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贬谪黄州期间的人际网络与心态转变——以书简为考察中心

苏轼在黄州期间的书简高达三百多封,生动记载了苏轼在黄州的日常生活、人际网络,以及对人际交往的渴望,立体揭示了其真实的生存环境与心态转变。在熙丰屡兴案狱的险恶政治背景下,苏轼在人际交往中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但从书简中仍能看到,其通过充分利用故友、同年等关系,采取邀约互访、宴饮游玩、礼物馈赠、书画、文学交流及创作等方式,积极建立、维系以黄州为中心的地缘人际网络,从而摆脱物质与精神困境的主动姿态。明清古文及尺牍选本中含有诸多对苏轼书简的评点,从中可见其贬谪黄州期间在人际网络的关怀下,整体经历了从“孤寂闭塞”到“自得佳趣”的心态转变过程。

苏轼贬谪黄州时期的心态转变历程

苏轼在黄州共计五个年头,其心态转变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元丰三年正月出狱至本年二月抵达黄州,为第一个阶段,劫后余生的庆幸感萦绕心头,坚毅、兀傲为其主要心态;从元丰三年二月寓居定慧院,到同年五月迁居临皋亭为第二阶段,寂寞孤独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心境;从元丰三年五月至离开黄州为第三阶段,此期苏轼渐次适应了贬谪生活,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求精神的伴侣,或在历史的面前反思自我,寄托某种大"我"的终极关怀,或者在躬耕这样的日常活动中解放自我,从而忘怀得失、淡薄名利,形成旷达的人生观,使东坡的人生思想和艺术表现都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解放战争时期知识分子心态转变浅析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际国内掀起了拥护和平、发展民主的思潮,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也在为国内的和平民主建设而努力。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无视人民的呼声,把发动内战、坚持独裁作为既定政策。经过了短短的三年解放战争,从国共的矛盾与冲突中,知识分子终于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及民主和平的方向,转变成人民阵线中的一员。

永嘉南渡诗人的生活际遇与心态转变

永嘉南渡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而且影响了文士的生活与心态。永嘉南渡诗人或为名门之后,或出身寒素,或靠勤政求显达,或以文仕并举图闻名。伴随生活际遇的变化,诗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转变,由激愤到平和,由感恨到偏安,由避世到“出处同归”。既务实又偏安适性的心态,与东晋政治形势的变化、中朝名士的精神风貌、理想人格模式以及江南的自然环境都有密切的关系。

《文选》设论体反映出的两汉士人心态转变

《文选》置设论体以区别其他,因其具有独特的内涵。从战国到两汉,政治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君臣关系的改变让文人的命运跌宕起伏。社会评价与自我期待的落差,才能与名位的落差使得他们愤懑不平,继承了多重思想并融为一体的作者们在文章中呈现出复杂的心态。设论体开创了文人在面对遭弃不用的困境时探索心灵出口的又一方式,反映出了两汉士人心态的转变,在两汉文坛可谓自成一格。

杜甫在洛阳居地的转移与心态的转变

杜甫在洛阳一带的居处可知者有陆浑庄和土娄庄,他早年主要居住在陆浑庄,约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移居土娄庄。杜甫移居土娄庄的直接原因可能是为父守制,但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由隐居漫游转向追求仕进的心态转变。其实唐代文人在洛阳或长安周边营建两处或多处别业,以满足隐居或在仕求仕等不同状态及心态下的需求,这一现象并不罕见,杜甫移居之举和当时这一风气应该说是相通的。

士大夫心态转变对汉末政局的影响——以建宁事变和中平事变比对为主的考察

建宁事变和中平事变的结果完全不同,是由于士大夫在两次事件中对待中央朝廷的态度不同。董卓入京,袁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董卓入京直接导致了朝廷的混乱;袁绍又尽诛宦官,以致皇权愈加式微,是袁绍的策划开启了瓦解东汉政权的序幕。而士大夫心态的转变无疑也是导致东汉政权瓦解的重要原因。

论中唐文人心态转变对唐诗创作的影响

中唐是盛唐到晚唐中间的过度阶段,这一阶段是唐朝的政治由盛逐渐式微的过程,政治力量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文人心理思维的变化。这一变化对于唐诗创作的个性、风格、体裁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是时代因素的影响,又是作家潜意识因素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流露。

从王维碑表探其政治心态的转变

王维的碑表文在内容上多与政治相联系,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追求。从王维现存的碑表文入手,结合对他的仕途和政治心态有较大影响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他在不同政治时期的心态,诗文互证,完整地还原王维的政治心态。

从三大思想家看清初明遗民心态的转变

在清初,明遗民基于传统的忠君爱国政治观念和华夷之辨的文化观对满清采取抗争、敌视的态度。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清廷政策转变,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经历了暴力抗争,非暴力不合作,有限度合作这样一个过程。

抗战后期的通货膨胀与大后方知识分子的转变——以大后方的教授学者群体为论述中心

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特别是1940年以后的恶性发展对这一时期大后方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通货膨胀使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几乎赤贫化,知识者沦为平民,对社会底层的感性体验促使知识界民粹主义倾向的急剧扩张;贫困使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挫抑感,也不可避免地与一度因民族危机而获得各种社会力量广泛认同的国民党政权疏离。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使社会分配两极分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凸显,从而使知识界普遍关注经济平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这种转变既见证也直接影响了抗战后期大后方的人心剧变与政局演变的动向。

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心态蠡测——以舒岳祥、戴表元为例

"易代"是传统文学关注点之一,而其中士大夫命运也在此背景下展开并发生了变化。"忠义"、"遗民"、"贰臣"等分类标签成为描述和易代之际士大夫心态及诗文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而这其中的复杂性其及其诗文表现的特点往往会被"过滤性"认识。本文试图从当时文献史料和舒岳祥、戴表元的文本解读出发,将易代之际的时代大背景和士大夫的日常生活结合,以此来分析宋末元初易代之际南方文士的命运变化。认为其历经了由拒绝到认同,再到主动合作的变化过程。这一历程在南士群体中具有典型性。他们对元政权有着复杂的心理,一方面元朝统治格局的扩大、雄浑使南士认为其可以和历史上的唐、宋相媲美;另一方面南士生存处境却迅速恶化,失去了往日士大夫阶层的荣耀感、优越感。显然,日常生存的困境迫使他们更需彰显自身之价值,不仅为了维护其生存的需要,而且要体现其尊严的价值。因而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对宋元易代之际的群体研究,不必夸大其遗民身份或所谓高洁之品质。生存境遇之选择与人生终极理想的难以实现使他们的选择趋于务实、灵活,以此会对宋元之际南方文士的诗文有一个更明确的认识。

良好的心态是成功就业的基石

本文重点分析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常见心态问题，以及合理调整心态的对策，帮助大学生及时消除心理障碍，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人生观，从容就业。

“多管齐下”治“顽症”——关于小学美术“差生”转变的思考

笔者理性地呼唤,该给学生吃些"甜桃子"了,只有让美术课堂真正成为学生的享受之地,教育之花才能开得更鲜艳。教育观念和教育活动应与时俱进,构建更多在学生道德素养的培养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观。

从同情的角度看待《马丁·伊登》中罗丝的爱情

对《马丁·伊登》中爱情的评论过去都是将罗丝摆在一个反面的角度进行批判。从同情的角度看待罗丝的爱情,分析在与马丁的相处中罗丝心态的逐渐转变,会使我们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罗丝的心路历程,对她有更深的理解。

心态好方能岁月如画

古人云:“胸中天地宽,自有渡人船。”一切烦恼都是由心起,不怕身累,就怕心累。一位心理学家说过,心态若变,态度则变,态度若变,习惯则跟着变化。习惯变了,性格发生变化,性格一变,人生自然而然改变。因此说,好心态是世间治愈一切最好的灵丹妙药,心态是人生的导航,是命运的舵手。我们要学会调整心态,转变心态,放宽心态,不被情绪所左右,保持一个好心态,用心平气和的心情状态,幸福愉快地度过一生。

贡马：明代汉藏关系的一种历史人类学阐释

文章考察了史书中记载的明代"番僧"贡马的起源、兴盛和衰亡的过程,并把这个过程与明代朝廷上下的作为宇宙观的"天下观"从天下心态到商人心态的转变、"番僧"对朝贡制度的利用以及他们对明廷心态转变的应对态度和措施联系起来理解。文章认为,马一度被两个文明选择作为交往的中介,根本原因在于汉藏文明各自的宇宙观在与对方衔接时的并接结构以及马具有的汉藏文化之间的通约性;而贡马之衰落,正是由于该并接结构基于心态转变而导致的转型所致。

论吴敬梓科考心态之转变及其原因

吴敬梓通常被视为反科举、反八股的文人,然而他早年热衷科举考试的态度,与晚年弃绝仕进重视文行出处的心态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狂傲率真的文人性情、价值追求的改变及颜李学说的影响是他心态转变的主要原因。

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作——孙犁《书衣文录》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对孙犁作品《书衣文录》内容的梳理和分类．发掘其丰富的思想内涵，考察其文本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尝试从《书衣文录》管窥作家在经历过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之后心态的改变，并进一步借用“潜在写作”的概念对《书衣文录》进行再次定位和价值的重新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