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理论哲学在心物关系问题上的思想发展

自笛卡尔以来,心物关系就成为唯理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关涉到二元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本体论立场,而且与唯理论的认识论原则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梳理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在该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揭示出唯理论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理路。

心物关系与教育改革

教育变革总是伴随认识论或知识论的转型。认识论的基本分歧是心物二元论以及由此派生的先验论与经验论之争。认识论的分歧在中国教育哲学领域主要呈现为心学与理学之争,而西方教育哲学领域主要呈现为经验论与先验论之争或建构主义与实体主义之争。在心物二元论之外,整体主义及其自然法可作为认识论的第三条道路。整体主义及其自然法是一切生物尤其是动物的自然习性。

从心物关系看中西美学的差异

心物关系是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中西美学形成了著名的心物感应说和模仿说。两者的差异，体现了中西方人在审美态度、审美心境、艺术类别及艺术境界等诸多方面的不同。这些不同既有思维方式的差异，也有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美学各有优长又各有缺陷，如何建立完美的审美形态，正是当今美学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

心物关系解析中的曲折——徐复观、钱钟书、郭绍虞、王元化论《文赋》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上,《文赋》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它涉及到中国文论的根本观念——心物关系问题。近世徐复观、钱钟书、郭绍虞、王元化等学者,皆对此一问题极为重视,分别进行解析。然而在他们的解析中,显出中国文论核心观念在现代语境中的复杂与多歧。如何突破现代话语对传统观念的宰制与割裂,真正达到返本开新,使中国文论焕发出独特的生命力,仍然需要探索。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干的中国文论研究,重视中西文化背后哲学思想基础的沟通,通过调整中国文论的解释方向,可以开拓新的解释空间。

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物身、心物关系论述中所体现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宋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之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和"离坚白"论、邵雍的"体用交"论揭示的正是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而程颐的"理由心上得"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至于张载的"内外合"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做出了统一性论述。

心物关系中的生命意识——《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

《文心雕龙》和《诗品》不约而同地描绘了文学活动中心对物的勃发过程:萌动于咏情、发展于尚气和重兴、旨归于爱秀,心物关系理论蕴含刘勰和钟嵘共同的生命意识——感物的社会责任。刘勰在回归自然、回归儒家和道家的回归意识驱使下"拟容取心",心对物的情感是"见异"中求"趣新";钟嵘在"掎摭病利""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精英意识驱动下"直寻""自然英旨",心对物的情感是怨悲。

明清哲学家物身、心物关系论中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的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王守仁的"心即理"的"致良知"说,虽然属于主观论的命题,但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王廷相的"思与见闻之会"说、方以智的"质测即藏通几"说、王夫之关于形神物遇而知的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作出了统一性论述。

赋、比、兴与汉语诗性文本内部的心物关系结构类型

如何用客观外物去表现主观的思想情感这一问题,在汉语诗学中一直处于核心位置。作为汉语诗学的本源性概念,赋、比、兴处理的正是语言所呈现的"物"与主体的意、志、情之间的关联——在"赋"当中,对物本身的言说带有主观的情志抒发的功能;在"比"当中,外在事物是作为情感的喻体而呈现出来的;而在"兴"当中,外物的言说,则是要为情志的言说营造一种氛围。"兴"这一手法所能够达到的美学效果,与儒的含蓄婉约、道的自然天成、禅的意在言外都有重合之处,因此而受到汉语诗学的极力推崇;"赋"作为最为基本、最为朴素的修辞方式,在后来的汉语诗性文本中也能够普遍受到重视与应用;而"比"这种修辞方法,由于作为喻体而出现的自然景物与客观事件,同作为本体而存在的主观情志之间是靠理性结合的,很难像在"赋"和"兴"之中那样水乳交融,因此往往受到汉语诗学的贬抑。

“文道”:徜徉于心物之间——《文心雕龙》心物关系新探之三

从文艺心理学视角来看 ,刘勰关于文学史观的心物关系 ,表现为对各种文体在“通变”之时的复古情怀 ;刘勰关于文学本质论的心物关系表现为亦儒亦道的文心在“原道”之际的儒道兼综。

乐感与画意——从心物关系看古诗到律诗的审美趣味转变

古诗演进为律诗,不仅是表层语言形式上的格律化,更是情感对象化和形式化。诗歌是心与物的复合体,诗歌的乐感来自情感的宣泄、心灵的律动,画意来自物象的自我呈现。从心物关系角度看古诗到律诗的审美趣味转变过程可知,先秦汉魏诗富于乐感,六朝诗胜于画意,唐律诗将二者合流,达到心物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唐律诗意象的精深正有赖于六朝之际对物象的普遍关注。

阳明心物关系解读的三重视野——以“岩中花树”章为中心

心外无物思想是阳明心学的基础之一,尤其是《传习录》“岩中花树”章所阐释的心物关系,集中体现了他与程朱思想的差异。在阳明学中,理解心物关系的关键,在于破除现代哲学思潮中将物看成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应把物看成是与人相关的意向性的存在,而任何离开人心关照之物,其意义都得不到确证。在阳明后学中,无论是胡直的“心造天地万物”,还是王时槐的“物乃本心之影”,都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必然渗入了主体的觉解,除此之外的事物并不是心学的聚焦点。在与“存在即是被感知”思想比较之后发现,阳明并不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也不如贝克莱一样,以意识(观念)确证外物的存在,其最终指向的是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

心物关系抑或人的存在?——基于美学角度论王阳明“岩中花树”回答的核心问题

人的存在问题而不是心物关系问题,构成王阳明"岩中花树"问答的核心问题。人的存在先于心物关系,它是"关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和条件;心物关系问题的实质是意识与存在的问题,王阳明在回答中则将之转换为人的存在问题。从心物关系出发的研究实质上是误解了王阳明回答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从美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将可以更充分地揭示这一点。

心物关系问题的解决: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

西方哲学史上,自笛卡尔至胡塞尔的认识论范式内,对主观意识如何认识外物的认识论难题,有四种不同的解决方式:实在论、内在观念论、先验观念论以及先验现象学。胡塞尔1906年首次提出了认识批判,它来自康德但又在其先验现象学框架内对康德作了批判。因胡塞尔仍在笛卡尔的认识论范式内,其先验现象学的问题亦受这一认识方式本身的局限。海德格尔提出切近物的首要方式不再是人的理性认识,而是此在的非理性的、情绪性的生存体验的基础存在论,使他走出了认识论框架,建立了新的心与物的关系范式,实现了问题的"范式转换"。

《肇论》中的“心物关系”论及其美学发微

本文在深入阅读、解析《物不迁论》的基础上,阐发其中所包含的"心物关系"思想及其对中国美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在对《物不迁论》根本方法与主旨的研究中,突出"心"的自由,即主体依自己之好恶而左右世界对自己显现方式的能力。这种自由的"心",若不加以规定则易滥于外道,文章第二部分结合《不真空论》及其他史料比较《肇论》思想与"心无宗"之异同,论述二者差异所在。第三部分阐发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世间(即"俗谛",即"外在世界")的态度上,而僧肇的思想贡献在于使"物"获得一现象上"实存"之地位。最后,本文论述了这种心物关系的建构对于中国美学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塑造了怎样的审美性格。

论刘勰的折衷思想在“心物关系”上的反映

刘勰的文学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但也融和了诸家观点。在“心物关系”上,刘勰运用了“擘肌分理”的方法,折衷调和了儒家“感物而动”的文艺观、佛家“心生万物”的理论和玄学强调创作主体的能动性的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心物关系论。

论艺术创造过程的心物关系

法国作家纪德曾说:“哪一位进化论者会猜想到毛虫与蝴蝶的关系呢,如果大家不知道二者是一?其缘,似乎不可能;而其实,却是同体。我觉得,倘若我是自然科学者,我会把我的全力,把我的全疑问,都倾注于这个谜。”(1)然而,还有一种奇迹可以与大自然生成的奇迹相提并论,那就是艺术创造行为。艺术作品的产生,犹如鲜花绽放、蝴蝶破蛹。

斯宾诺莎的心物关系学说试析

心物关系学说是斯宾诺莎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作为认识客体的自然事物的观念与事物自身的关系,包括人的身体与身体观念的关系,在这里心灵被理解为表现事物本质的一种属性;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心灵能力与身体结构的关系,在这里,人心被理解为接受外界事物观念的身体的功能;作为认识过程中人的心灵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在这里,心灵被理解为对外界事物的反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只有正确地理解了斯宾诺莎心物关系学说的三方面的联系和区别,才能正确把握他的哲学,也才能对他的哲学作出正确的评价。

王阳明对《大学》心物关系的扬弃

阳明心学对《大学》思想的扬弃突出表现在心物关系上。《大学》中有“三纲八目”,而“八目”中作为修身的四条分别为正心、诚意、致知和格物,其中“意”和“知”从广义上来理解,都可以归入“心”的范畴。从《大学》中修身“四目”的逻辑关系可知,其中“心”与“物”的关系必然有着紧密的联系。王阳明从《大学》文本出发,以心学的立场重新诠释“心意知物”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提出心外无物和格物即格心的心物关系论。

简述“格物”的解释史——以心物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围绕心物关系来重新爬梳"格物"的解释史,对明晰这一概念给予宋明理学传统的塑造作用大有裨益。其中,"格物"的格致科学义以朱子为宗,心灵义以阳明为大。从东汉到宋明再到近现代,"格物"的解释史便是从心物合一到心物分离的过程。这也是现代西洋科学传入中国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心与物日益疏离、道德与科学日益冲突的今天,汲取先儒智慧,重建心物统一体,或可为现代社会道德文明的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