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心血管植入型电子装置病人的术后程控随访分析

目的 了解心血管植入型电子装置(CIED)术后各项起搏参数变化及工作状态,并根据病情及时调整,使CIED发挥最佳治疗效益,使病人获得最大疗效。方法 入选我院CIED病人258例,采集植入术后出院前、出院后1个月后各项起搏参数变化及工作状态,普通起搏器或CRT-P病人每6~12个月采集1次,ICD或CRT-D病人每3~6个月1次,以后每年1次,出现电池耗竭征象时,增加随访次数,定期程控随访。结果 258例病人中,有3例起搏不良,3例感知不良,膈神经刺激2例,房性心律失常12例,起搏器介导性心动过速(PMT)3例,发现了16例电池耗竭,给予及时更换,并通过程控解决了2例病人的临床问题。结论 定期程控随访可维持起搏系统正常工作,延长起搏器寿命,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远程随访发展与我国应用现状

随居民疾病谱变化及人口老龄化进程,植入心血管电子器械的人数逐年增多,随访压力随之增大。当前信息化大背景,对智慧和远程医疗的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的远程随访发展实现了院外大数据采集和分析。目前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在国外被应用广泛且试验证据充足,在国内虽被推荐但相关研究及应用仍极少,现综述其发展过程与我国应用现状。

经头静脉植入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的方法

头静脉是植入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CIED)的经典入路,其可以避免锁骨下静脉入路所致的气胸、误穿动脉、电极受压断裂等并发症的发生。头静脉解剖结构复杂,走行恒定,变异较为罕见,作为植入CIED的首选静脉入路,了解其解剖结构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经头静脉植入CIED的技术逐年改进,故本文对头静脉解剖及近年来经头静脉植入CIED的方法进行总结,以期为术前静脉入路的选择提供参考。

心血管植入式电子装置导线相关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分析:112例报告

目的研究心血管植入式电子装置(CIED)导线相关静脉血栓形成的相关危险因素,为临床预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2013年9月至2015年12月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使用CIED且随访资料完整的住院患者112例,根据术后血管超声检查结果进行分组,血栓组56例,年龄(71.86±8.35)岁;非血栓组56例,年龄(71.23±10.62)岁,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CIED导线相关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两组房颤患者数、植入除颤导线患者数、服用抗凝药物患者数和左室射血分数、全血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以及手术中静脉穿刺次数、手术时间、导线数量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房颤、术中静脉穿刺次数、手术时间及导线数量是CIED导线相关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服用抗凝药物是保护因素。结论房颤、静脉穿刺次数、手术时间及导线数量是CIED导线相关静脉血栓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

心血管植入式电子装置植入后的静脉血栓形成

植入侧静脉血栓形成是心血管植入式电子装置的术后并发症之一,其发生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明确。电极导线的种类、直径、数量等可能是其危险因素。结合病史、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可作出明确诊断,治疗包括抗凝、溶栓、拔出电极导线、静脉支架植入及外科手术。本文综述了近年关于心血管植入式电子装置植入后的静脉血栓形成的相关研究。

不同抗凝药物治疗心血管植入式电子装置导线相关静脉血栓形成的疗效和安全性

目的探讨不同抗凝药物治疗心血管植入式电子装置(CIED)导线相关静脉血栓形成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行植入CIED术后血管超声提示静脉血栓形成的患者38例,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华法林组19例和达比加群酯组19例。通过植入侧静脉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术(DSA)及QAngio XA计算机软件测量血管狭窄程度。比较2组患者抗凝治疗有效性及抗凝治疗后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数据类型,组间比较分别采用t检验、t′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结果2组患者用药后1、3、6个月抗凝治疗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用药后12个月,达比加群酯组的抗凝治疗有效率较华法林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4.74%(18/19)和68.42%(13/19);P<0.05]。在华法林组,与用药后1个月相比,用药后3、6、12个月抗凝治疗有效率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1.05%(4/19)和57.89%(11/19)、68.42%(13/19)及68.42%(13/19);均P<0.05];在达比加群酯组,与用药后1个月相比,用药后6、12个月抗凝治疗有效率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6.32%(5/19)和84.21%(16/19)及94.74%(18/19);均P<0.05]。2组间抗凝治疗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抗凝药物对CIED导线相关静脉血栓形成的治疗安全有效,且随着治疗时间延长,治疗的有效性增加。达比加群酯的远期治疗有效性可能优于华法林。

高频电刀应用对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囊袋血肿发生率的影响

目的探讨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CIED)植入术中应用高频电刀能否降低CIED囊袋血肿的发生率。方法回顾性分析在沈阳军区总医院接受新植入或更换CIED的患者3884例。CIED植入术中应用高频电刀的患者归为电刀组(3115例),而未应用高频电刀的患者归为对照组(769例)。两组患者各自又分为出血倾向亚组和无出血倾向亚组;出血倾向亚组再分为肝素桥接组和直接手术组。统计各组患者CIED囊袋血肿发生率。结果电刀组与对照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均衡。CIED植入后1周共发生囊袋血肿86例(2.2%,86/3884),未发生CIED囊袋感染;而远期囊袋感染或破裂患者9例(10.5%,9/86)。电刀组囊袋血肿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1.5%(46/3115)比5.2%(40/769),P<0.001];电刀组中出血倾向亚组[1.8%(4/218)比11.5%(6/52),P=0.004]、无出血倾向亚组[1.4%(42/2897)比4.7%(34/717),P<0.001]和出血倾向亚组中的肝素桥接组[2.0%(2/100)比11.5%(6/52),P=0.020]CIED囊袋血肿发生率分别较对照组相应各亚组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中出血倾向亚组CIED囊袋血肿发生率[11.5%(6/52)比4.7%(34/717),P=0.046]高于无出血倾向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电刀组中出血倾向亚组与无出血倾向亚组的CIED囊袋血肿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60);电刀组出血倾向亚组中的肝素桥接组与直接手术亚组的CIED囊袋血肿发生率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1.000)。结论CIED植入术中应用高频电刀能降低囊袋血肿的发生率,并降低口服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对囊袋血肿发生率的影响。

心血管植入式电子装置的围手术期管理

随着心血管辅助设备技术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安装了心血管植入式电子装置(CIED)的患者会接受手术治疗。由于这些装置的种类和对心脏疾病的治疗作用均是多样化的,单纯依靠磁铁来预防术中故障的做法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安全。心血管植入式电子设备的围手术期管理对于没有经过系统培训的麻醉医生充满挑战性,基于麻醉和心脏电生理知识的围手术期服务团队亟待提高。麻醉医生必须明确患者装置的类别和适应证,识别电子装置的设定参数和患者对装置的依赖性,掌握术中如何管理此类装置的起搏和除颤功能以及术后确定恢复电子装置的基础功能,从而保障患者围术期的安全。有些医疗系统已经建立了麻醉医生的CIED的服务团队,进一步提高了效率,增强了质量,降低了费用。

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治疗的性别差异

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CIED）包括心脏起搏器、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心脏再同步化治疗（CRT）等。主要崩于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和心力衰竭的诊断、治疗和监测。大量临床试验证实了上述治疗的有效性，目前心脏起搏器已成为缓慢型心律失常的唯一有效治疗手段。而ICD治疗也成为心脏性猝死（SCD）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的最有效方法，CRT更是失同步心力衰竭的重要治疗方法，不但可以缓解心力衰竭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运动耐量及左心室功能，而且可以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预后，降低死亡率。

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囊袋血肿的管理及预防

囊袋血肿是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植入术后的常见并发症,可显著增加囊袋感染的风险。因此,预防囊袋血肿的发生可以有效地降低囊袋感染的风险。现就囊袋血肿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危险因素、危害、处理方法和预防进行综述。

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植入围术期非维生素K口服抗凝药的管理现状

随着心血管病发病率逐年增加,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CIED)的需求量也随之增长。许多植入CIED的患者合并心房颤动(房颤),需长期抗凝治疗。国内外指南均推荐,非瓣膜性房颤患者优先选择非维生素K口服抗凝药(NOAC)进行抗凝治疗。因此,在CIED植入围术期,有较多患者面临NOAC管理的问题。目前,对如何进行CIED植入围术期NOAC管理,尤其在是否需停用NOAC方面尚存争议。本文通过收集现有研究数据,系统介绍了间断和不间断NOAC对CIED植入围术期出血及血栓风险的影响,并总结了该领域有待探究的其他问题。

单中心经静脉拔除心脏植入式电子装置电极导线的回顾性分析

目的探讨心脏植入式电子装置(CIED)电极导线粘连及经静脉路径拔除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8月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行CIED电极导线拔除术的患者,分析总结影响导线粘连及拔除的相关因素。结果共入选36例患者,4例(11.1%)植入单腔起搏器、23例(63.9%)植入双腔起搏器、7例(19.4%)植入心脏再同步起搏器及2例(5.6%)植入心脏再同步除颤器。共拔除电极导线46根,植入时间为(91.95±48.71)个月,电极拔除成功率为87.0%(完全成功37根,临床成功3根),其中徒手拔除27根(58.7%),锁定钢丝锁定后拔除10根(21.7%),使用机械切割鞘管拔除7根(15.2%),经下腔回收装置拔除2根(4.3%)。住院期间次要并发症发生率为2.8%(1例患者拔除时出现心脏穿孔)。电极导线与心肌组织或静脉系统粘连组14例,未与心肌组织或静脉系统粘连组22例,两组电极导线的植入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0)。成功拔除电极导线组40根,失败组6根,两组是否与心肌/静脉系统粘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8)。结合临床因素进一步将有意义的变量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植入时间是电极导线发生粘连的危险因素(OR 1.05,95%CI 1.02~1.08,P=0.004),而粘连的导线则极大增加了拔除失败的风险(OR 10.36,95%CI 1.09~98.19,P=0.041)。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植入时间可独立预测电极导线粘连且效能较高,曲线下面积为0.84(95%CI 0.73~0.95,P<0.01),截断值>78个月,敏感度为0.94,特异度为0.61。结论随着电极导线植入时间的延长,导线粘连发生的概率增高,植入时间>78个月的电极导线更容易发生粘连。

心血管植入式电子器械与三尖瓣反流加重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心血管植入式电子器械(CIEDs)患者三尖瓣反流加重的影响因素及可能的发生机制。方法回顾性收集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所有植入CIEDs(单腔或双腔永久式起搏器、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及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后复查心脏彩超的19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三尖瓣反流是否加重分为三尖瓣反流未加重组146例和加重组52例,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术前心脏彩超资料。采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非配对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采用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法分析三尖瓣反流加重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与未加重组比较,加重组患者男性、术前肌酐清除率、高脂血症及植入时间>12个月的的患者比例升高,术前右心房内径较小、二尖瓣及三尖瓣存在反流的患者比例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植入时间(OR=1.000,95%CI 1.001～1.003;P=0.013)和高脂血症(OR=2.024,95%CI 6.728～22.360;P=0.022)可能是三尖瓣反流加重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存在轻度三尖瓣反流(OR=0.018,95%CI 0.049～0.133;P<0.001)可能是三尖瓣反流加重的独立保护因素。结论起搏器植入时间、高脂血症可加重三尖瓣反流,术前三尖瓣反流程度与术后三尖瓣反流加重相关,应注意随访观察。

植入型心脏电子装置无症状囊袋感染的危险因素、预后与炎症因子预测价值的分析

目的:将心脏植入电子装置(cardiac implantable electronic device, CIED)囊袋微生物培养阳性但却不合并任何临床感染症状(囊袋周围皮肤出现红肿热痛、破溃、化脓等症状可以确诊囊袋感染或CIED相关的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情况定义为无症状囊袋感染,即亚临床囊袋感染。本研究旨在探索无症状囊袋感染的危险因素、预后以及炎症因子水平与无症状CIED囊袋感染之间的关系,寻求早期识别亚临床囊袋感染的方法。方法:连续入选2011年1月至2014年10月在卫生部北京医院及阜外医院行CIED的患者一共179例(排除临床确诊囊袋感染或植入性心脏电子装置相关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留取血培养和囊袋组织培养,收集相关临床资料,相关结果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并对病人进行为期60个月的随访。在上述病人中随机抽取108例行5种炎性因子(CRP、IL-1、IL-6、MCP、PCT)测定,分析其中囊袋培养阴性组与囊袋培养阳性组的炎症因子的差异。抽取40例正常人的炎症因子与上述患者进行比较。结果:179例行心脏植入电子装置更换的患者,血培养均为阴性,所有入选患者中,囊袋组织培养结果阳性25例(14.0%)。检出率最高的致病菌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共17例(76.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男性(P = 0.001, OR = 14.001, 95%CI: 2.825~69.401),术前三月内抗生素使用大于10天(P = 0.002, OR = 27.935, 95%CI: 3.446~226.437),服用抗血小板药物(P = 0.008, OR = 3.761, 95%CI: 1.406~10.058)为无症状亚临床囊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囊袋培养阳性组随访期内有4%的患者(1人/25人)因囊袋感染返院清创,阴性组无人报告临床囊袋感染。CIED更换患者的炎性因子的数值(CRP、IL-1、IL-6、MCP、PCT)明显高于正常人对照组(P = 0.001),囊袋培养阳性的患者与囊袋培养阴性的患者的炎性因子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剔除基础疾病后的亚组分析中,CIED更换患者的炎症因子仍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囊袋培养阳性与囊袋培养阴性的患者之间炎性因子仍未见显著差异。结论:临床上无感染表现的CIED植入患者中,无症状囊袋感染发生率约14.0%,其独立的危险因素是男性,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药物与术前3月内使用抗生素大于10天。无症状囊袋感染的患者迟发临床囊袋感染的几率为4%。CIED更换者的炎性因子整体水平明显升高,提示患者可能处于炎症反应激活的状态,但利用炎性因子检测协助诊断CIED亚临床感染目前证据尚不充分。

植入型心脏电子装置感染的危险因素和预防进展

随着植入型心脏电子装置手术量的增加,植入型心脏电子装置感染问题愈加引起重视。尽管花费逐年上升,病死率仍较高。植入型心脏电子装置感染重在预防,现从患者相关、操作相关及装置相关的角度综述植入型心脏电子装置感染的危险因素以及近年来预防手段的新进展。

1例心内植入型电子装置囊袋感染及电极拔除术中护理配合

近年来随着适应症的拓宽和适用人群的增加，心内植入型电子装置（cardiacimplantableelectronicdevice，CIED），包括起搏器、埋藏式心脏转复除颤器（ICD）和心脏再同步化治疗（car—diacresynchronizationtherapy，CRT）的植入数量持续增多，

植入心血管装置的患者接受MRI检查后是否需要除颤阈值检测?

目前，对植入心血管电子装置（CIED）的患者行MRI检查尚未获得美国FDA的批准。近期的研究表明MRI是CIED患者的一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禁忌证。最近，美国心脏学会（AHA）已经建议植入心律转复除颤器（ICD）的患者接受MRI检查后进行除颤阈值检测（DFTT）。

用超声波向植入型电子装置传送控制信号的方式

用超声波向植入型电子装置传送控制信号的方式１传送方式的选择１．ｌ载波的选择通过导线向体内传送信息的载波，一般可考虑的是电磁波和弹性波。１．１．１电磁波在治疗与诊断上不仅使用电磁波，而且还用电磁波从体外控制体内的植入型机器，但在其频率范围内，由于电磁波...

血浆ⅡA分泌型磷脂酶A2在心血管疾病及支架术后再狭窄中的作用

炎症因子在冠心病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炎性反应在冠状动脉支架术中及术后再狭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ⅡA分泌型磷脂酶A2作为一个急性时相反应蛋白,能水解磷脂产生致炎因子前体物质,可能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心血管疾病独立的风险预示因子。本文就ⅡA分泌型磷脂酶A2与冠状动脉支架术后再狭窄的关系作一综述。

植入性心脏电子装置术后心房颤动的一些临床问题

脉冲发生器对心房颤动(简称房颤)的识别可靠、全面、可信;心房起搏本身可减少慢-快综合征患者的术后房颤的复发;起搏器的内置程序及心房起搏部位对预防阵发性房颤有一定作用;心脏再同步化起搏(CRT)术后尽量维持节律治疗,房颤后双室起搏比例降低,脉冲发生器的算法对提高真正双室起搏比例效果有限,房室结消融可以确保双心室起搏;埋藏式心脏转复除颤器(ICD)及CRT+除颤(CRTD)术后尽量维持节律控制,降低房颤时心室率,给予负荷量β受体阻滞剂,开启鉴别房颤的程序;CRTD患者如发生持续房颤,应行房室结消融以保证双室起搏并避免误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