学背景的考官对心学八股文的肯定,阳明及其后学所倡导的为学“自得之乐”之说,皆使心学浸润中晚明八股文坛甚深。

从阳明心学理路透视儒家关系伦理

儒家关系伦理一直面临着“孔子困难”的挑战,即其关系伦理是以自我为中心,缺少普遍维度,致使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关系伦理。从阳明“致知格物”的心学资源中,或许可以找到破解儒家关系伦理“孔子困难”的路径。“良知”是自我和他人道德关系的基点,道德主体在澄明本有“良知”之后,以“格物”对关系世界中尚未澄明“良知”的他人进行解蔽,进而促成自我与他人的和谐统一,最终达到“至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学”的多维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蕴含着丰富的道理、学理、哲理,形成了相互关联、指涉明确、系统自洽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体系。作为一门深度滋养党性与人格的大学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跨越了党群关系的和谐构建、文化熏陶的内在塑造、对敌斗争的心智较量以及自我修养的精神锤炼四大维度,展现为“守心”、“治心”、“攻心”与“炼心”之学。它不仅是对传统心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智慧结晶。

共产党人“心学”的三维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心学”这一重大命题。共产党人“心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具有深刻的生成逻辑,其中马克思主义党性理论是根本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党性教育的成功探索是重要的思想实践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心学思想是宝贵的精神哲学资源。共产党人“心学”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心学思想历史性的创新与超越,对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教育理论、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主体与精神之外:孟子论心的三重层次

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本土的部分学者受到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道德形上学影响,倾向将《孟子》文本中的“心”解读为能动的思维主体或自律自为的道德精神。这些解读在捕捉《孟子》文本中“心”的表面特征并试图将之概念化时,却忽略了孟子对思想形式化倾向的警惕与拒斥。换言之,孟子并非不知思想通过自我隔离而抽象为“精神”的可能性,然而他却自觉回避了这条认识之路,而诉诸对人生而有之的内在本性具体而普遍的“揭示”。通过这一揭示,孟子引导人走出对思想形式的固执,在“行”的层面将代表不言自明的本性的“心”加以发明、扩充。最终,对心的践行扩充所带来的并非是超越现实经验的“世界精神”,而是在抹除限制性的“自我”之后对天地万有的周全、贯通。

明代心学的心气关系与一元论哲学建构——以王阳明、湛若水、刘宗周为中心

气论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议题。在传统的唯物、唯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心、气往往被视为对立的两个概念,心学与气学亦被划分为对立的学派。事实上,“气”这一中国哲学传统概念,具有丰富的面向,不能仅将其理解为形而下的物质性存在。气为明代心学建构一元论体系的重要范畴,亦是抵挡佛教或王学末流玄虚之风的理论基石。王阳明虽认为气之“至灵至明而为心”,在其重视价值世界的视域下,气更多视为心之流行,为良知学提供实然性的基础。湛若水继承白沙重气的理论传统,以气为理论基点,建构一元论心学体系,主张“气之精灵中正处即心”,在万物统一于气的基础上强调心对气的主宰性。刘宗周师承许远孚,受甘泉一脉以气言心的影响,认为“心即气之聚于人者”,人心亦可由气参与天地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