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阐释方法与心性之学——论简帛文献的先秦儒学诗学传统

在《孔子诗论》中,诗文之“兴”起发为“初(志)”“民(人)性”,释放出《孔子诗论》的心性之学。在帛书《五行》中,《鸤鸠》之“兴”以“舍夫五而慎其心”、《燕燕》之“兴”以“舍其体而独其心”阐释“慎独”,引发出帛书《五行》的心性之学。引诗、论诗之“兴”成为孔门儒学心性之学的阐释方法和致思路径,《论语》之“兴”,《孔子诗论》与帛书《五行》之“兴”,构成了先秦儒学诗学的经典阐释传统。

“心性之一画”——清代画家石涛“一画”论概述

本文概述清代石涛的“一画”论,“一画”这一抽象概念在石涛的思想中是什么含义?文中论述“一画”中“一”概念的传统文化思想来源,禅宗、道家和佛学中“一”的论说。石涛“一画”既是观念思想,也是实践方法,体现的是古代中国人“知行合一”的治学态度。石涛的“一画”论,指明了笔墨绘画的本质,亦即一笔挥写的手法。石涛告诫世人笔墨使用的不二法门——“从于心”的“一画”,不要刻意着好墨,求好笔,一切随顺自我心性的“管它笔不笔,墨不墨,自有我在”的人格魅力。石涛的理论思想,对当代艺术发展仍有积极意义,他提出的“资任”概念,告诉世人,艺术上的表现,在于“寄兴笔墨”地大胆画自己,不要被自然束缚,也不被笔墨技法限制住,更不要被大家所吓倒。如果能做到这一切,那么,便体现了自己的创造力。所以,石涛在书中最后说道:“一画也,无极也,天地之道也。”

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宋代《四书》学的形成

面对佛道之学的挑战,宋初儒者认识到必须弥补儒学心性论的缺陷,建立起与佛道之学相颉颃的心性理论。为此,他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心性论领域,展开心性理论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庸》、《孟子》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论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四书》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四书》进行了阐释、利用与发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书》学。

“无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兼论中国哲学的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

中华传统文化重"明心性"的价值取向和主"一天人"的思维方式皆是以"无神"为其本质特征的。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佛,尤其是儒道两家对"上帝"与"鬼神"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儒家的"人事为本"与道家的"自然为本"的思想,其实质亦皆是取向"无神"的。中国无神论所昭示的"人文""有为""创造""自由"诸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并最终成中华民族千古以来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无神的人文精神终将能够成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再造的基础。

论战国楚简从“心”之字与心性之学

穷尽收集《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六册)中的"心"符字,从中择其要者50例,分字形不见于《说文》的从"心"之字、字形见于《说文》而意义不同的从"心"之字以及形和义同于《说文》而义不行于后世的从"心"之字等三类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是,大量从"心"之字在战国楚简中出现应非偶然,也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现象,应当具有深刻的人文意蕴和社会原因。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楚简"心"符字的大量出现应与战国时期盛行的心性之学有某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性之学在战国楚地的流行。

复见天地心,艮止圣贤境——《复》、《艮》二卦义理与宋儒心性之学

宋代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易》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多端而丰富,但占据主流地位者,当属围绕“性与天道”这一哲学核心问题的探讨而发展起来的新儒学———理学,宋代《易》学的总体发展也与此相关。宋儒论《易》,特别注重《复》、《艮》二卦,并对此二卦的义理作了独具特色的阐述与发挥,从中显示了宋代《易》学之时代特色及其与宋儒“心性之学”之密切关系。

孟子心性之学的信仰维度——儒家道德善性的追根溯源与深层检讨

孟子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开创者,也是性善论的确立者,但无论是其对人之道德善性之存在根源的追溯,还是"尽心则知性知天"的追求指向,实际上都是一个并未得到确保的开放性体系。从其"此天之所与我者"来看,这一道德善性之天道依据不仅是通过人之"秉彝"来"遥接"与"遥承"的,而且还需要人"从其大体"之具体抉择与道德实践来承当;而从其"尽心则知性知天"的实践追求来看,则这种通过"尽心"方式所实现的"知"其实也只是具体、部分与观照性的知,永远无法达到性、天合一的地步。如果从殷周政权更替所形成的忧患意识、人文关怀及其历史积淀的角度看,则所谓"天之所与"又永远需要具体的历史际遇和时代势运来落实。这样一来,无论是"人性本善"的天道依据还是作为人生终极追求之"知性知天"的指向,实际上也就既需要人之实践抉择来具体承当,同时也必须一定的信仰蕴涵来作为其天人合德之最后弥合。

儒家心性之学与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发生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发生,是西方美学引进的结果,这一西学脉络已成为国内学界的共识。然而,也应该看到,中国现代美育先贤引进西方美学的动机、接受西方美学的路径、阐释西方美学的方式,皆受到儒家心性之学的决定性影响。换言之,中国现代美育话语是儒家心性之学选择西方美学的结果,从而构成另一条至关重要的本土谱系脉络。研究者极易因西方知识体系的强势介入,而忽略中国现代美育与本国学术传统斩不断的历史连续性。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朱光潜等人对于西方美学的接受动机及本土化阐释等问题,将使这条内在的学术谱系变得更加清晰,从而凸显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本土文化特色。

儒家心性之学对现代人生的价值

本文通过考察现代人生状况 ,指出人类精神追求在形上侧面的深层困乏 ;儒家心性之学对人性的分析及其衍生的规范 ,可以引导社会生活在善的途径上不断前进 ;

儒家的“心性之学”与现代化

儒家的"心性之学"以"天人合一"为核心,以"内圣外王"为价值理想,它虽然不是现代化的发生学意义上的因素,却是现代化的重要的构成性因素。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既不能夸大儒学的作用,也不能过分贬损它的价值。

从明儒的“号”:山、水、川、谷看“心性之学”

本文对明儒常以“山水川谷”为其“号”的文化现象作探讨，认为明儒的这种文化现象是传统“学宗自然”的持续表现，但又有别于以往，具有“反情还性”的特征，故明儒以“山水川谷”为其“号”是对明代“心性之学”的反映。而之所以能以“山水川谷”反映“心性之学”又与明儒的“融识归真”、“心造外境”等方法相关。

朱元璋的历史性成就与心性之学

在中国古代,许多志士仁人临难不苟,舍身取义,多被认同为曾受心学的影响.在此,我们要研究的却是另一类型的人物——皇帝是否也有人曾受心性之学的影响.本文现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例,试作一些粗浅的探析.

牟宗三心性之学的三个问题意识及其遗留的课题——纪念《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60周年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特别凸显了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虽然后来学界对这种过于抬高心性之学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但这并不能掩盖现代新儒家第二代在心性之学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牟宗三早期较为关注政治问题,但中期和晚期的精力都集中在心性之学方面。牟宗三心性之学研究始终贯穿着三个问题意识,即活动问题、流弊问题、存有问题。所谓活动问题是指一种道德学说如何能够具有动能的问题,与之相应牟宗三提出了活动论;所谓流弊问题是指如何杜绝心学走向弊端的问题,与之相应牟宗三提出了形著论;所谓存有问题是指道德之心除决定个人成德成善之外,对宇宙万物能否以及如何发生影响的问题,与之相应牟宗三提出了存有论。为解决这些问题牟宗三付出了一生的努力,提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观点,但也留下了一些问题亟待后人解决。

科技人文化与东方心性之学

科技与人文的失调集中表现在当今“真”与“善”的冲突上。文章试图用东方心性之学来解决这一困境 :将科技人文化即主要是科技道德化 ,尤其应当把心性形上思想融合到现代科技实践中 ,使其尽量避免负面效应 ,发挥正面功效 ,福祉人类。

性之发端与尽心之始:先秦“心性之辨”的逻辑发展

心性论作为中国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先秦时期便成为哲人聚焦的中心;先哲围绕心性之辨概括了性论中的"一元论"、"多元论"、"主体论",心论中的"认知主体"、"存在主体"、"道德主体"等对后世中国哲学影响至深的范畴;对先秦时心性论进行形态考察,不但可以帮助人们厘清人性论的逻辑发展,更能有效地辅助分析学说背景、理论价值与发展前景,为解决当代哲学民族性和普遍性矛盾,探索中国传统哲学向近现代哲学的转型提供借鉴。

心性之学与当代儒学的世界化——《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60周年评议

60年前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将儒家心性之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本源和核心。这一观点需要得到认真的质疑和反思: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功夫论,故应以功夫看本体论之必要性,而不是以本体论出发论证其功夫之可能性。宋明儒以本体论为儒家学说建立"超越的安立transcendental justification",从社会政治层面而言是成功的,但从学理的层面看很难成立。在当代语境当中,儒学需要说明儒家心性之学本质上不是反映形上实在的镜子,而是提升人的境界与功夫的杠杆,方能既不致误解儒学精髓,又能使儒学显示其内在价值,成为当代世界文化的建构资源。

试论儒家心性之学的哲学定位及其走向——形而上学与形而中学之辨析

儒家的心性之学始于孔子和孟子。如果说,世间爱人之仁心是形而中的,那么超越人间的天命观便是形而上的。自宋、明以来,儒家的心性之学分为两条脉络,即心学和理学,二者的目标都是“知天命”,因而均含有形而上学的成分,但二者的性质却是迥然不同的——心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上是宗教信仰的,理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上是哲学理性的。此区别特征在当代“新心学”和“新理学”中凸显出来,尤其体现在牟宗三的“圆教”理论和冯友兰的逻辑分析的形而上学中。儒道合流并融入科学民主,将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相应地,形而上学与形而中学将密切结合,儒家的“新理学”将比“新心学”发挥更为重要的积极作用,因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中庸的而非神秘的、是哲学的而非宗教的。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