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

人们对儒家思想的评论,并不仅仅限于对儒家自身的理解,还在于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西方价值。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与对话仍然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事实上,儒家学者很早就做过沟通儒家与社会主义的努力。更可行的一个切入路径可能在儒家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和合关系的建构。

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根基与歧异——对当代大陆儒学两个发展方向争论的评价

保守主义的特征是对秩序的共同关注,特别凸显对一种理序状态的思考和设定,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都是2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的变种,前者偏重于秩序架构的理序状态而突出礼序,后者偏重于个体精神的理序而突出价值依托。政治儒学突出现实世界的人的经验的存在,因此强调人的不平等的事实,而心性儒学则基于人的先天道德意志的挺立强调人的先验平等的诉求。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下中国大陆新儒家的"康有为情节"其实有一定程度的错位。康有为虽然有今文经学的价值基础,但是他的个人思想的根基却是佛学和阳明心学,因此,他才有对平等的论证。另外,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的歧异还体现在仁学与礼学的紧张以及经学和哲学之间的对峙方面,而哲学对理的诉求和论理的训练应是现代人生活素质的基本要求。

心性儒学道德修养论反思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道德修养是心性儒学的专长,但事实上,心性儒学的道德修养论是有局限的。心性儒学具有强烈的内在性特征,它偏于从内在方面阐释道德观念的来源,认为道德修养的动力可纯粹从内心引发。然而,道德观念与道德修养的动力不只具有内在来源,还有其外在来源,其外在来源为广义上的政治儒学视域所涵摄。是故,当前及未来的儒家道德修养论,应着力开拓其在政治儒学方面的内容,从而纠正长久以来心性儒学包揽道德修养问题所产生的各种弊端。

天人合德,以诚论性—论周敦颐对宋明心性儒学的破暗之功

周敦颐遗著甚少,却承源启流,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对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具有破暗之功,具体表现为他熔铸佛道入儒,以太极立人极,建立儒家与佛教相抗衡的宇宙本体论,又以诚论性,贯通天道人道,开启了宋明心性儒学之新篇章。

心性学与现代性的纠结及出路——对现代心性儒学的批判性反思

樊志辉、曹颖在《学术交流》2017年第5期撰文指出，以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心性儒学是现代儒学的重要向度。他们将儒家的心性之学视为中国文化的神髓所在，并试图以此为根基来谋求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探求中国文化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接榫。

大陆新儒学的发展方向——“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6年11月12日,由邹城市人民政府、中国孟子研究院、中国孟子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研讨会在孟子故里山东邹城成功举行。

孔子“中庸”的“时中”境域——兼评当代新儒家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路径

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心性儒学重良知本体与政治儒学重王道仁政的分歧,但都较少关注孔子"中庸"的"时中"维度。实际上,孔子"中庸"的"时中"思想正是中国先秦儒家本原文化对世界思想史的独特贡献,它所蕴含的从"慎独"到"群治"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平衡,构成了对于当代西方个人主义和党派政治所存弊端的纠偏。孔子"中庸"之"时中"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维度:一是"时"与"位"相称的"正名";二是"时"与"学"相契的"好学";三是"时"与"教"相合的"教化";四是"时"与"权"结合的"权变"。从这几个角度切入,可望打通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路,解决当代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歧,并令孔子的"中庸"思想在当代思想世界重新焕发光彩。

评估“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兼论中国儒学的前途

从古至今,儒学者始终在心性与政治之间、内圣与外王之间做调和,只是心性与政治的偏重不同。未来的中国儒学之路,先不考虑"政治儒学"的可能成功与否,但就反思"心性儒学"的未来可能性,也许从宋儒到现代新儒家的理路都难以走得通,而梁漱溟作为"最后一个儒家"却开启一条可能之路,值得后人沿着他的方向继续走下去。"心性儒学"早已在西方形而上学大势没落中失去价值,而且全球价值也不能如此向高处求,而应回到人类"情理结构"本身:从现实出发上,是道始于情;从生存高境上,乃孔颜乐处,也就是人与宇宙的和谐共振。这"执两""用中"才是儒家的"普世智慧"。

谁之“思” 何种“位”——儒学“思不出其位”之中的“政治”与“心性”向度

＂位＂本即＂中廷之左右＂意义上的朝中之＂位＂,即＂朝列之位＂。作为＂阶位＂＂职位＂之＂位＂是＂爵位＂,作为天伦与人伦的＂位＂则是＂伦常之位＂,作为＂居其所＂之＂位＂＂地位＂,乃是生存论意义上的＂素位＂＂时位＂。礼法社会中的＂朝列之位＂＂爵位＂＂伦常之位＂＂时位＂均是饱含象征力量（symbolic power）的＂意义空间＂,是一＂异质的空间＂（heterogeneous space）,这个＂空间＂因＂时＂而不断转换,故又表现出＂异质的时间＂（heterogeneous time）性质,＂位＂在根本上是制度化的、礼仪化的位。在不同的＂空间＂与＂时间＂点上,乃有相应的表情、举止、威仪要求,是谓＂位感＂＂位之意识＂。无论身处何位,君子都要居仁由义,是为＂正位＂。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原则,＂思不出其位＂在儒家思想史之中,通常与＂德位一致＂＂德必称位＂观念联系在一起,其义不外安位自守,而不越职侵官。到了宋明理学尤其是心学一系,一方面,对＂何种位＂的理解发生了＂位移＂,即逐渐内移为一种＂心性之位＂。＂思不出位＂变成了一种修身的法门,对治的侧重点不再是政治上的越权,而是道德安顿上越界。作为对治心灵不安其位而陷入憧憧往来的一种心灵修炼的功法,四路把截、关注当下成为思不出其位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伴随＂一体不容已＂使命感、＂在世的耻感＂,＂谁之思＂亦成为＂不袭时位者＂的问题意识。儒家＂思不出其位＂思想之中的这种＂何种位＂与＂谁之思＂问题之纠缠,说明＂心性的品位＂与＂政治的品位＂原是同位的,无心性的政治,是霸政,是无根的政治;无政治的心性,是空心,是冷漠的心性。一言以蔽之,政治无心性则盲,心性无政治则空。

“心性儒学”中心性与治道的互动——虚与实的辩证

当代儒学中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表面上看,是儒学中的孟子道路与荀子道路之争。但由于荀子及其公羊后学的现代继承者所阐述的"政治儒学"存在着内在矛盾与根本缺陷,并残留着自标的"贤能"、其实不过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精英"对普通公民无根据的优越感,以及对普通公民养成独立、自主健全人格的忽视,这一论争远未达到"孟荀之争"的高度。就目前来看,心性儒学所内涵的"虚"与"实"的辩证与互动,即"虚以控实"和"实以显虚"的两往还,是儒学在当代的生命力所在,代表着当代儒学发展的新趋向。

儒学的三重向度及其现代价值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儒学全方位地参与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贯穿心性、政治、社会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和生活儒学的三重向度。儒学三重向度的互动与整合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价值基础。

当代新儒学之新三统论

牟宗三先生在深切反省中国文化与哲学传统之下,认为要回应当前的时代课题,要建立新的三统以为中国文化与哲学往前发展的重要方向。牟先生的三统是道统、政统与学统。道统是重建中国哲学与儒学之正统地位,牟先生以两层存有论重建和发展先秦和宋明儒学之心性论,建立内圣之学为哲学之原型。政统与学统是新外王之道。牟先生改造传统之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的方式,由良知明觉之自我坎陷开出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之建构。这是三统并建的开展。本文申论牟先生及当代新儒学诸位先生在反省及重建传统文化所感受到时代课题中何以必要开出新三统之义理。进而反省汉代公羊学之通三统之说,与宋明儒建立之道统之意义,以见出新三统的重要价值。同时亦略陈述对当前若干学者所提的三统之论述,并加以批判的检讨,以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时代使命所在。

政治儒学与王道政治——对蒋庆“政治儒学”思想的几点评析

蒋庆作为当今中国政治儒学的代表性人物,对其"政治儒学"思想展开分析是非常有意义的。文章认为,蒋庆"政治儒学"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心性儒学"和"全盘西化论"双重批判基础上的,这种特征也表达了"政治儒学"所具有的意义。而作为"政治儒学"之必然要求的"王道政治"具有理念和制度安排两个层次内容。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理念层面的"王道政治"只能是美好的"乌托邦";而作为具体政治制度设计的"王道政治"在对现代民主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偏差,其本质上是一种"圣贤政治"。文章最后指出,对于"政治儒学"的评判不能流于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而必须将其放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定视阈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达成对"政治儒学"的本质分析,也才有可能实现传统儒学的全面复兴。

统合孟荀 创新儒学

儒学既有心性的一面,也有政治的一面,内圣与外王的贯通,是儒学的基本主题。孔子之后,孟子偏重心性,走的是由道德而政治的路向,荀子偏重政治,是以政治处理道德。统合孟荀,是大陆新儒学开新的一条重要途径。统合孟荀的关键在于心性论,孟子性善论实际是以善为性论,荀子则主张性恶心善说,而非传统的性恶说。孟子的心善（性善）更适宜说明人的道德实践,而荀子的心善更能人的政治活动,性恶心善说为统合孟荀提供了心性论的基础。

董仲舒对政治儒学发展的历史贡献及现代意义

儒学发展史上呈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脉胳,政治儒学在现代长期不被重视。董仲舒建立起了兼容百家的董子政治儒学,为汉初解决了政治合法性问题,维护了封建政权统一和稳固;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大一统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成功范式。董子在政治儒学理论上的创化和实践上的贡献,对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改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新的政治文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积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心灵儒学”导论--儒家心灵哲学的新开展

新世纪以来,儒学家们有意绕开心性儒学的讨论,将儒学研究的重心转向政治制度建构和社会治理方面,从而扭转了宋代以来儒家偏重心性修养方面的传统,恢复了先秦以及汉唐儒学强调社会伦理和制度规范建构的传统。这是一千多年来,儒学传统的一次重要转型,也是儒家自我解放和重建的一次重要机遇。如今,“走出宋明心性儒学”,已成为大陆儒学前沿理论建构的标识,但儒家应“走向何方”却尚未形成共识。

复古与现代性的纠结——评蒋庆的“政治儒学”

蒋庆作为大陆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近年来引起了思想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不过,到目前为止,关于蒋庆的评价多数流于表面,有的人简单地为其贴一个保守主义的标签,有的基于西方思想去质问之,更有甚者直接著文对其谩骂。

晚明儒学“体认天理”观念探析--兼论阳明思想的综合性与超越性

如何体认天理是宋明儒学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宋明心性论儒学工夫论困境的根源所在,这一问题在晚明集中表现在陈献章"静坐体认天理"和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分歧,产生这一分歧的原因乃是宋明儒学对心体和天理的理解出现了断裂。王阳明通过"致良知"弥合了这一断裂,从而消解了体认天理的问题,体现了阳明思想的超越性和综合性。然而阳明后学却将体认天理的问题重新提出,这是对阳明学说的一种倒退,最终也导致了心学乃至整个心性论儒学的瓦解。

本虚而实——儒家教化理念的立身之所李景林

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教化理念或教化之道,有"虚"与"实"两个特点。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乃伴随着"政"与"教"的解构,使教化之道由政治的事务逐渐转变为一种社会的、与人的个体内在生活相关的精神的事务,真正发挥出其"本虚而实"的作用。"心性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教养的本原",现代以来亦经历了一系列与现实政治事务解构的过程。但中国现代的文化状况,其病在于有"解构"而乏"建构"。儒学"以身体道"群体的失落,心性儒学之"道问学"层面的退居学院化、知识化一端,"后革命"时代主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性之"实"的教化方式的被边缘化,导致了切合民众生活之文化自觉和整合功能的缺失。返归历史文化本原以建立核心的教化理念和文化整合认同的超越性价值基础,已是势所必然。对中国经济崛起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要求,中国学人应有足够的理论和文化上的积累与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