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理论视角下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与必要条件分析法

新创企业竞争优势是战略管理和创业的共享研究主题。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某种特定理论视角,关注单个或几个前因条件的净效应。基于此,整合企业家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以187家新创企业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和必要条件分析法,剖析个体与组织层次的4个前因对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表明,单个前因不构成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存在3种产生高水平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路径,即企业家精神与企业资源协同驱动型组态、资源主导下的企业家精神促进型组态、资源主导下的动态能力促进型组态;存在3种产生非高水平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路径,且与高水平新创企业竞争优势实现路径存在非对称性关系;企业家精神与动态能力在产生高水平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组态中互为替代关系;而在动态能力和资源拼凑均缺失时,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资源的匮乏均可引致非高水平新创企业竞争优势。为实现高水平新创企业竞争优势,创业者应将创业当作事业,注意创业前与创业中各类资本的积累;新创企业应充分注重对现有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积极培育动态能力;政府则需要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好政策“落地”;失败并不一定是成功之母,创业者不能依靠失败的创业经验反向推导高水平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原因,新创企业需要根据情况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竞争优势获取路径。

人才生态环境促进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实现路径——基于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的研究

针对如何基于城市发展差异协同人才生态环境内部各要素关系、营造良好人才生态环境,更好地促进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问题,鉴于现有相关研究侧重分析单个要素与科技人才集聚现象之间的净效应及忽略人才生态环境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及要素组合的复杂影响,基于人才生态环境理论,以中国36个城市为案例,运用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人才生态环境中各要素协同驱动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实现路径,从整体上揭示人才生态环境与科技人才集聚现象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为城市制定科技人才引用育留政策提供实践参考。结果发现:(1)单一人才生态环境要素并不是实现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的必要条件,但是构建优质科技创新环境在其中发挥比较普适的作用;(2)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是由人才生态环境中多要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等效结果,可由4种人才生态环境驱动实现,分别为经济★科创★文教均衡驱动型、科创★服务双重驱动型、经济★科创双重驱动型、宜居★服务双重驱动型;(3)有3种城市人才生态环境会抑制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分别为经济★服务抑制型、经济★科创★服务抑制型、科创★宜居抑制型;(4)中国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主要形成了以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经济圈的东部城市群为中心,以中西部城市群为外围的空间集聚格局。

企业家资本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与必要条件分析方法

企业家资本是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为探究企业家资本不同形式及其协同作用与高水平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115家新创企业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与必要条件分析(NCA)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企业家资本不同形式及其组态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企业家资本条件具有“多重并发”“殊途同归”的特点,单一形式的企业家资本不能构成高水平新创企业绩效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存在两种引致高水平新创企业绩效的企业家资本组态,分别是企业家经济资本协同型组态、企业家心理资本协同型组态,且企业家经济资本与企业家心理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存在两种引致非高水平新创企业绩效的企业家资本组态,一种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均缺乏的组态,另一种是企业家经济资本水平高,但人力资本、心理资本匮乏的组态;企业家资本组态与新创企业绩效具有因果非对称性,引致高水平新创企业绩效条件组态的反面并非引致非高水平新创企业绩效的充分条件组态。为实现高水平新创企业绩效,企业家应根据自身资本状况,有针对性地积累不同形式的资本,而非仅重视某一种形式资本的积累;充分重视企业家人力资本、心理资本等内在资本,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多学习借鉴创业企业成功经验,探寻高水平新创企业绩效之源,而非仅重视对失败经验的总结。

“技术—组织—环境”因素联动对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基于TOE框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与必要条件分析

数字创新作为数字经济的源头活水,已成为催生新动能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如何优化企业数字创新机制及提高数字创新水平是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但以往研究多强调单一前因对数字创新的“净效应”,较少以整体框架探究技术、组织与环境因素影响数字创新的复杂因果机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前因间的联合效应。为进一步探索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促进数字创新实践,以互联网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沪深A股上市的20家互联网企业为案例样本,基于TOE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与必要条件分析方法,探寻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层面五个前因条件对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单个前因条件不构成引致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必要条件;(2)存在4条产生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可归为技术与环境协同的大数据能力赋能型(H1)、技术与环境协同的创新能力支持型(H2a)、技术与环境协同的大数据能力与创新能力联合支持型(H2b)、吸收能力与数字化情境双轮驱动型(H3);(3)存在4条产生非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且与高水平数字创新组态存在非对称关系。

组态视角下共享制造平台用户活跃度提升的多元路径——基于TOE框架的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加快培育共享制造模式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共享制造平台在整个共享制造系统中扮演着供需对接的关键角色。实证研究发现,技术、组织、环境三方面的任一因素均不构成共享制造平台高用户活跃度的必要条件,但是来自政府、行业协会和金融机构等的外部支持在实现平台高用户活跃度上发挥着普遍性作用。提升共享制造平台用户活跃度有三条等效路径,包括规模驱动下的外部支持型、整合内部资源与争取外部支持的双轮驱动型、安全可信机制保障下的外部支持型。其中,强有力的外部支持是三种组态共有的核心条件。此外,平台用户活跃度的因果关系具有非对称性,即产生高用户活跃度的组态对立面并不能导致非高用户活跃度。

必要条件分析方法的介绍与应用:一个研究实例

必要条件分析关注的是能够产出或促成特定结果的因素,且这些条件因素对于组织决策至关重要,往往是组织中产生某种特定结果的必要条件。基于此,Dul提出了一种基于识别和检测数据中必要非充分条件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在对必要条件分析方法(NCA)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回顾的基础之上,对该方法进行系统详细阐述,并以人力资源管理中平台型领导个性对员工绩效的必要性分析为例,对这一方法的具体应用予以展示。最后,对该方法所具有的局限性予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在管理学领域中的运用予以展望,以期增进国内学者对这一新方法的认识与了解,为国内管理学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思路与操作工具。

城市营商环境优化的生成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田野调查和QCA的多重分析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完善政府体制机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然而区域营商环境影响要素和条件组合有待进一步挖掘与分析。基于西南某省9个地市的田野调查,提出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资源—能力”整合性分析框架,以我国10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结合必要条件分析(NCA)和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究优化营商环境的生成逻辑和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单一制度、资源或能力要素不构成营商环境优化的必要条件。从条件组合看,制度、资源和能力要素相互依赖,4种组态形成高水平营商环境,分别为资源支持下的政策和政企联动型、制度和资源双向引领下的数字政府驱动型、制度和能力双重协同下的财政资源推动型、能力主导下的资源驱动型。分析表明,8种组态会产生非高水平营商环境,从而解释部分城市营商环境未达到高水平的主要原因。

数字经济背景下物流企业竞争优势提升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在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数字经济背景下,为缓解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匮乏、发展滞后等问题,本文采用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两种方法,基于TOE理论框架,探讨数字技术资源、组织动态能力、物流服务生态环境3个层面因素如何影响物流企业竞争优势。研究发现,存在“数字生态构建型”“传统借力发展型”以及“内部专攻引领型”3种引致高竞争优势的组态路径;引致非高竞争优势的组态路径共有3种,分别为“发展失衡型”“内外皆失型”“盲目从众型”,且与高竞争优势路径存在非对称性关系;物流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在产生高竞争优势组态路径中发挥关键作用,而创新能力低下的物流企业则较容易导致非高竞争优势路径的形成。

养老机构入住率的多元供求驱动机制研究——基于NCA和fsQCA的双重分析

入住率是反映养老机构服务品质、养老服务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运用必要条件分析方法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重庆市38个区县养老机构入住率形成的多元供求驱动机制,结果显示:在入住率普遍偏低的背景下,不同地区养老机构入住率的形成机制不同,可将其归纳为以失能老人为核心的机构养老服务需求与综合照料服务供给协同形成的“传统型”高配供求驱动机制,以及以高水平养老资本为保障的机构养老服务需求与高水平医疗保健服务供给协同形成的“医养型”高配供求驱动机制,且后者更有可能产生高入住率。基于此,建议提高机构人员配比,逐步提升养老机构医养融合服务的供给能力,增强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以及提升其机构养老服务购买能力。

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中小制造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TOE框架,结合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从整体视角深入探索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的6个前因在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组态效应。通过对114家中小制造企业数据的分析发现:(1)中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多个前因协同作用的结果,单个TOE因素不构成中小制造企业高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2)导致中小制造企业高数字化转型和非高数字化转型的TOE前因组态分别有3个,且中小制造企业的高/非高数字化转型前因具有因果非对称性;(3)各组态间存在替代关系,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4)高创新能力是中小制造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而良好的区域数字基础设施也有助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果为中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驱动机制提供了更细粒度的解释,同时也能为中小制造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TOE框架下我国省域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组态分析——NCA与fsQCA方法相结合

发展低碳农业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探索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联动效应是发展低碳农业的必经之路。为厘清我国省域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复杂因果关系,本研究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构建了我国省域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核算201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和西藏)农业碳排放总量,并将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相结合对2017年我国各省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展开组态分析。结果表明:1)单个因素并不是实现农业低碳排放的必要条件,只有技术、组织和环境三方因素相互促进才能实现农业低碳排放;2)驱动农业低碳排放的影响路径可总结为3条:机械主导型、机械-结构协同型与结构-环境协同型,由此可见,各省农业低碳发展呈多元化驱动路径;3)导致农业非低碳排放的影响路径可总结为两条:机械-结构缺失型和机械-环境缺失型。综合农业低碳排放和非低碳排放的影响路径来看,农业机械化、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环境规制是影响农业碳排放的关键因素,若对其充分利用或持续优化,一定会对发展低碳农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扩充了TOE框架的使用领域,研究结论为我国各省发展低碳农业提供了多元化的驱动路径。

嵌入性视角:高职国际化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与关键路径——基于NCA与fsQCA的实证分析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基于此,以嵌入性理论为基础,构建“认知—制度—资源—关系”多重嵌入分析框架,使用必要条件分析法(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省域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进行组态分析。必要条件检验发现:高职国际化水平提升是多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认知嵌入是高职国际化驱动的必要性条件;等效组态分析发现:高职国际化发展呈现为认知—资源协同驱动型、认知—关系互动助推型、资源主导支持型三类模式;区域比较结果揭示:超越对资源嵌入的依赖并强化认知嵌入的作用是推动国际化进程的关键策略。为此,建议东部地区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以“提质培优”为发展方向;资源禀赋较弱的中西部省份多点着力,关注“提质扩容”,依托地方特色发展高质量的高职国际化。

什么样的长效机制政策组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基于NCA和fsQCA的实证分析

什么样的政策组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房地产长效机制研究的重要问题。使用NCA和fsQCA方法,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分析了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政策组态。研究发现:(1)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单一政策与工具,不构成“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目标的必要条件;(2)中央层级的政策组合重在产业主导下的稳定逻辑,旨在为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塑造稳定的产业发展环境;其中,4种政策组合可以实现房价稳定,包括分别依托收入分配与立法的考核目标与货币政策驱动型、立法驱动型、财政货币政策驱动型;3种政策组合可以实现地价稳定,包括依托立法的财政货币政策驱动型、改革逻辑下的考核与收入驱动型、依托收入分配的财政驱动型;(3)地方层级的政策组合重在结构主导逻辑,所有政策组态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政策主导的逻辑特征;其中,4种政策组合可以实现房价稳定,均为财税土地驱动型,分别依托住房制度、信贷政策、住房制度和信贷政策、宏观审慎政策;5种政策组合可以实现地价稳定,包括依托宏观审慎的财税驱动型、依托土地供给的信贷财税驱动型、依托财税信贷的住房制度驱动型、依托财税信贷和宏观审慎的住房税收驱动型、依托财税信贷和土地供给的住房税收驱动型。研究为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进一步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提升政策组合效率,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

如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模式对我国绿色发展至关重要。以环保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如何联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表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党员高管对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普适作用;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叠加驱动型、全维度协同驱动型三类创新模式可以实现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非高绿色创新绩效路径为两条,与高绩效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存在高度一致性,并在特定条件下,空气污染与未吸收冗余在驱动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中存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提供新洞见与有益启示。

健康老龄化服务效能何以提升?——基于NCA与QCA的混合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探究提升健康老龄化服务效能的有效路径,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竞争优势理论构建健康老龄化服务效能驱动路径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并利用全国宏观发展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通过必要条件分析(NCA)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究健康老龄化服务效能提升的多重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健康老龄化服务效能的提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与财政能力是提高健康老龄化服务效能的必要条件,对于提升健康老龄化服务效能具有广泛价值;四条等效路径实现了健康老龄化服务效能的提升,包括全面发展型、多元合力驱动型、政府主导逻辑中的要素驱动型以及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型。

中小企业环境责任缺失形成机制研究——基于NCA和QCA的组态分析

选取34个典型企业的环境事件案例,用必要条件分析法和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导致中小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关键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研究发现:①环境自律机制混乱与缺失是引发中小企业环境责任缺失的核心条件.②中小企业环境责任缺失存在3种前因组态,即道德舆论-组织控制型、强制监管-组织控制型和强制监管-经营理念-组织控制型.③政府、社会化群体和企业作为3个独立机构相互作用,包含企业的任意两方出现问题均会导致不良结果.④强制性监管效能低下的情境下,社会化监督难以对中小企业环境履责产生有效干预.

数智驱动背景下全域产业数据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基于非对称创新理论的组态分析

[目的/意义]全域产业数据治理是实现整体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高水平产业数据治理能力能够有效释放数据效能,提升数据价值,从而赋能产业发展的新业态与新模式。[方法/过程]本文基于非对称创新理论构建“制度—市场—技术”三维框架,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和必要条件分析(NCA)相结合的方法,从组态视角对数智驱动背景下全域产业数据治理能力提升路径展开研究。[结果/结论]我国各省级政府的全域产业数据治理能力水平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集聚辐射效应。资金投入强度是数智驱动背景下全域产业数据治理能力的关键瓶颈。存在5条提升全域产业数据治理能力的路径,为其他要素基础相似但全域产业数据治理能力不高的区域提供了“殊途同归”的路径借鉴。

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的多元组态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洞悉有机农业发展的多元驱动路径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组态理论,以中国省域有机农业发展为案例,综合运用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通过探讨市场环境、资源禀赋、组织条件和政策制度的多重因素对区域有机农业发展的联动效应,揭示有机农业发展的多元驱动路径。研究表明:市场环境、资源禀赋、组织条件和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多重因素并发联动形成了有机农业发展的多元条件组态;存在4条驱动有机农业发展的差异化路径:政策主导组织助力型、市场和组织双轮驱动型、认证和组织叠加带动型以及认证带动资源优势型。3种导致非高有机农业发展的条件组态均指向有机认证和产业化组织促进有机农业发展的显著效应。因此,研究认为积极推动有机产品认证、发展产业化组织、加大政府正向激励是促进有机农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建议,此外各地应根据自身特点和资源禀赋选择有机农业发展的差异化路径。

体育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基于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的组态分析

为探究体育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提升体育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以2021-2022年收录的14种体育学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为案例,结合必要条件分析(NCA)与定性比较分析(QCA)两种研究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各传播要素对体育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传播的影响机理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推送内容是产生体育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高质量传播效果的必要因素。(2)3种驱动机制可以产生高质量传播效果,分别是客体驱动型、内容-客体双驱动型、主体-内容双驱动型,且与产生非高质量传播效果的3种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3)读者群体具有重要的二次传播作用,而体育期刊主体的学术影响力则对其微信公众号的传播具有一定辅助作用,微信公众号建设的完善程度可以对体育期刊主体的学术影响力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

颠覆性技术创新何以驱动装备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

颠覆性技术创新已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摆脱对外依赖,实现智能化转型的重要路径,但通过颠覆性技术创新实现智能化转型的内在机理却不甚清晰。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挖掘和对实际案例的分析,从技术颠覆、技术应用和组织保障层面出发,凝练出二元组织结构等6个影响基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企业智能化转型关键因素,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综合运用NCA和fsQCA方法,以20家装备制造企业为样本,探究颠覆性技术创新驱动装备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和组态路径,结果显示:①二元组织结构是装备制造企业通过颠覆性技术创新实现智能化转型的必要条件;②存在技术轨道跃迁型和场景创新应用型两条智能化转型实现路径;③在特定条件下,因素“技术跃迁”与“场景创新”之间,以及因素“行业间技术合作”与因素组合“场景创新缺乏、超前布局战略”之间存在互替性关系。研究结果不仅厘清了颠覆性技术创新驱动装备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的内在机理,而且为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实施智能化转型提供了路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