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供销合作社修志的志名问题

各地供销合作社编修的志书 ,采用的志名不统一 ,提出用《供销合作社志》志名进行规范 ,因为它反映了供销合作社自身特点 ,符合我国供销合作社的内涵及质的规定性。

出土碑志与敦煌文献的互证——以《阴叔玉墓志》与P.2625《敦煌名族志》为中心

外地出土的敦煌相关碑志,一直是敦煌学界关注的研究重点。近年出土于西安的阴叔玉墓志,志主称武威郡人,实为敦煌人士。其人虽不见于传世典籍,但在敦煌文献P. 2625《敦煌名族志》、莫高窟壁画题记等材料中均有记载。阴叔玉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初唐时期敦煌地区明经擢第的唯一一人,他在开元年间任邢州平乡县尉,后来定居长安,死后葬于高阳原。通过对该墓志与敦煌文献的综合比对,能够为判定P. 2625的抄写时代、莫高窟第217窟始建时间等,提供新的佐证。

提升中国名镇志、中国名村志丛书质量探究

实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重要举措,也是展示改革开放成果,全面、翔实记录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措施,还是引导全国乡镇志、村志编修科学发展,培育爱乡、爱国情怀的重要途径。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从编纂阶段就要把质量放在首位。志书的质量不仅取决于原稿的编纂质量,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编辑对书稿的审读、编辑、加工,对提升志书质量也至关重要。文章从编辑出版了多批中国名镇志、中国名村志丛书的实际出发,探究提升中国名镇志、中国名村志丛书质量的方法。文章立足于内容编纂、志书出版规范细节、图片的选取三个大的方向,从特色篇目的设置、人物记述的规范要求、大事纪略中常见问题与解决、凡例中指导思想的表述、史实性问题、行文的记述要求、书稿中的统计数据、图片的质量及需要注意的事项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从编辑出版角度提出了解决办法和建议。文章不仅是对以往工作的思考与总结,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出版更多高质量的中国名镇志、中国名村志丛书,有助于中国名镇志、中国名村志丛书在保护和传承地域文化、乡土文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敦煌写本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撰写时间和张氏族源考释

本文经过对《敦煌名族志》内容研究考订,结合《新唐书》、《旧唐书》进行研究,认为《敦煌名族志》撰写时间是开元十一年到开元十五年之间,敦煌地区的张氏来源主要有清河、南阳、安定和江东,主要部分是南阳和清河,从唐朝初年,吐鲁番地区已经将南阳与清河混为一起,张淮深封爵南阳郡开国公之后,很多清河张姓改称郡望南阳。

秩序的确立:《新安名族志》的编撰与意义

本文通过解读《新安名族志》力图揭示传统徽州社会对秩序的重视。确立秩序的主要依据是文化背景和官秩,这使徽州社会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徽州商人亦秉承其文化精神在中国商业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新安名族志》的编撰过程体现了立序标准的确立、立序主体的作为以及该志的文化内涵。

晚清知识、观念及其叙事转型——基于贵州五府名志星野志的考察

伴随着知识及受所支撑的观念的变化,道咸之际,中国地方志看似成熟稳定的表达范式发生了相应的调整与改变。贵州五府名志的星野叙事体现出当时方志书写中存在的旧学接纳新知、新知瓦解旧学的过程。晚清方志叙事的转型表明,清末民初近乎断裂的传统与现代之争,实际上仍有其相对延续的知识与观念前提。

《新安名族志》的编纂过程与版本

对于《新安名族志》的编纂过程 ,日本多贺秋五郎和郑力民都曾经作过探讨 ,但不少问题仍然模糊不清。经过对各版本和相关资料的分析 ,本文认为 ,该书的编纂过程为 :元代陈栎曾经有过一个未予“梓布”的《新安大族志》 ,到明代中叶 ,郑佐和洪垣将其刊刻 ;叶本静、汪孟、戴廷明等人以 10年的时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采辑、编纂的工作 ,完成了《新安名族志》 ,于嘉靖二十九年刊刻 ;程尚宽认为这个本子还不够完善 ,又进行了“续补” ,增补了大量的内容。该书的版本 ,据调查有 12种 ,分为 2册、4册和 8册装三种 ,4册本和 8册本是程尚宽“续补”后的刊本 ,2册本大多则是戴廷明等人编纂的本子 ,但几种本子都有增删的情况。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和宗旨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与徽州宗族的繁荣是分不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宗族制度的严重冲击以及徽州宗族统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徽州宗族统治者编纂《新安名族志》的宗旨，不仅仅是“明本宗，纪世系”，更重要的是为了纠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风俗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宣扬和加强封建纲常，以便形成一个尊尊亲亲、雍雍睦睦的社会人际关系，巩固封建宗族制度，加强封建宗族统治。

关于《中国名镇志丛书》《中国名村志丛书》编修的思考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出台和国家对文化事业的关注,以及基层文化的觉醒,促使修志向社区、乡镇、村延伸,乡镇村志编纂迎来了勃发的季节。《中国名镇志丛书》《中国名村志丛书》的适时推出,既符合志体,秉承了乡镇村志编修的本意,又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是普及方志、拓展读志用志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传统方志文化走向世界的有益探索。

52部中国名镇名村志稿点评与思考

本文对中国名镇志丛书、中国名村志丛书学术委员会评审的第三批30部名镇志和第二批22部名村志共计52部志稿,从志书冠名、编职署名、照片摄制、概述创新、体裁设置、艺文汇编、资料运用、图文版式、语言表述、后记文风十个方面进行点评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的乡镇、街道志编纂探究——以广州市为中心

广州地区素有编纂乡镇志的传统,2016年和2018年又先后推进9部南沙区镇街志、30部广州市名镇名街名村志编修工程。笔者拟以广州市为中心展开研究,梳理改革开以来广州乡镇、街道志的编纂历程,并从基础数据、编纂模式、编纂内容三个维度归纳出乡镇、街道志编纂的主要特征;最后提出编纂的三点启示:坚持依法治志,将乡镇、街道志纳入法制化轨道;坚持质量建设,打造勘存勘鉴的乡镇、街道志;坚持守正创新,推进乡镇、街道志开发利用。

晚清地方志的中药材记述及其价值——以贵州五府名志为中心

贵州五府名志是晚清贵州地方性知识及其价值观念的集中表达,也对当代地方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提炼乡土经验有重要参考价值。五府名志对地方药材的记载,为地方种质资源开发保护、中药材炮制及药用和推广种植技术提供了重要线索与经验参考。

试述名镇名村志编纂与镇村发展

名镇名村志的编纂不同于一般镇村志,需要以发展观的理念,打通志书文本与镇村发展现实,把握乡村发展的历史逻辑,从“名”与“特”的形成揭示名镇名村内在发展的路径,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提供文化滋养和智慧支持,为镇村建设的路径、方法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提供借鉴。通过编纂名镇名村志,可以提升名镇名村的文化品牌,强化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意识。

全媒体江苏名镇志的理念与实践——《东山镇志》《新坝镇志》试点报告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实施的全媒体名镇志编纂工程,在抢救保存传统的镇村文化的同时,改变以文字记述为主的传统方式,把音视频、图片与文字等量齐观,以全媒体传播理念宣传推介名镇名村文化、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使之成为有声书、立体书、动态书,真正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一崭新的编纂实践开创了全国方志编纂改革的先河,引领了全国全媒体志书编纂出版的新潮流。

历史文化特色名镇志的安仁样本

《安仁镇志》是第四批中国名镇志中的历史文化特色名镇类型的样本。该志抓住民国时期安仁籍军阀和川军群体以武崛起和当代文旅兴镇的历史特点,重点突出中国博物馆小镇、民国公馆群等特色“自选篇目”;同时立足保护乡土文化,侧重挖掘安仁籍川军出川抗战等抗战文化、公馆菜等有地方特色的风土人情;在资料挖掘方面通过田野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破解乡镇修志资料的不足;较好地处理敏感的重要历史人物和敏感事件的记述,并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方面做出探索。

《名山茶业志》评介

名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的盆周丘陵，坪岗相连，海拔580-750米，蒙山极峰1456米。“东临蒲江，西靠雅安，南接丹棱、洪雅，北壤邛崃，幅员面积614．27平方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属中纬度内陆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土壤非常适宜种茶”。

浅议《新安名族志》中有关“章姓”的差错

《新安名族志》是一部研究徽州氏族文化的重要工具书之一。但是,其对"章姓"的记述却有重大差错。《新安名族志》之史料,源于各地族谱,但族谱凡涉及人,都遵循"昭穆有序,长幼不乱"的原则。可是,"亦多显者"却乱了规矩,显然不足取。

编纂城市名街志的思考

编纂城市名街志具有繁荣方志事业、服务社会发展需要的现实意义 ,其编纂方式一种是类似政区志的“小而全”模式 ,一种是“求名求特不求全”模式。

《同治上海县志》编纂体例和文献价值探究

《同治上海县志》以《嘉庆上海县志》为蓝本,体例继承创新于《嘉庆上海县志》,门类设置突出上海地情与人文环境,时代特点鲜明,内容丰富翔实,是研究上海古代、近代史不可多得的地情文献。该志内容有待进一步挖掘考辨,以充分实现其文献资料价值;编纂特色对于新方志编纂亦具有借鉴意义。由于历史局限等原因,《同治上海县志》存在内容讹误以及其他缺陷,但综合探究该志仍无愧为清代名志。