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心统性情”说的孟学诠释

朱熹“心统性情”说在诠释孟子思想基础上逐渐形成。朱熹受孟子“四端”“四心”“尽心”等思想影响,在批评胡宏“心以成性”说的过程中,提出“心主性情”的观点。至《孟子集注》时期,朱熹对“心”的理解有所变化,将“心主性情”改回“心统性情”,并由此形成了“心兼性情”与“心主性情”的双重内涵。同时,朱熹亦将孟子所说的“才”纳入“心统性情”说的体系中,形成了“性兼情才”“性决定才”“才是心之力”“才是情能主张运用做事底”等观点。这些思想的诠释不仅反映了朱熹“心统性情”说的建构过程,而且揭示了“心统性情”说深层次内涵。

朱熹哲学的“心统性情”说

心性论是宋明理学体系的最重要的哲学内容。所谓心性论,只是简言之,就其结构而言,是心性情三要素组成的构架体系。在这一方面,朱熹的心性论是宋明理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总体上看,在心性情三者的基本关系上、朱熹的主要观点是“心统性情”。据《近思录》及朱熹所说,“心统性情”一语首见于张载的语录。朱熹对此备加推崇,认为这是张载对理学的巨大贡献,在理学中只有程颐“性即理也”一语堪与相比:“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诠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钱穆强调"心统性情"所蕴含的"心"对于性情的主宰,并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不只是强调性理之重要,实际上也强调"心"的主导作用,而朱熹讲"心统性情"则是对于"心"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为此,钱穆把朱熹学术归属于心学,把朱熹的"心统性情"看作是对孟子心性论的超越。与此不同,牟宗三强调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并认为,在这一格局下,"真正之超越实体在性而不在心",心对于性情只有摄具作用,且仅局限于工夫论,所以此心非孟子之心,"尤与孟子‘本心即性’之本心义不相应"。他们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朱熹的"心统性情"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乃至分判朱熹的学派归属,提供重要的参考。

论朱熹的“心统性情”说

"心统性情"说是朱子心体用说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心性说的实质所在。"心统性情"说虽然来自张载,但真正将其变成系统学说的是朱子。朱子曾说过,程颐的"性即理也",张载的"心统性情",这两句话"颠扑不破"。朱子之所以高度评价这两句话,是由于前者从心体上说性(理),表现了理性主义特征;后者从心之体用关系说性情,表现其情感特征。这两点真正体现了朱子心说的主要特征,即情感理性特征。

曹南冥对宋儒“心统性情”说之图式诠解

“心统性情”是张载提出的命题,朱熹对之做了系统的理学解释,成为其心性论的重要命题。性理学北渐韩国,16世纪的韩国硕儒曹南冥,以图解的形式对其概念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整合,其图《心统性情》即是对张载、朱熹等人关于心、性、情关系的图式诠解,其解释不仅体现着理学“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天人一体理路,而且有着自己独到的了悟。本文还对相关图式的真实性做了必要的考证,并对学界公认的“十七图”为南冥自制之图的说法提出质疑。

李滉《心统性情图》研究

早在汉代,中国儒学便已传入韩国。到李朝时期,作为《易》学一部分的易图学研究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李滉的《心统性情图》,体现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继承中国的孔孟、程朱之学和朝鲜历来朱子学者的思想。

论朱熹“心统性情”哲学思想统摄下的文学观

朱熹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缘情"发生学观念,发展了儒家"诗言志"的诗学思想,他从"心统性情"的哲学思想出发,肯定了诗歌创作源于诗人的情感体验,在"得其性情之正"的前提下"感物道情"",涵咏自得"。"感物道情"是文学本质,主要体现在朱熹对《诗经》和《楚辞》的评价中;文学"感物道情"通过"涵泳"得以实现,最终达到"至圣""至乐"的崇高精神境界。

朱熹哲学研究的批判与反思:“心统性情”的意象诠释

"心统性情"是朱熹心性论的枢要与纲领,然而当如何诠释却是难题,当前学界至少有三种互不相容的意见。从意象诠释出发,理解"心统性情"的前提便是"即心即道"天人合一。依本源结构而推之,朱熹诸多说法,只是所指轻重不同,各有地头说。意象诠释的宗旨与核心就在"大道即诠释",诠释之言就是大道之意的彰显,以"意-象-言"这一本源结构之象为桥梁和中介。最后,以此为立场,主要从3个方面反思和批判当前朱熹哲学的研究:一是诠释的全摄性和超越性,二是诠释的简约性和原则性,三是诠释的整体性和一贯性。

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及其要义

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在其作品中虽只有一句话,但在其整个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后学的影响颇大。虽然有些学者对此有所论及,但由于张载此论直指内奥、大提整体,故对张子此论的理解有不少的歧义和曲解。因此,在张载的整个哲学的宏观背景下,厘清“心统性情”说的“心”、“性”、“情”等概念范畴及其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阐释“心统性情”的内涵和要义,以及与“心统性情”相关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这两个观点中的发见就显得很有必要。

也论张载的“心统性情”

张载提出的"心统性情"一语经朱熹阐释、发挥后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但张载此语的本意却一直隐而不明。在破除此语是"孤语"的成见后,在张载思想体系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张载"心统性情"所强调指出的是心包含性情二者。此语是张载心性论的重要命题,与其工夫修养论相关,但不能称其为工夫修养论命题。

现代新儒家视野中的“心统性情”——以马一浮的诠释为例

从现代新儒家视野中的“心统性情”入手,以马一浮的诠释为个案研究,从而揭示现代新儒家对“心统性情”的时代理解和哲学会通,在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朱熹“心统性情”论探微

"心统性情"的命题由张载明确提出,朱熹对此思想极为赞扬并将其发展为系统的学说。"心统性情"有兼和主宰两义,心兼动静、体用、未发已发,心主宰性情,心对性情的主宰主要是心统御管摄性情,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心主宰性;二是心主宰情。该思想的超前意识与创新精神具有当代价值,但也需要根据时代发展剔除糟粕取其精华。

述朱熹“心统性情说”之文字学依据

"心统性情"一语出自张载,后来受到朱熹的极大推崇,朱熹将其阐发为"心统性情说"。朱熹在论及"心统性情说"时,常会分析"心"、"性"、"情"的字形结构,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为"心统性情说"寻得文字学上的依据。可见单就义理的论述,对于"综罗百代"的朱熹而言是不够全面的,同时也忽视了朱熹自己以文字分析与义理解说(或可说成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全面阐释。以文字分析与义理解说相结合的阐释,也会比只偏于二者中的一面进行阐述更为有据更加有说服力。朱熹结合义理的阐述,分析"心"、"性"、"情"的字形结构,为"心统性情说"("心包性情"与"心主性情"两层意思)寻得文字学的依据,从而使得义理更为坚实有据,也进一步加强了义理的可信度。

理气之会转向理气之合——从朱子到船山的心统性情说

王船山心统性情说,发引心的人心道心两重性及其相互的关联,构建以两者相互作用来呈现性情的理论。他用“性体心用”的架构来阐述性的显明方式。虽然胡五峰以及朱子旧说都采用性体心用的思想结构,甚至朱子悟得新说之后,还曾在《知言疑义》里专门对胡五峰的性体心用进行过批判,然而船山“性体心用”,与胡五峰、朱子旧说不同,船山“性体心用”并非是已发之际对心的省察、存养,船山的“性体心用”充分伸张心思的面向,性在心之思的作用下以思之原则显现,该理路展现出“用中备体”的思想。

从“心统性情”略论张载与朱熹心性思想之异同

“心统性情”是张载提出的一个命题。朱熹对这一命题大加赞赏并对其做出系统的诠释,构成其心性论的核心内容。“心统性情”涉及的是心性思想。对照而言,张载、朱熹心性论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张载、朱熹构筑了不同的思想体系,对性、心的定位与界定不同,但是,从工夫论的角度来说,张载、朱熹对“心”的功用高度重视,由此形成下学上达的为学路径。由此可知,朱熹“心统性情”是工夫论的问题。

朱熹“心统性情”说探析

“心统性情”,即心为主体,以其知觉主宰作用来统摄性和情。知觉为心的主要功能特征,也尤其为朱熹所重视。而知觉又可以分为所知觉者和能知觉者,所谓所知觉者即是指性之本体和心所发之情,这也就表明知觉最主要、最真实的内容即是人之情感。而所谓能知觉者,也就是指心能够应事接物的知觉功能。这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知觉。故而,在全面解释“心统性情”说的时候,也可以有两个方面——心兼性情(心统性情)和心主性情,也就是从性情结构和发用两个角度来理解。

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论和涵养察识的修养方法

心统性情是朱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宇宙观和认识论相互渗透的新思想。朱熹心统性情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心体流行的“中和旧说”;思虑未萌为未发,思虑已萌为已发的“中和新说”;《太极图说解》、《仁说》和心主性情理论的系统化;朱陆之辨、“理在气先”与“心统性情”。

心统性情:朱子心性论的意象诠释

关于朱子的心性论,很多人认为其以"性"为主,以"性即理"为其根本宗旨,但若深入考察朱子文本的原意及其一贯之精神,则会发现朱子心性论其实以"心"为先,以"心统性情"为立论之根据。朱子之心体的特性包含虚、实、灵三部分,其中"虚"言其超越性与容纳性,"实"指称至善性与主宰性,"灵"则为灵动性与知觉性。在此基础上,"心统性情"以"虚"言为横向对待之"心包性情",以"实"言为寂然不动之"心主性情",以"灵"言则为纵向流行之"心贯性情",如此纵横交错,构成了朱子心性论的基本结构和脉络。

张载“心统性情”说新探--在“一物两体”辩证思想背景下的考察

"一物两体",即万物皆是对立两体的统一,是张载一贯的思维模式。在这样的语境下,张载"心统性情"应该理解为心统合气质之性与情,即心兼性情。朱熹对"心统性情"说作进一步阐扬,在张载心兼性情的基础上,增加了心主性情的思想,从而完成了对宋代理学心性论的总结。"心统性情"说揭橥于张载、光大于朱熹,从二者意涵的区别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张载心性论在宋代理学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从“理一分殊”到“心统性情”--对朱熹文道观哲学基础的再探讨

批评古文家“以文明道”“文与道俱”,修正道学家“以文载道”“作文害道”等观点后,朱熹提出了“文自道流出”的文道思想。此思想植根于朱熹的哲学理论,他在发展二程“理一分殊”观念的同时,改造了张载“气一元论”主张,通过对“道体”的重新界定,建立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宇宙观,不但将“道”提升到了精神实体的高度,而且在哲学思想中为“文”奠立了本体依据。然而,朱熹并未沉溺于对虚味无住之“道”做形而上的玄思,而是回到以真实情感为内容的的经验现象界,确立了“心统性情”的心性论,将作为本体的“道”安置在作为主体的“心”中,由此通过“文与道合”的创作目标来实现“心与天合”的文化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